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干部人事管理人性假设的制度变迁与思想渊源

　　摘要：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历经了66年的政府管理体制锤炼、转型与升华，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简单的分级分部管理体制到党的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战略，展示了干部人事制度中标准人性假设与特定时代背景下干部实际人性特征从适应、冲突到不适应的发展脉络，推动着干部人事管理的改革，反映了从非人格化的理性管理提升到人性化管理模式的制度转型。未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将致力于建立一个以公平公正、灵活有弹性、人性化为价值体系的现代型干部人事制度，它将会使公务员职业化规范越来越严格、人才激励制度越来越灵活，并成为人性自利性和公共精神的制度博弈与平衡的过程。
　　关键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人性假设；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5）02-0037-08
　　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作用的产物，其形成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时代背景存在于制度表象背后，规定着行政人员某些标准化的人性特征，并成为干部人事制度的逻辑前提。虽然干部人事制度规定的标准化人性特征主导着当时的干部管理制度设计，但人事制度践行时，实际的干部人性表现可能会出现与制度设计的标准化人性相背离的现象，造成有些干部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带来民众的不满，形成治理的困境，于是原有干部人事制度中的标准人性假设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干部表现的实际人性特征的高度不适应，成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最直接动力。干部人事制度人性假设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并牵引着干部人事制度的不断改革，成为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内在驱动因素。
　　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人性假设与干部行为动机的冲突推动制度演变
　　（一）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前（1949年～1966年）基于道德人假设的干部人事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国家经济崩溃，通货膨胀严重，严峻的现实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把生产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认真抓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1952年，国内的经济形势基本恢复平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中央政府根据新中国成立前根据地的人事工作经验，以及在学习苏联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人事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建立了分级分部管理体制，对干部人事管理的具体环节如录用调配、培训、工资、离退休、转业干部安置以及大中专毕业生分配都进行了制度规定。1953年，中央颁布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建立了分部分级的干部管理体制，对机关干部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分级管理，“避免或减少了在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中的不统一的现象和在干部问题上的本位主义现象”。分部分级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是完全适应的。1957年《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中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坚决地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律、法令，遵守政府的决议、命令和规章制度，切实地完成国家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保守国家机密，树立勤俭朴素、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1964年毛泽东在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提出了选拔干部五条标准：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把违反民主集中制，不服从上级决议与命令、压制批评等行为视为严重失职行为。工资制度则由“包干制”、“工资分”发展到1956年实行统一的职务等级工资制。这个时期的干部人事制度简单规范，人性假设强调干部绝对服从上级、服从集体和奉献集体，要求干部要利他、无私，完全否定了个人利益的存在，符合道德人假设的标准人格口]。道德人基本假设在西方源起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这本名著开篇就对人的利他性进行了论述，“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的幸福而感到高兴外，一无所得”。而我国古代儒家思想也对道德人做了经典的诠释，如《论语》中提到的“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新中国成立初期道德人假设的干部人事制度虽然不完善，但让干部的思想与行为迅速统一到社会经济建设工作中，契合了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
　　然而，在阶级斗争的政治氛围中，道德人假设的干部人事制度实施得并不顺利。1950年后，全国掀起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批判、“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但这些运动背离了中共八大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脱离了社会经济与民主发展实际，无限上纲，伤害了一些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工作的知识分子，而且迫使人们说违心的话。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变得固定与僵化，不允许存在任何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在阶级斗争氛围浓烈的政府机关氛围中，干部人事制度的实施嵌套于阶段斗争的政治氛围中，干部人事制度中规定干部要无私奉献于国家经济与社会建设事业，在实施运行中却偏离了方向，转变为阶级斗争和国家建设服务，为了避免划入阶级敌人，干部行为谨慎，不敢发出任何个人的声音。干部的实际人性假设变为阶级人，阶级人假设是马克思主义基于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人性理论假设，即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本性作为人的行为动机的基本出发点，作为阶级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和阶级范畴的人格化，个人并不仅仅代表他个人本人，他是阶级的化身，有着阶级的灵魂。当然，干部人事制度中道德人假设与实际运行过程中体现出的阶级人假设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为国家建设服务、为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然而道德人和阶级人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冲突，阶级人突出的是把本阶级利益放在第一位，当本阶级利益与其他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要通过阶级斗争实现本阶级的利益最大化；道德人假设则要求每个人不仅不能有个人的利益，而且也不应过分追求本阶级的利益，而应全心全意为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服务。这种关于人性的应然假设与实然假设之间既相互融合又相互冲突的状态，使得该时期的干部制度虽在总体上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但也蕴含了驱使其变革的内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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