【浅析说服艺术中的非语言符号体系的重要性】 体系管理的重要性
发布时间:2020-02-14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摘 要]传播的最基本的形式之一便是“说服”。历史上,当一个人想要说服他人的时候总是选择恰当的方式,但我们多数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所讲的道理往往基于语言的方式来进行说服,以期达到他人态度改变的目的。说服被定义为“通过语言传递某种信息而使信息接收方产生态度的改变”。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语言对说服他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语言具有澄明又遮蔽的双重特性,一方面语言是人存在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又因语言的局限性而构成人类存在的“牢笼”。以往的研究中往往重视语言在说服方面的威力,而恰恰忽略了非语言符号系统的说服效果。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古典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文本分析来探讨非语言符号(譬如,动作、形象、表情、场景、意境等)在说服过程的应用与效果。
[关键词]说服 意境 语言符号 非语言符号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09(2010)07-0110-03
说服在当今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重大的突发性事件的解决,还是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微小之处,说服在人类解决问题时都显得越来越重要。本文旨在从中国古典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寻找中国社会和传统生活中的说服艺术,故作此文以求探析。?
一、如椽之笔,塑造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并没有简单地陈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而是对其进行再创作,经过艺术加工细腻地刻画了人物形象,人物富有个性和立体感,是我国历史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在实际的说服过程中,说服者的“形象”往往会对被说服者产生意想不到的重要效果,即我们经常提到的传播学中信源的可信度。
“人的外表是表现内心的图画,相貌表达并揭示了人的整个性格特征”。《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为读者对人物忠奸、良莠的前期角色定位起了铺垫的作用。每一个人物出场的外貌描写就决定了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三国演义》第一回就提到了刘、关、张的出场。对于刘备,作者写道:“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的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寥寥数语描写就给读者留下了刘备“仁厚爱民,实乃汉家之贵胄”的印象。这种先验论对读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最终让读者接受了“刘系汉家之正统,曹实乃汉贼”这一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对张飞的描写更是兼具形神:“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视如奔马”。张飞嫉恶如仇、粗豪爽直的性格特征一览无余。小说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中,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把隐于卧龙的诸葛孔明与山野村夫的形象截然分开。
而对曹操的描写,作者显然站在了另一个角度上。例如对曹操在小说中的第一次出场作者即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之言概括,从而使其奸雄的形象便定格在读者心中。作者是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通过“辱骂法”,即给某种思想或事物加上一个不好的标签,使我们在不检查证据的情况下即对曹操产生了拒绝或排斥的思想,从而对曹操进行了角色定位。通过“光辉泛化法”即将某事物与美好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使人们不经证实便接受或赞同这一事物,对以刘备为代表的蜀汉集团进行了形象定位。
《三国演义》毕竟不是历史的再现,而是小说的创作。这里面就必然包含着作者个人的价值标准,即拥刘反曹。此外该书无非在宣传“忠孝节义”的封建思想,暂且不考虑这种思想的正确与否,单纯地来看作者的说服效果还是很见成效的。这种思想影响了历朝历代,甚至今天还影响着我们绝大多数人。作者通过对人物外貌的描写,达到了说服读者接受其观点的效果。而这种说服是通过人物外观,并不是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说服受众的。陈寿《三国志》中的曹操是“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通过非语言符号的说服,主要是外貌和动作的描写,使得曹操的操行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屏蔽了,而夸大了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成为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形象最终战胜了实质,正是非语言符号的说服在其中功不可没。?
二、动作语言,说服中的潜移默化?
“人总是要讲话的,如果他不用嘴讲话,那么,他便会用指尖讲话”,弗洛伊德的这句话精妙地道出了动作、姿势在人际传播过程中的巨大的作用。人在进行交流和某些行为的同时,也伴随着肢体语言。这种肢体语言往往是无意识性的,而我们往往称这种无意识性为无自制性。正是这种无自制性更能体现出人物内心的真实感受,这种非语言的肢体语言在说服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三国演义》里面不仅仅有宏观的战斗场面,更有微观的打斗镜头。最经典的莫过于第五回中“破关兵三英战吕布”,描写很是精彩。张飞“倒竖胡须,挺丈八蛇矛,飞马大叫。”“云长见了,把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来夹吕布。”“刘玄德掣双股剑,骤黄鬃马,斜刺里也来助战。”一“挺”、一“拍”、一“掣”,这些肢体动作不仅刻画出三人的英勇神武,更体现了首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中三人盟誓的“同心协力,救国扶困;背义忘恩,天人共戮”的誓词。同时使得古代仁义道德中的“义”的概念深入人心。罗贯中作为传统的封建文人不可能摆脱当时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同时又希望把这种思想发扬光大。然而罗贯中并没有单纯地枯燥说教,而是恰如其分地通过这一角斗场景将其植入读者的内心,把自己的那种思想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文学作品中。显然这种说服要比赤裸裸的说教效果要更好。
一般来说,体态符号既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与语言并用,在语境形成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交合运用,才使得全书气势恢宏,结构严密精巧,故事生动。而说服的目的无非就是说服者希望别人接受自己的信息而产生的态度改变,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在这方面是成功的。我们重视语言符号的劝服,更不能忽略非语言符号说服对于说服者和被说服者的作用。?
三、意境设置,通过设置场景感染受众?
《三国演义》中不乏大的战争场景,正是这种写实的战争场景营造的氛围,使得大家沉浸在这种虚构的真实中。在当时书籍是一种最有效的信息传播的媒介。罗贯中对几大战争场景的描绘形成了一种气场,套用传播学者清水几太郎的“拷贝”理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大众传媒的大量生产和提供,相对于如今的信息时代而言,当时大众获取的信息的途径是相当单一的。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而言,当时的受众更可能会被“拷贝”理论所控制。罗贯中描写的战争场景如此气势恢宏,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的非专业人士也会把这种场景看作“真实的历史”。
譬如,第三十回“战官渡本初败绩”,袁绍大败,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三国演义》中另一处重要的战争描写也颇为经典。曹操统一北方后,于建安十三年(208)欲统一南北,率领水军伺机吞并荆州、益州和东吴。然此时,刘皇叔“三顾茅庐”已得诸葛孔明,孔明隆中决策,分析天下大事。孙刘联军夏口部署,溯江迎击曹军,两军遇于赤壁。曹军不习水战,将战船以铁索首尾相连,形成连环之势。孙刘联军任周瑜为大都督,用火攻大败曹军。曹引军撤离江岸,逃至江陵,经华容道溃至北方。正是罗贯中描写战争场景的过人本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把自己定位其中,体验这种虚拟的真实,用罗贯中在艺术作品中创造的形象去替代本质。然而历史的本源未必如罗贯中所描述的恢弘的战争场面一样,他所进行的描述只是一种文学创作。
著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曾经指出,语言符号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传播活动的全部意义,交流的所得,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语境。语境就是我们传播学中的传播情境,而这种传播情境会形成符号本身不具有的新意义,并对符号本身的意义产生制约。罗贯中正是通过设置情境,让受众感受其中,从而达到说服的目的。显然这种情境塑造在说服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人们对《三国演义》的口耳相传中,作者把他所倡导的典型的儒家思想――王道与仁政,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植入读者的心中,而《三国演义》中的一大部分虚构故事情节都是为表现这种思想服务的。这使得绝大多数读者都是站在尊刘贬曹的立场上,以刘备为汉室正统,以曹操为朝廷之贼。这种思想造成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可见这种说服的艺术显然要比单纯的说教更加具有思想性、文学性和艺术性,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受众的固定成见。
在说服过程中,我们往往强调语言说服,而对非语言符号体系关注程度不够。《三国演义》中作者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艺术再现,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读者。我们不排除这部小说所运用的通俗化了的文言已具有口语的成分,能达到雅俗共享的效果。人物外貌逼真的塑造给读者先验的角色定位,逼真的动作描写突出了人物的性格特点,意境、场景的设置创造的那种宏大的气场使得绝大多数受众按照作者的编码意图混淆了历史和小说演义之间的界限,达到了受众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忠、奸、善、恶,按照作者的编码意图进行解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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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玉刚?中国文学史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明〕罗贯中?三国演义[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4]〔美〕沃纳•赛弗林,〔美〕小詹姆士•W•坦卡德著,郭镇之等译?传播理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收稿日期]2010年5月12日
?[作者简介]刘雪伟:辽宁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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