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视角下的高等教育变迁

　　【摘要】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全球的高等教育都逐步经历“市场化进程”，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市场竞争原则才能提升效能并确保质量，因而须引进私人部门的管理法则以提升公共部门的运作成效。但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已出现“ 功利化”和“ 工具化”现象， 对此若缺乏自省和批判能力，大学发展将会滞后，社会亟须大学“知识共有”意识的回归，而不仅把他当做经济发动机。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高等教育；市场化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教育改革风起云涌，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领域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改革热潮。经济因素是推动教育改革的最直接原因，市场机制是各项改革措施的基本取向。从本质上来讲，新自由主义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就是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商业化，就是运用“私有领域”或者“市场”的理念、原则和做法，来改革高等教育事业。
　　高等教育市场化进程几乎是与新自由主义改革同步的，因为其本身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下政府一揽子改革计划中的一部分。在强调成本—收益、提高效率和经济效益、减少财政支出同时激发竞争的政策环境下，高等教育不仅被政府视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又一潜在领域，而且就大学自身而言，为了在竞争激烈的高等教育市场求得生存，获得政府财政拨款，不得不在知识模式、课程、财政、审计和管理组织方面采取类似商业领域模式，使得自身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社会越来越要求大学要为 “出资人”负责，不论是政府、商界、纳税人还是学生。[1]
　　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背景不同，亚洲的政府是在一个由强大政府和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背景下出现的，是一个“ 权威自由主义模式”。因此，为了提高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一些国家的政府正试图转变为“ 市场的推进器”。
　　一、高等教育本质思辨：公共物品
　　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高等教育的商业气息日益浓重。比如提拉克在其著作《高等教育中的贸易—关贸总协定的角色》中指出，尽管教育传统上被认为是一种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而非一种基于市场的活动，但是《关贸总协定》却把它看作一种可交易的商品，同时把教育的供给看作商业贸易。提拉克认为，基于《关贸总协定》的教育条款虽然仅履行了10年，但却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效应，即伴随着贸易和不公平的交易而来的风险是真实存在且不可能消失的。提拉克通过引用许多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私有化的例子说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正在逃脱政府的控制，同时，政府规制高等教育的能力正日益受到限制”。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经典著作《公共哲学》中有一段描述：“现实好像一个冗长且错综复杂的系列方程式一般摆在我们面前，，有时，但不经常，方程的两边可以被数量化地表达，，有效的选择被限定在由方程的对立面所达至的等式平衡之处，而并不取决于方程的对立面是否能够实现等式平衡，因为，正如李普曼提醒我们的，其中总会蕴含着某种推演和计算。”要使受教育者获得均衡发展，这种均衡发展需要借助一种旨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社会正义的公共政策，同时也需要把大学教育当作一种必要的公共物品来看待。
　　二、新自由主义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
　　（一）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运用到了高等教育领域中
　　在我國，许多人视高等教育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必须引入竞争机制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历史地看，有高等学校之日起，就存在着竞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对于教育理念的讨论，对于教育质量的看法，不同大学学风的形成，教授之间的学问争辩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市场机制下的以等级为基础的量化评价标准的竞争。高校的竞争无处不在，既有教师之间的白热化竞争，也有高校之间的竞争，更有政府参与的博弈。高校需要竞争，但这种竞争不是市场机制下以量化为基础的竞争，而是能促进高校科学发展，符合高等教育规律和学术发展规律的竞争，需要的是良性竞争，是在符合高校特点基础上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高校的竞争是学术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政治的竞争，不是市场的竞争，不能简单地将商业的竞争规则运用于学术。学术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求速效不能以数量计，不是“计划生产与组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个人独立、自由的精神劳动。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以量化为基础的、以评出高低上下为目标的竞争，破坏了高等学校的教风学风，压制了教师的独立思考与批判力、创造力，缩小了教师的研究空间，导致了产量虽多，但是缺乏精品与原创成果。
　　（二）企业绩效评估体系深入教学领域
　　学生是买方，大学是卖方。这使得大学出现了从注重学术价值到注重学生消费者的转变，使得大学出现了仅仅关心满足个人的需要，而缺少共同的责任感的行为，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实际上，大学与企业、高等教育与商品，在本质上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学校组织的功能目标不像其他社会组织那样是脱离或外在于组织成员的，而恰恰是组织成员自身发展的目标。而一般企业组织的功能目标是生产某种产品和提供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主要是为社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而不是为这个企业自身的。[2]
　　用资本效率来评定大学的责任。与企业管理一样，大学也开始纷纷借鉴企业中的各种“销售技术”或者绩效评价方式，一方面要求降低高等教育的成本，另一方面要提高高等教育产出的数量与质量，这使得各种以测量效率为根本的管理技术、绩效主义在大学中得以广泛运用。曾经由学术成员构成的内部质量保障机制，以及大学自身所肩负的引领核心道德价值、服务社会的服务意识，被异化为各式各样的官僚型质量控制系统，可测量的效率产出成为高等教育问责的首要标准。
　　（三）资本文化代替学术文化
　　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是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是以价值规律与等价交换为准则来定义大学的精神与功能、来处理大学的事务，“消费”与“消费者”是其中的关键。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将大学视为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学术知识与高等教育被视为象面包、汽车和电视一样的商品。市场化认为，所谓高等教育的哲学就是消费者的哲学，高等教育的实践就是消费者的实践。这使得大学与高等教育不再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变成了完全的经济概念。市场成为了高等教育价值的“最终仲裁者”，经济、效率和效益成为了大学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发动机，大学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受制于市场竞争的约束。新自由主义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方案，实际上是用资本逻辑取代了学术逻辑，割裂并异化了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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