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坛怎样才有救？

　　早已是公开秘密的中国足坛“假、赌、黑”问题终因司法介入渐白天下。短短几天内,至少已有包括中国足协官员范广鸣、广州市足协原秘书长杨旭等大批涉案人员陆续进入侦办范围。
　　警方断然出击自是大快人心。长期以来,背负全国球迷殷切期望,以及坐享中国经济丰硕成果的中国足坛低劣水平不堪于闻,丑恶现象层出不穷,其由表及里、一以贯之的表现早已让人出离愤怒,真有“扫帚不到,灰尘不去”之慨。
　　除恶务须除尽,这是民众拍手称快后必然的要求。要知道,在打假除黑等大是大非、事关存废的原则问题上,根本容不得半点居间取巧的油滑作风,更不用说,早已撕下最后一片遮羞布的中国足球了。即便此番“反赌风暴”因为涉案人员过于众多,以至联赛暂时停摆(如同马来西亚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那又有何不可?
　　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对于人世间的假恶丑,如果不能从源头上找出其发生的原因并加以消除,那么,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无论怎样的重典也不可能生造出一个清明的世界,甚至有可能,该重典本身反倒因为法不责众而威仪丧尽。
　　中国足坛“假、赌、黑”现象横行不羁,追本溯源,一身兼有中国足球事业规划者、管理者、仲裁者,乃至经营者等多重身份的中国足协难辞其咎。进而言之,作为现代经济组织中的一种,中国足协从一开始就已因为目标多样、职能含混、激励扭曲、监督缺失等大量制度性缺陷而注定其后效率低下、自顾不暇。
　　足球运动是中国最早开始市场化、职业化运作的单项运动。尽管如此,原本仅应作为会员与政府中间环节的足球协会无所不包的权力范围,以及极度单向的权力来源,使中国足球自1993年以来就成了半市场化的怪胎。作为实际控制人的足协,一方面,一如改革之前,高度倾向于将其精力与资源投向政府偏好的目标,另一方面,假借改革之后实体化了的新身份,轻易取得了联赛收入最大的受益权与分配权。
　　平心而论,上述症状并非足协独有,其他行业协会多少也都有类似。只不过,足协的特殊之处在于,足协会员不能如其他行业协会会员那样“用脚投票”,也就是说,足协对于俱乐部而言是必需的,而其他行业协会对该行业企业而言是可有可无的。这种情况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俱乐部乃至俱乐部工作人员,面对明显不利于自己、甚至无法给出稳定预期的游戏规则,看重短期行为实属当然。
　　其实足协自身也是不完备体制的受害者,按照该组织前负责人王俊生的说法,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可以划分为不断倒退的不同阶段。而面对于此,足协既要承担球市崩塌的恶果,同时还要承担“国字号”球队成绩滑坡的恶果。更糟糕的是,中国足协并不具备自我更新的机制,而这一点反过来说明,唯有等待外来的、体育主管部门重新调配足协的功能、定位与目标,乱作一团的中国足坛才能真正迎来治乱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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