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共同体与大学精神
发布时间:2019-08-07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几年后,我读到任先生于1984年发表的《异化理论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他早在此文中批评以马克思已抛弃的异化理论取代成熟的马克思理论的观点,但他仍然给我的这篇课程论文打了高分。这是教师支持乃至欣赏学生有理有据地批判性思考的大学,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大学,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这种精神虽以大学为象征,但不局限于大学。
1995年9月,我作为硕士新生到华中师范大学报到,自此开启教育研究生涯。
这个选择承载着我的生命经验和梦想。我妈妈是位喜爱音乐的中学数学教师,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激发着她在生活中展现数学才华:在书桌上摊开《上海服饰》和一缎紫色法兰绒,竹尺比画之际,她手执画粉,果断画出数条线段、N个几何图形,持一把锐利长剪,边缘齐整地剪下这些几何图形,于缝纫机上一番排列组合,让裁缝锁了边,一条领口多重褶皱、自然下垂的春秋连衣裙,便已然美滋滋地穿在我的身上。我见过她弹风琴,教学生唱歌,更见惯了她台灯下批改作业,以及节假日时往往毕业数年的学生来家探望师生其乐融融的场景,师生之间情谊的纯粹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我初中的英语老师、数学老师专业能力高超,且对我关爱有加;中专老师启发我们批判地思考;武汉大学的校园典雅静美;雅斯贝尔斯绿白封皮的小书《什么是教育》中“教育的原则,是通过现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导向人的灵魂觉醒之本源和根基”[1],都将我引至教育研究领域。年轻的我怀揣梦想,希望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中,找寻改进中国教育的良方。
中华传统中,教育之所往往毗邻山水,华中师大亦然,建于清幽的桂子山。我喜欢入校门沿香樟梧桐竹林缓坡而上,那段路途恰好可以沉淀珞瑜路上的喧嚣,绕过山石,校园在眼前豁然开朗。离校时,那段路途又恰好可以让我悠游回顾课堂与校园的时光。中秋时分,老图书馆门前丹桂飘香,秋风甜腻,我们在微醺中往来。文学院青砖庭院静谧,绿琉璃瓦“大屋顶”飞檐灵动,入学初期,因和文学院几位同学同在一个辩论小组,我便偶尔到美丽的文学院讨论。
教科院建于一座山坡上,要拾级而上去听课。
一、“异化”问题讨论里的大学精神
在那里,任钟印先生用浓重的湖北话,中气十足地讲解马克思的经典原著,我也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从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那里新认识的马克思—一个与我多年学校教育所勾勒的形象大为不同的马克思。1991年年初,在读了弗洛姆的《为自己的人》《爱的艺术》后,我深深地被他的哲学与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吸引,陆续读了他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健全的社会》《逃避自由》《恶的本性》与《弗洛伊德的使命》。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致力于融合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深入探讨健全的人和健全的社会的条件与特征。在弗洛姆看来,精神健全的人“能够去爱和创造,摆脱对氏族和土地的乱伦依恋,通过把自我看作力量的主体和代理者而建立一种自我意识,认清内在的和外在的现实,即促进客观性和理性”[2]。一个健全的人,“能够而且必须使自己在心理上做到,不是去寻找安全感,而是要能够无所畏惧地忍受生命的无常”[3]。健全的人将力量“奉献给生命而不是奉献给死亡”[4]。记录这份读书笔记的日期是1991年2月5日,丰厚悠远的哲学世界,闪烁着正义、价值与仁慈之光,吸引着十八九岁的我,盼望成为一个有创造的、自由的、独立的,能无所畏惧地忍受生命无常且有能力通过爱与世界联结的人。一个健全的世界,仍然需要“从人的角度”去考察,考察它是否有助于消除人的异化,消除对经济和国家的偶像崇拜—“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爱,如果不包括对人类的爱,就不是爱而是偶像崇拜”[5]。在《健全的社会》中,弗洛姆解释“教育”一词的最初与最基本的含义是“引出和启迪”人身上具有的东西[6],我也从苏格拉底、雅斯贝尔斯那里读到“唤醒”的内发论教育观。人性善恶兼具,何种人性被“引出”与“唤醒”,植根于“人类生存的特定条件”[7],“唯有教育才是实现人道主义的决定性步骤”[8],这个教育当然需要以良善为旨归。这段对教育的论述,正是对我学生时代某些重要体验的理论解释,当然教育经验也不乏对之的背离。
正是在《健全的社会》里,我第一次读到马克思书写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主义理想,竟然是自由—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弗洛姆解释道,这一目标在马克思看来,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实现。由此,我看到深切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我尤其对马克思和弗洛姆都探讨过的异化问题感兴趣。学界对“异化”及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兴趣,被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的发表所激起,学生时代对学校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味同嚼蜡的我,迫不及待地跑到书店买回《共产党宣言》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好奇地阅读,还致信文化艺术出版社得邮《异化问题》(1986年)上、下两册。因此,《异化与教育》顺理成章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经典选读”课我提交的论文。
我介绍了学界对马克思后期著作中不再使用“异化”概念的解释分野: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放弃早期观点,改用阶级斗争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提倡暴力革命,并以其实践哲学的勇气做出“改变世界”的努力。我评论:如果以娜拉的出走隐喻革命,那么,“娜拉走后怎样?我们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健全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革命自身不是目的,革命以后重建社会的价值取向是更为关键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另一些学者认为,“人”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对象。如他在《资本论》中所表现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泯灭人性的研究的继续。“异化不但没有被马克思忘记,而且还是他后来所有著作中的中心问题。”[10]基于对“异化”内涵更深广的分析,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流派批判了扭曲人的精神、造成人单向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异化”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诊断西方社会痼疾及开出处方笺的思考和行动的视角。在此过程中,“异化”概念得到丰富和发展。我赞同后一种解释,或者莫若说,我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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