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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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农村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调查及分析: :

　我们的报告共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 留守老人问题

　二、 留守儿童问题

　三、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

　四、 农村治安问题

　五、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问题

　第一章 留守老人问题

　 “留守老人”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沉重话题，是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难点。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因此，我们必须切实关爱“留守老人”，真正使“留守老人”能够安享晚年，这既是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的具体要求，又是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跟子女的长期分离，留守老人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质量（QOL）与心理健康问题。我国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子女供养是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但随着承担主要赡养义务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长期的两地分离使得外出子女无法为留守父母提供经常性的照料和关怀，家庭养老的基础受到了动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和心理健康。同时，农业生产、照看孙辈、人情往来等重负都压到了留守老人身上，导致很多留守老人的生活处境令人堪忧。

　 对老年人的生存质量简称研究, 有助于了解老年人对健康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的良好状况的主观体验和需求。以便采取措施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社区卫生服务。

　 一、 农村 “ 留守老人 ” 面临的困境

　1、劳动强度普遍较大

　中、青年农民原本是农村种田的主劳力，然而他们外出务工后，田地全部交给留守在家的老人。年迈力衰的老人们，本来应该坐享清福，可事实上，多数老人仍然是务农的主角，子女留下的责任田他们不得不去耕种。而大部分靠打工“致富”的子女并没有按时提供给父母充足的经济支持，以至于大部分老人还要依靠劳动来维持生计。据统计，在农村，83％的“留守老人”没有积蓄，80％的“留守老人”需要下地干农活。因此，子女外出打工不但没能明显地改善“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反而间接地加重了老人的劳动强度。

　2、医疗卫生状况不容乐观

　 由于生理因素，老人上了一定年岁后，身体的各项机能逐渐下降，容易引发多种疾病。加上农村医疗机构不健全，医务人员少，儿女常年在外务工，对“留守老人”疏于照顾，无法尽到赡养职责，所以“留守老人”一旦头痛发热就常常缺医少药，无人照料，加上家务操劳，往往使小病拖成了大病。子女一般也只在父母重病时才给予资金上的帮助，但那时为时已晚。据统计，农村“留守老人”常年患病的比例高达61%。总之，“留守老人”的医疗卫生状况并未因子女收入增加而得到改善。

　3、管教孙辈心有余而力不足

　 常年在外打工并能携带子女进行随身教育的打工者为数不多，外出务工造成许多农村孩子短期或长期失去了直接监护人，形成了“留守老人”教育第三代的“隔代教育”现象。儿女外出打工，把小孩留给了老人，老人不得不重新当起了“父母”。但是农村“留守老人”的文化程度相对不高，又不懂得科学的教育方法，管教尺度难以掌握。加上祖孙之间

　 代沟明显，使得许多孩子因感情缺失或多或少地出现自卑、自闭、冷漠等心理现象，学习成绩受到影响，有的甚至好吃懒做、弃学厌学。

　4、情感生活令人堪忧

　 子女的精神慰籍是老人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条件，但许多子女都忽视了对父母的精神慰籍和关怀。留守在家的老人既要负担农业生产又要照顾小孩，安享晚年的心愿难以实现，心里失落感较大。打工儿女长时间不回家，对老人尤其是对于单亲家庭的“留守老人”来说，打击更大。加上外出子女平时很少与父母沟通，打电话回来更多的话题也是留守在家的小孩，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留守老人”亲情上的疏离和心灵上的煎熬。老年人精神上失去了依靠和寄托，无法享受过去大家庭的天伦之乐，精神世界比较空虚，心理上显得孤独无助。

　5、娱乐活动过于单调

　 年轻有文化的人都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老人大多年迈力衰、精力有限，加上农活多家务忙，很难开展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而且大多数农村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具有实际意义的老年组织，老人们一般除了空闲时间看电视、聊天、打牌外就没有消遣的办法了。而一些老人甚至为了省电连电视都不看，也有些老年人家中电视都是由孙辈控制，所看的电视节目都是老人们不感兴趣的。

　6、安全隐患时有发生

　随着农村“留守老人”的增多，我们社会面临的不仅是这些老人的赡养和照料问题，还有便是一些不法分子起“歪脑筋”专骗“留守老人”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尽管这些骗子的诈骗手段并不高明，却能屡屡得逞，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留守老人”缺乏对诈骗犯罪的防范意识，以及大多数在外务工的子女少于同“留守老人”联系所致。此外，一些“留守老人”因单独居住，年老多病，身边无人照料，根本无法应对伤病等突发事件。

　 二、 农村 “ 留守老人 ” 的涵义及其原因

　在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家庭模式日趋小型化的同时，有关“留守老人”的报道也频频见于报端，作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社会群体，“留守老人”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据初步推算，目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近2000万，“留守老人”现象已经相当普遍。

　那么究竟何为“留守老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和群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受城乡二元结构及经济水平的制约，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工资偏低与工伤疾病使他们的家庭生活相对贫困，70%以上的农民工在进城时（包括进城学习、工作和定居）把父母留在了农村，催生了留守老人这一特殊的群体。我们把这种由于农村人口迁移引起的特殊现象所构成的老人群体称为农村留守老人群体。他们是社会中相对脆弱的群体，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

　农村“留守老人”问题日益凸现，不仅影响到诸多农民的家庭生活，也影响到了整个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留守老人”的大量涌现，原因不外三个：

　一是计划生育国策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计划生育国策的实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农村家庭向小型发展，原来供养老人养老的家庭模型正在巨变，“银发浪潮”已经到来。中国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分布在农村，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可以说，“留守老人”是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

　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沿海及大中城市流转。迫于生计或为了获得更好的求学机会，子女不得不外出务工或学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水平的提高，东西部差

　 距的加大，城乡之间的差距使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前往沿海及大中城市务工，他们认为外出务工能够比在家种地更可能获得广阔的收入，从而提高生活水平。这是“留守老人”产生的最重要及最普遍原因。目前，全国农民进城务工人口已超过1.2亿人，并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递增。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1.5亿人口。农村青少年外出务工求学，从国家社会生活的发展来说，这是一种进步，但子女不和老人生活在一起，无法顾及老人，往往使老人晚年十分寂寞。农村“留守老人”的存在，是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必然付出的成本代价和出现的社会问题，是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

　三是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存在代沟。代沟是造成老年人与子女分开生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价值观念、兴趣爱好、生活方式、消费理念差距越来越大。“代沟”加深，子女要求有独立的生活空间，而老年人大多具有深厚的恋土情结，不愿意离开家乡随子女进城生活。老人认为与子女分开居住既可以避免因家庭矛盾引起的争吵，而年轻子女因工作繁忙，经济条件有限，对留守在家的老人关照也必然有限。

　 三、 破解 “ 留守老人 ” 难题的思考与对策

　“留守老人”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立的深入推进，解放农村劳动力，实现农村劳动力城镇化转移的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农村“留守老人”也就会越来越多。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想法设法破解“留守老人”难题。

　1、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人组织 农村“留守老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渴望被关怀，希望得到帮助，而实现这一点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和完善农村老年人组织。目前，多数农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年人组织，有的老年人组织更多的时候都只是一个牌子，并没有真正地发挥作用。因此，各级政府尤其

　 是乡镇政府要把建立和完善老年人组织工作纳入本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之中，充分发挥老年人工作委员会、老年人协会、老年人互助会等老年人组织的作用，让老年人重新找到归属感。一是通过组织，老年人互相帮助，通过集体的力量克服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承担地里的重活等；二是为农村老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如帮助老人向子女索要赡养权等；三是开展各种娱乐活动，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如表演节目、群众健身活动等。

　2、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健全，深深打上了城乡二元制度的烙印。《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确认了老年人的权益保护和家庭养老的法律地位。但与城镇老年人相比，绝大部分农村老年人不能依法享有养老金，养老责任完全在于家庭。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家庭的保障功能将不断弱化。因此，我们要借鉴城市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努力建立“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留守老人”应该成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首先发展的对象，政府应逐步推行低保制度，把符合条件的农村“留守老人”全部纳入低保范围，从经济上保证老年人达到基本生活水平。同时，大力发展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农村老龄事业的发展，让“留守老人”老有所养。

　3、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医疗问题，就要加快发展农村卫生医疗事业，强化农村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一是要不断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财政补助水平，对老年人治病发生的门诊、医药费按一定比例报销；二是要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路，加大政府调控力度，把城市富余、闲置的医疗卫生资源向乡村转移，支持农村卫生室建设，同时改革乡镇卫生院运行机制，推行乡村卫生机构管理一体化，向老年人提供安全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三是要加强农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定向免费培养培训农村卫生人才，妥善解决

　 乡村医生补贴，要侧重于为农村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适用型人才，或招聘一些医术较为高明、医德较为高尚的医生到农村医院工作，以提高农村医院的医疗水平。

　4、实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 各级党委政府一方面要做好“凤还巢”工作，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引导农村青年返乡创业。外出务工、求学人员回乡创业，不仅有利于农村工作的正常开展，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步伐，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更主要的是让“留守老人”过上真正幸福的晚年生活，毕竟家庭养老在情感、心理上是任何其他养老方式都无法替代的，家庭养老仍是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在农村建立完善集中赡养制度，加强农村养老院建设，适当增加农村养老院的数量，促进家庭养老社会化，将因子女外出打工、求学、定居而无依无靠的“留守老人”吸纳进去，实行“补位”养老服务，真正解决“留守老人”无人管理、无人赡养的问题。

　5、引导老年人树立现代生活理念 充分发挥农村“留守老人”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文化活动。鼓励“留守老人”调节好心态，增强心理上的自立意识，生活上锻炼自己的自立能力；鼓励“留守老人”劳逸结合，加强身体锻炼，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鼓励“留守老人”学习新事物，紧跟时代的步伐，积极寻找精神寄托，充实晚年生活；鼓励“留守老人”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树立现代生活理念，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

　6、大力弘扬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 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大力倡导弘扬尊老爱老的文明乡风，努力为“留守老人”营造一个良好的养老氛围，这也是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义。一要组建青年社会工作者队伍。发动城乡机关工作人员、学校共青团员和社会青年加入到青年社会工作者队伍中，组织青年社会工作者利用节假日为“留守老人”提供多种服务，建立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长效机制，切实解决“留守老人”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二要成立邻里互助服务队。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要鼓励开展邻里间的无偿互助活动，让街坊邻里之间伸出相互帮扶之手，大家共同关爱“留守老人”，形成一家有难、八方支援的良好局面，最大限度地挖掘民间的互助潜能，提高邻里间的互助意识和互助水平。

　第二章

　留守儿童问题

　 “留守儿童” 是指农村流动人口(其中 80%左右是农民工)在户籍地以外谋生时把其未成年的子女留置在户籍地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具体是指与父母双方或一方分离并“留守”在农村的少年儿童。

　据国家统计局估计，目前全国 15 岁以下的留守儿童人数约有 1000 万人左右，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数字也大有逐年增加之势。另外网上多个材料中的数据估计 2000 万之多。如果以农民工的规模概算，恐怕这两个数字均属于较保守的数字。

　留守儿童的生存与教育状况，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一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学者、舆论界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如何解决或缓解这一问题，首先应该了解产生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源。

　留守儿童是农民工的未成年子女。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的一部分，或者说，留守儿童问题是农民工问题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个环节存在缺陷所导致的。

　一、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根源：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他们为什么让子女留守？为什么当留守儿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别无良策？根本原因是他们本身面临种种生存的压力。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必先关注农民工问题。分析农民工的经济、社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可以认为：农民工是不得不与其子女分离，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1、农民工经济现状 在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外国资本是朝着“廉价劳动力”而来投资的，外资追求利润，尽可能地压低工资水平，加之中国劳动力过剩量大，就业竞争起到了压低工资水平的作用。而私营的中资企业、乡镇企业，则采用“低工资”模式操作。这样，各类企业农民工工资普遍较低。改革开放之初的“打工妹”的工资水平，20 余年后其女儿到同地同类企业打工，工资还是差不多。

　 农民工的低收入状况，决定了一部分农民工无经济能力把未成年子女带到身边，而是留置在家乡，以降低养育子女的成本。因为带到城镇，必定会增加租房费用、生活费用与教育费用，至少这三项费用是超过半数的农民工经济上难以负担的。

　2、农民工社会现状 农民工的社会现状的最大特点是其流动性。以流动的空间性分析：其流向主流是从农村向城镇；其区域以省内流动为主，跨省流动向东南倾斜，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京津连流动人口圈、沪宁杭流动人口圈、广深厦流动人口圈。这种空间远距离的流动，且就业在城市、行业、单位间的不稳定性即流动性，使部分农民工难以把小孩带在身边共同生活。

　农民工的职业行为的基本特点是非农化，但主流职业行为多与城镇主流职业相分离，基本上是城镇原有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的一种补充，甚至是流入地当地劳动力所不愿意干的粗活、重活、脏活。具体职业类型主要是从事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业、建筑业，以及层次较低的服务业、家庭雇佣等。农民工的职业具有低层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社会地位处于城市社会下层，或谓“边缘化”状态。这类职业有的是雇佣方提供的临时的、简陋的住处，如农民工较

　 大的一个群体是建筑工，一般在工棚或在建建筑物内息宿，带小孩就不能不自己租房他住。

　农民工流入城市的数量不断扩大，全国人口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是，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存在阻碍了农民工将自己的子女带在身边。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二元的城乡户籍制度，形成了一种“现实中的农民进了城，制度中的农民没有进城”的尴尬局面。作为国家的行政管理重要手段的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逐渐发展成为隔绝城乡，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最重要制度。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与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制度的不公平的结合。虽然现在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农业户口的人在城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例如，有的地方限制农民工子女上学，有些地方虽然允许农民工子女上学，但额外要加收一定费用，且费用很高。即使入了学，也必须回原籍地参加中考或高考，而各地教材的选用又大不相同，这就使得农民工子女面临转学后两地教育内容不能衔接的困境。另外，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工不得不将子女留守在原籍地农村。由此，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作为农民工的一个副产品凸现出来。

　这种城市二元的户籍制度在一定时期内体现了它的合理性，一是缓解了农民工流入地城市的市政建设的压力；二是避免了曾经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过的“贫民窟”这一社会问题；三是有效地降低了民政救助规模与社会保障压力。但是，这是以牺牲农民工的权益，牺牲社会公平而实现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对农民工的政策，以及农民工把子女留置农村，均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3、农民工的生存问题 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 居住、工作条件恶劣，闲暇时间少，精神生活匮乏； (2) 处于城市边缘状态，没有融入城市居民之中； (3) 处于非福利状态；

　 (4) 处于收入高风险状态。

　农民工自身在上述生存条件下，从经济开销、人身安全、生活稳定度等角度考虑，比较留在家乡与带在身边两者的差异，选择把子女留置在家乡，托孩子的祖父母、伯叔父母或其他亲友代养代管，是在理性的考虑下做出的合理的决定。

　可以预测，在一定的时期，农民工收入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城乡二元制户籍壁垒 (实质是社会保障资格如住房、低保、失业保险等的藩篱)只能逐步拆除，一部分农民工带子女进城需要居住、生活、管带、上学等条件难以一一满足；因此，留守儿童的存在是一个带有必然性的社会现实。

　 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三大因素 家庭、学校和社会是少年儿童社会化的三大机制。而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出现正是这三大机制的缺失所致。

　( ( 一 ) 家庭教育的缺陷

　农村留守儿童主要是由于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经商而留守在农村原籍地，由单亲或祖父母或其他亲友代为抚养以及自我监护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严格说来主要是留守的未成年人(包括学龄阶段的失学、辍学少年儿童)。他们都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其身心发展处于一个需要倍加呵护和关爱的关键时期。

　社会化理论认为，家庭是个体出生后接受社会化的第一个社会环境，家庭是一个最重要的初级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家庭成员进行面对面直接的互动，自我在其中得到充分的发展。父母是这个群体中最重要的个体，孩子通过模仿和认同父母而试图成为父母所期望的人。家庭功能理论认为，家庭教育具有先主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家庭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着某种先入为主的作用。家庭教育的实施者主要是父母，影响教育效果的关键因素是亲子关系状况。心理学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儿童的顺利社会化和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提

　 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抚慰感；正向的亲子沟通使孩子易于接受父母的意见，内化父母的规则与期望，避免孩子产生不良行为。但是，在父母双方都外出或其中一人外出的情况下，农村留守少年儿童从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事实上的“孤儿”或“单亲”孩子。父母外出导致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机能单一化，致使留守少年儿童的社会化资源严重不足。

　岳阳华容县万庾镇月形村有一位老人曾在一段时间内带过 7 个留守儿童，大的读高中，小的三、四岁，如此情况，监护从何谈起，监护怎能到位。由于留守儿童正处于身心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远离父母的他们既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又无法感受父母在情感上的关爱和呵护，更难找到称职的可以替代父母的监护人，这使得他们对一些似是而非的社会现象很容易产生认识和价值上的偏离。在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些农村留守儿童精神空虚、行为失范。

　（二）学校教育管理方式的缺陷

　留守儿童是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父母和教师是他们社会化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社会化他人”，依恋性情感还是他们基本的需要之一。如上所述，由于留守儿童缺乏来自于家庭的关爱和亲情，因此，他们尤需从学校生活中得到弥补。学校教师的关注是儿童形成学习动机的重要外部动因。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完整，留守儿童在心理发展上存在更多的困惑与问题，他们需要学校给予更多的帮助与疏导，需要通过教师和学校集体生活的温暖来弥补亲子关系的缺失对其人格健全发展形成的消极影响。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导致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1、教育管理方式的简单化 一是只看到留守儿童学习成绩差，而忽略了他们心理健康存在的问题；二是缺乏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有些学校在寄宿制学生公寓前面安上铁门铁窗，学生抱怨感觉是在蹲监狱。所以有些学生冒着极大的危险，跳窗跳楼去上网，反而导致了安全隐患。

　 2、农村社区和学校互相推诿教育责任 我们在几次座谈会上听到了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一些相对立的意见。学校认为，学校教育主要侧重学生在校时段的教学管理，至于学生放学以后在社会上犯的错事，学校难以管理到位；农村基层村镇则认为，学生就应该归学校管。这种教育责任互相推诿，正好助长了部分留守儿童的道德滑坡，放纵了他们行为的越轨。

　3、只重视升学率，忽视了对留守学生情感和心理健康的关注 由于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这个重要环节，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整体水平要比非留守儿童差。在这种情况下，于是形成了越是成绩好的学生，受到老师的关爱越多，越是成绩差的学生，受到老师的关爱越少的“马太效应”。有部分留守中小学生向我们调查人员倾诉，“老师就连排座位时都把我们排在最后面的边上，似乎我们这些人可有可无”，说起这些，他们满脸的惆怅和无奈。

　4、把留守儿童看成包袱，视为一块“心病”

　几乎每个学校都有老师说起留守儿童时，能够罗列他（她）们的毛病、缺点和错误数十种，并且，显得十分的慷慨激昂，甚至有些还显得义愤填膺。不难理解，由于留守儿童缺乏严格到位的家庭管教，他们中的一部分孩子确实相对调皮和难以管理，但如果把留守儿童视为“异类”和“心病”，只会加速将留守儿童推向歧路和深渊。

　学校在对留守儿童教育管理方式上存在的缺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责怪这些长年工作在农村艰苦环境中的中小学老师。

　1、农村中小学教师教学任务普遍偏重。有些小学老师上复式班，每周 20 多节课，有的是上大班课，一班学生 60～90 人，这也确实使这些教学繁忙的老师，无暇顾及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及成长问题。

　 2、农村大部分学校缺乏必要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设施和条件农村学校中，还没有看到一所学校配备了心理辅导老师，甚至有几所乡中学的教师，60%以上是非正规学历教育毕业的老师，要在这样的学校开展心理辅导教育显然比较难。

　3、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不配合。家长作为联系学校和学生的特殊纽带，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校教育只有在社会和家庭的密切配合下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教师要做到对学生全面了解，还需要通过家长和社会了解其在校外的表现。但是，留守儿童因为家长不在家，家庭监管缺位，老师没法向家长了解他们的情况。有些调皮的孩子抓住这个空挡，在学校欺骗老师，在家里又蒙骗父母或监护人。于是使学校对留守儿童的管理出现空档。不少留守儿童的父母视学校教育为子女教育的唯一途径。一旦孩子在学校上学，似乎所有的问题都应该由学校老师负责解决，而对自己如何配合学校培养和教育子女则持消极态度，有些家长甚至叫学生本人去开家长座谈会，这样，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反倒变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而监护人一般只负责孩子的吃穿住和安全，至于对孩子的学习以及与学校经常性的沟通就很难做到了。

　4、留守儿童问题自身的特殊性。在尚未解决温饱和刚刚摆脱温饱的农村，人们的目光还主要停留在经济的层面上，恰巧留守儿童在经济方面相对于非留守儿童，手头要显得宽裕一点。调查显示，69.9％的留守儿童有“足够”和“基本够”的零花钱，只有 30.1％的认为零花钱“不够”。对以下两个答案的相关分析也说明了这个问题。问卷中有“目前你面临的最大问题”和“目前你最大的愿望”两个问题，其选项“生活费用不够”和“改善生活条件”的相关性为 0.50，只有 25.4％的留守儿童选了“生活费用不够”。这就容易让人们产生了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他们不应该是被关爱的对象。他们经济上的相对富裕，掩盖了其精神上的绝对贫困。

　必须提出的是，不少农村教师对留守儿童关怀备至的感人事迹，诸如：“妈妈老师”、班

　 主任的“保姆式管理”，这些极具人性化的管理措施和方法，极大地感化教育了部分“边缘”留守儿童，使其走上了正路。

　( 三 ) 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弱化

　留守儿童问题产生在他们生活的农村社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农村基层的各种组织作用发挥不够。探究其原因，首先是目前大多农村的基层组织的现状令人堪忧。

　1、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不够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干部队伍建设总的来说有所发展，但这种发展远远不能胜任当前农村社区管理日益复杂的重任。个别地区干部队伍的建设，甚至有逐渐弱化的趋势。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落后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既影响乡村干部自身的发展，也造成了这些地区的干部队伍极不稳定。

　2、农村基层组织中的干部队伍素质偏低 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偏低限制了他们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所能起的作用。贫困地区的村干部的工作经历也相对比较简单，除少数曾有过到部队服役的经历外，绝大多数都只有担任村组干部和务农的经历。其经历简单，视野狭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干部水平的发挥，也使之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农村社区管理的局面。

　3、部分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有限 农民工大多产生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在改革的过程中，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权力和功能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由于农户家庭的相对独立，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也由原来的直接组织和领导农村经济社会活动，转变为指导、监督和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的数量被减到了尽可能少的程度。越是经济落后的地区，村级组织的作用越有限。据有关统计，有些经济贫穷地区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面达 30%到 50%。每个月由一名村干部在家值班，其他的都外出打工。这名值班的村干部基本上只能接听电话，很难抽身

　 去做其它的事情。由于机构的萎缩，农村基层组织往往只能应付上级的会议、检查和一些易于完成的工作。当问及一些乡（镇）村干部对留守儿童问题有何对策和想法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只考虑为农民抓票子，没去考虑为农民带孩子”。因此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无论是从职能上还是从实际功能的发挥上，相当大一部分农村基层组织发挥的作用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只能是听之任之。

　留守儿童处于社会化未完成的人生初期，他们最易受环境的影响。当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缺陷，单独或二者、三者同时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消极作用时，他们的德、智、体、美、劳的健康发展就遇到了严重障碍，因而产生了留守儿童的一系列统称为“留守儿童问题”的问题。

　第三章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 80 后、90 后农民工。据有关部门统计，“民二代”占了目前农民工数量的六成以上，全国约有上亿人。相对于上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然而由于其边缘身份的矛盾性，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常常面临一种身份焦虑：一方面，乡村是他们出生成长的地方，但又是他们不愿回去的地方；另一方面，城市是他们就业生活的地方，然而他们在这里却找不到家的感觉，没有归属感。同时,加上长期以来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地域排斥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注定将是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

　以抚顺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现状的调研为例。

　此次调研主要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工矿、建筑、制造、餐饮等行业的的新生代农民工代表，共发放调查问卷 170 份，其中市民问卷 50 份，新生代农民工问卷 120 份。

　 一、现状分析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属于自由行为，流动性较大且无法到基层政府部门登记，因此我们无法精确的统计我市新生代农民工数量，根据团市委 2009 年统计数据，我市新生代农民工人数约为 6 万人。

　1．年龄段分布和性别比例 根据调查结果，16-25 周岁占被调查人员的 26%，25-30 周岁占被调查者的 74%；此外，男性比例远高于女性，男性占 78%，女性为 22%。

　2．职业流动快、文化程度总体偏低 调查显示，72%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程度在高中及高中以下水平，其中初中以下为 7%，初中毕业占 34%，高中毕业占 31%，只有 28%达到大专或以上水平（见表 1），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占较大比例。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相关的专业技术等级证书。通过访谈我们还了解到，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固定的职业，工作不稳定。他们的职业流动速度远快于城市本地工人。大多数人从一个用工单位流动到另一个用工单位的时间约为一年。而拥有较高学历的打工者由于具备较高的能力素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工作稳定性更高。

　3．月收入及消费观 调查问卷显示，5%的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低于1000元，1000-1500元的占63%，1500-2000元的占 27%，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上的仅有 5%。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属于低收入群体。他们的花销主要用于生活和娱乐消费，上网、看电视、唱歌成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业余活动的主要娱乐方式。

　 表 1

　 新生代农民工学历情况

　单位：% 新生代农民工学历情况

　 比重 初中及以下 41 高中 31 大专及以上 28 4.外出打工原因 当我们对接受访谈的新生代农民工提出这个问题时，60.3%的回答是打工赚钱，满足经济需要；26.7%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是开阔眼界，寻求更好的发展契机，还有 13%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从农民变成城市居民，把农村户籍改成城市户籍（见表 2）。这表明，劳动就业日益市场化使新生代农民工择业观念更加务实，新生代农民工对增加收入的愿望日益强烈。

　表 2

　 外出打工原因

　单位：%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原因 比重 打工赚钱，满足经济需要 60.3 开阔眼界，寻求更好的发展契机 26.7 把农村户籍变成城市户口 13 5.出门在外方式

　调查显示，我市接近半数新生代农民工出门在外的方式是只身一人前往，占 46.7％，另有 32.4%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与老乡和朋友一起，与配偶和亲属一起进出门就业的只占很少的比重。因抚顺市新生代农民工多是抚顺籍人员，大多可以利用节假日返家，所以孤独感不强，仅有 7%的新生代农民工经常想家。

　6.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给予就业创业方面的支持有较高的期待

　 调查数据显示，对于希望政府在哪些方面给予帮助时，38.6%的新生代农民工回答是“多提供创业渠道和创业资金”，为他们解决好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30.4%的希望政府能为他们安排技能培训，为谋取一份好工作奠定基础；剩下的 20.1%和 10.9%的新生代农民工则分别期待政府可以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和权益保护。

　7.社会养老保险 调查显示，我市 90%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购买社会养老保险。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虽然眼下吃“青春饭”、养老问题不尖锐，但却把沉重的包袱留给了十几年后的政府、社会和家庭。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用工单位因为成本高不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养老保险，收入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自己无力缴纳费用等。

　但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消极对待养老保险的真正原因是现阶段推行的养老保险基金区域统筹与农民工跨省区流动存在尖锐矛盾。按照现行有关制度，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时，只转个人账户资金，不转移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统筹基金，这样的方式对流动性很强的农民工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使农民工很难真正老有所养。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目前各地实施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不便民和不利民这一根本性的缺陷。

　8.城市认同感及未来目标 调查显示，1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目前在城市里生活幸福，81%的新生代农民工则认为城市和家乡幸福感相差不大，只有 5%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认可目前的生活状态；另外，认为对城市的贡献和城市的回报成正比的新生代农民工占 69%，另有 31%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对城市的贡献和回报不成正比，综合来看，我市新生代农民工较为认可城市生活。同时，学历的高低与能否找到认同感密切相关，学历越高，在城市越能找到认同感。此外，49%的新生代农民工打算在城市发展，只有 18%的新生代农民工将来原意回家乡创业发展，广大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强。

　 9.团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覆盖及权益维护情况 调查显示，除国有企业以外，大多数团组织不能有效覆盖新生代农民工。广大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团组织的了解十分有限，更不知道共青团能够给他们提供体积帮助和服务。由于缺少共青团的组织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共青团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创业、就业资金困难，免费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并帮助他们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等服务的了解十分有限，特别是当遇到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采取妥协或另谋职业的方式解决自身困难。

　10.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认知程度 调查显示，90%以上的城市居民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发展和城市居民的贡献较大，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差距主要体现在素质和生活习惯方面。绝大多数的市民没有农民工朋友也没有雇佣过新生代农民工的经历，市民普遍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留在城市最大的障碍是经济条件和自身条件不足，政府需要在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方面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帮助。

　从上述调查来看，我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在自身经济条件、素质、社会排斥等条件影响下，存在较大困难。

　二、 存在障碍及其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释放出来，成为农民工流动的基础条件;而农村社会的低收入普遍化和城市就业的高收入示范效应的强烈反差，则是农民工流向城市的主要动因。因此，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民工仍将是城市产业大军和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二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必将跟随父辈脚步踏上城市这片热土。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大势所趋，然而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面临以下诸多障碍：

　 1.经济障碍，经济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西方迁移理论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人们迁移决策的重要因素。当前农民工问题中最突出的是农民工劳动投入与收益报酬的非对称性。一是农民工劳动投入与收益的非对等性，二是农民工创造的社会收益增长率与收益分享增速的非均衡性，二则表现为：工薪收入普遍偏低和工资收入增幅缓慢。有关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成本，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1/10 甚至是 1/20,而在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比这个比例还要低很多。显然，农民工并没有获取与他们所付出劳动相符的合理收益。据我市调查情况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在 1000 元以下占 5%，1000-1500 元的占63%，1500-2000 元的占 27%，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上的仅有 5%。经济是一切的基础，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物质基础。由于无法享有平等的经济权，新生代农民工收入仍然微薄，导致住房条件差，并在子女上学、就医等诸多方面需要支付比当地市民更多的成本，极大影响了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条件大多一般，储蓄有限，面对市区高昂的房价，鲜有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负担得起，从而最终定居城市。

　2.素质障碍，受教育程度的制约，广大新生代农民工适应不了市场需要。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由“农民”转变为“市民”，自身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应是确保其在城市长久安身立业的前提，已有的调查也表明，文化素质越高的人，越容易融入城市社会。初中以下为 7%，初中毕业占 34%，高中毕业占 31%，只有 28%达到大专或以上水平 根据我们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 年我市新生代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1%，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占 59%，但是 78%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相关的技术等级证书，只有22%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相关部门认定的初、中、高级技术等级证书。国务院研究室 2006年发布的报告也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 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 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 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 76.4%。可见，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比老一代农民工有了极大提高，但阶层职业的低质性使

　 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除了年龄与体力的优势外,在整体上仍处于较弱的地位，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目前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转变，这样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竞争能力普遍较低，就业空间狭小，只能局限于城市人不愿干的苦、脏、累、险等工作。调查表明，我市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餐饮、娱乐、建筑、加工制造等行业，收入较低，缺乏谋求个人发展的实力，从而延缓了他们融入城市的步伐。

　3.社会权利障碍。由于多年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依靠一整套制度，包括户籍、社会保障、福利、劳动就业、人事、组织、教育、财政、住房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等，从总体上将农民工与城市市民分离开来，形成了对市民的保护和对农民工的排斥。使得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不平等和缺失，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目前，以国有经济原有福利为标杆的体制几乎原样照搬；以民营为主的中小企业及各类民间服务组织要么以压低工资剥夺农民工福利,要么为规避风险,以无合同或变相合同来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力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在就业上体现为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农民工得到的仅仅是“裸体工资”，在工资之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农民工在为城市创造财富的同时，却未能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无法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社会待遇、同等的社保体制和公共服务，反映出现行城市体制并没有较好地接纳这一群体。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保险，包括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生育保险。社会保险制度的缺失是新生代农民工最为关注的问题。在医疗保障、养老保险方面虽然有新农合与新农保，但还不能满足他们现实生活的需要。此外，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方面的缺失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住房福利或补贴、在职培训或进修、各种劳动保护及保健费、子女教育、入托、社区服务等方面，

　 无法与城镇职工相比。

　在政治权利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被排斥在社区组织、社区活动、社区管理之外，难以融入到社区生活，尤其是作为基层服务平台的各级工会组织和城市居民社区，将新生代农民工排除在外，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整合。即使有限度的参与，也表现为参与层次低、范围窄、内容单一，农民工的诉求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和合理的解决。

　4.社会交往障碍，缺乏平等交流，社会资源积累少。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情况可反映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程度，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得越好，其就业状态和生活状态就越好，其定居城市的愿望就越强烈。调查显示，我市 63%的城市居民没有新生代农民工朋友，只有37%的城市居民雇佣过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与工作场所的城市居民有某些职业的、业务的联系。这种业缘关系仅是形式上的,没有深度与广度的交往，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源的积累。同时，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占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占有资源较多的阶层在交换关系中处于“给予”多于“获取”的状况，在一般城市居民看来，与农民工交朋友太麻烦，代价太大。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面对陌生的环境，也无法在短时期融入城市社交圈，他们的交往圈子基本以亲友、同乡为主，遇到困难也是在亲友、同乡之间求助，使得农民工的社会交往范围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之内，形成一种孤立化的、相互隔绝的、封闭性的群体存在，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使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缺少了互动与对话，客观上形成了社会隔离状况，农民工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成为客观上的城市边缘人。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市民与农民工的不信任、不合作、不理解。信任是人际交往和关系建立的前提，市民对农民工缺乏信任，严重地影响着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的建立和扩大。同时，对农民工的偏见和长期以来城市媒体对农民工的负面报道，也严重地影响着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由于其难以建立城市社会关系网络或者社会关系，使得他们在求职、获取帮助以及情感支持、经济社会

　 地位的提升等方面都比一般城市居民困难，从而使得他们经常陷入生存与发展的困境。

　5.心理障碍。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意识增强，权利意识增强，自我发展意识增强，市民化意识增强的同时。也存在价值观消极的情况。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厌农”、“弃农”思想严重，亲情意识较为淡漠，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迷失。同时，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背离使得农民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 形成“新二元结构”和自我隔离, 难以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对自己身份作总体性的认知和评价时, 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强烈的被排斥感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焦虑心理，促使他们更加自卑和敏感，个别甚至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视社会的心态。

　其中，最让他们觉得不公平的就是看到城市里的同龄人过着“时尚、青春、阳光”的生活,而自己则过着“清苦、微薄、单调、枯燥”的生活。“人类之痛苦在于有比较之心”，这种比较是最令新生代农民工痛苦的；他们处在一个最爱体面的人生阶段，却在城市里遭到白眼与蔑视；他们正处在培养自尊自信的关键阶段，却很少得到尊重；在老板的面前，他们的自尊、自信、体面都曾经一败涂地过；他们不满于现状，却又由于文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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