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大众化阶段我国非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需求及对策

　　摘 要：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我国非适龄人口的中学后教育和培训变得极为迫切。而非适龄人口的广泛入学正是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已经促使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必须转入下一阶段——后大众化。创造新的高等教育形式、以大学作为城镇化引擎根据产业分布重构院校布局、以工种或作物种类为依据完善职业资格体系、依据行业岗位重续窄口径专业教育培养模式、利用MOOCs的兴起促使独立课程市场的形成是满足我国几亿计非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需求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 后大众化阶段 非适龄人口 高等教育需求
　　“后大众化”是日本著名学者有本章教授在考察了美、日、英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过程时提出的一种解释高等教育发展新现象的理论，该理论揭示了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入学率增长（阶段年龄的横向扩大）在未达到普及化之前就出现了停滞和波动，而非传统的成人学生入学率却持续增长（入学年龄的纵向延长）。这是马丁·特罗以适龄人口的入学率为分段特征的大众化阶段和普及化阶段所不能涵盖的。于是，他将马丁·特罗所说的大众化阶段的“后期”与普及化阶段的“初期”，称之为“后大众化（post-massification）阶段”，后大众化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非适龄人口的广泛入学和高等教育系统的适应性调整与变革。虽然各国出现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现象跟本国适龄人口的减少有很大关系，但是促使高等教育变化的要素不仅限于此。对中国来说，以2008年开始18岁人口开始迅速减少为背景，出现各种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危机”论，此时我们更应该关注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产生的非适龄人口高等教育需求。
　　一、非适龄人口的高等教育需求
　　（一）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目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国家的2%，美国的1%，仅相当于国内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8和第三产业的1/4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是制约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水平提升的最大瓶颈。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与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低有极大的关系。中国现有务农群体老化严重，文化水平、生产技能、市场应变等方面多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在年龄结构上，中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老年人居多，平均年龄在49岁以上；在性别结构上，以妇女居多，65.8%是女性；在文化结构上，中国农业和农村受过高等教育人才缺乏，接受过系统职业技术教育的农民不足5%，务农农民绝大多数是初中、小学文化程度。据报道，即使是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在其700多万的农业人口中，也有90%以上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要想转变传统农业，就需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就是聚集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1]。政府已经意识到农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一环，2012年政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培养1亿有专业技能和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但是，要在中国农业人口素质如此贫乏的基础上培育大量有科技素质、有职业技能、有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是不容易的。中国急需一种新的农业高等教育形式（如同威斯康星大学建立的初衷一样）与农业发展需求接轨，将大量的“70后”、“80后”、“90后”农民培养成生产型、经营型、农业技能服务型人才。这些“70后、80后”农民显然已经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阶段，而现有的中学后教育机构、课程和入学方式却没有一种能与他们的需求对接起来，即使有一种这样的机构能朝着他们需要的方向转型，提供胜任的师资和合适的课程也面临一些困难。
　　（二）一线产业工人的培养。制造业从业人在现阶段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农民工都是第二产业和低端服务业的主要劳动群体，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6亿人，从事制造业的比重最大，占35.7%，其次是建筑业占18.4%，服务业占33.8%（包括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調查数据显示，在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6.3%，高中文化程度占13.3%，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0.4%。在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仅占10.7%，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25.6%，没有接受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达69.2%。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农民工的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变得极为重要。以制造业为例，中国制造业增长速度已经连续30余年居全球之首，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辉煌是建立在制造业飞速发展的基础上的，而廉价的劳动力——农民工则成就了“中国制造”。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信息和知识对这些行业的改造及欧美“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制造”的挤压，整体知识与技能素质低下的农民工这个巨大的劳动群体给当前“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级和转型埋下了极大隐患。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每年由此导致的损失近2000亿元，这和大量使用没有受过技能教育和培训的农民工作为一线产业工人有关。一线产业工人的素质、纪律性、积极性及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影响着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也严重影响着企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和创新。“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制造业三十年前就开始用农民工，三十年后还在用农民工。为什么三十年了还没有变化？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和新加坡的产业十年就升级一次。中国产业得不到升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不到位，其人才培养与产业根本没有关”[2]。中国迫切需要一种高等教育产品，能与成亿计的制造业从业人员的需要对接。最起码要对“新生代农民工”（“80”后与“90”后）进行专业技能教育和培训，他们的年龄介于18岁—33岁，是未来三十年社会的主要劳动群体，他们已经脱离了正规教育体系，数量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还在以每年近千万的速度递增），他们的创造能力和技能水平对整个产业体系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
　　（三）农民工市民化。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量约为4成，而农业产值仅占GDP的1成，相当长时期内，转移农业劳动力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但是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如果不能在城市稳定就业，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化率已经从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2年的52.6%，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多年以来，由于制度约束和发展阶段的限制，我国城镇化走上“化地不化人”的歧路，导致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过去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接近70%，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达到75%，但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不到30%，按户籍人口计算，实际城镇化率仅达34%左右。这意味着还有18%，即2亿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并没有真正城市化，而是农业劳动力以“农民工”的形式在城镇就业。如果离开土地后的农民工不能在城镇稳定就业，就会像拉美一些国家一样其城镇化的结果是形成大规模的城市贫民。当前，中央已经做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大战略部署，已经认识到只有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才能真正提高城镇化质量。中央2010年一号文件已明确指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推动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那么，什么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转变的难点？无疑是改变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的被动局面使其有相对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提高其城市立足能力。要引导他们提高城市生存本领和发展能力，就要让他们习得一技之长。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专家预测，未来10年，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1.2%，将有2亿多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3]。目前农民工劳务技能与知识素质普遍较低，在繁多的工种间难以适应与长久，必须对这些新的城市人口进行职业技能、道德价值、生活理念、消费方式等方面的教育以帮助他们融入城市，满足农民工市民化的需要。虽然有着迫切需要，但是能对这么巨大的农民工群体进行再教育和再培训的机构、制度和组织尚未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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