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京漂小说的叙事张力

　　内容摘要：叙述外地人在北京的“京漂”小说是徐则臣对文坛独特的贡献之一。在故乡与北京、精神与生存、男人与女人等多重叙述张力之中，徐则臣以不断创新的精神、富有意味的叙述形式展现了现代转型过程中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年青一代的生活方式、情感状态与生存处境，超越了“乡下人进城”“底层叙述”的历史局限，表现出从现实经验层面向精神探索层面的突进。
　　关键词：徐则臣 京漂小说 叙事张力
　　徐则臣是70后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其作品被认为“标示出了一个青年作家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词），叙述外地人在北京的京漂小说是他对文坛独特的贡献之一。由于他们大多都是从异地奔赴北京，在北京为生存不断与人和城周旋的漂泊者，他们拥有共同的品质——善良勤劳充满理想，虽时常堕落自弃却又不屈不挠和命运抗争，故此汇成“京漂”系列小说。叙事张力指的是小说叙事话语中或显在或隐藏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突和意义，它既是推动小说叙事向前发展的动力，也是作者世界观、文学观的体现。这种张力在作者对叙事手法的老练运用下产生作用，推动“京漂”系列小说朝着探究人与时代关系这一方向发展。
　　一.故乡与北京
　　与故乡的了无生机相比，北京这座古老而又充满现代魅力的城市，以热情洋溢的姿态吸纳着怀揣梦想的异乡人。异乡人从故乡逃离出走来到北京，和北京之间达成了难以言状的契约，“人”与“城”的关系亲密又疏离，在时间上存在“过去”与“现在”的纠葛，在空间视野下则显现出“边缘”与“中心”的空间地理区隔。时空流转与错置使得徐则臣小说中的人与其生活环境之间天然地存在一种对立关系，那就是对故乡的疏离和对北京的认同。这两者之间产生的张力最终形成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困境，促使人物萌生“出走”的冲动。“出走”成了人物自我寻求、自我实现的主动选择。离乡者带着强烈的心理认同感来到北京，然而城市生活的重压却让他们屡屡受挫，他们被新的生存困境裹挟前行却不愿妥协，边红旗们（《啊，北京》）、子午们（《天上人间》）委曲求全，他们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融入北京的希望如流星般在他们头顶掠过，随即陨落，但他们仍旧在城市生活的困厄中抵死不屈，承受北京排斥和重返故乡双重尴尬。
　　徐则臣说，他写北京，其实只是写北京的局部，写海淀区和北大的周遭。“京漂”系列小说描述的主要场景有海淀区高校周边的出租屋、中关村、蓝旗营、双安商场、城乡结合部，还有地铁、天桥、地下通道、麻辣烫、小饭馆等，这里是城市外来者的聚居地，活跃着四面八方涌来的学生、假证制造者、盗版碟贩卖者、还有忍受不了无边无际的漂泊感而准备选择离开的人。那些高大气派的写字楼、繁华热闹的商场和他们无关，双安商场、时代大厦等这些现代都市坐标只是作为流动的工作地点出现的，属于“京漂”者的只有破旧的小平房、简陋的地下室或者逼仄的单元楼。无论是虚构的想象还是现实的生活境遇，小城镇的停滞、倒退早已成了人们的共同默契。在“到世界去”光环的诱导下，小人物们纷纷踏上离乡之路，他们的弃乡之旅动机显豁，即应对挫折，解决当下的经济难题，在大城市中实现自己的梦想。带着瞬间能与世界接轨的愉悦来到北京，边红旗“感觉看到了自己在世界上占据的那个点”，[1]而实际的情况却证明边红旗们只是城市的供养者。即便如此，大多数异乡人仍选择留守北京，回不去的故乡与留不下的城市成为两种别样的情愫在他们内心深处滋长，他们始终悬浮在“离乡”和“弃城”的路上。
　　他们急迫地想在城市扎根，对故乡表现出了拒斥和疏远，“归乡”意味着被戳破梦境，梦境一旦幻灭，那么他们渴望的的人生之路也就到了尽头。回去就是要承认失败，归乡比留守更需要勇气。在边红旗的眼泪中，我们可以预见到他重回故乡必然如履薄冰，狭小沉闷的苏北老家早己安放不了他躁动的灵魂。游走、逃离的另一面对应着安居和回归，如何抵达精神世界的心安是每个躁动不安的灵魂都必须面对的硬问题。
　　二.精神与生存
　　不甘平庸、怀揣理想的精神追求与生存条件的窘迫是京漂小说叙事的第二重张力。“京漂”们都削尖了脑袋往北京钻，在北京终日漂泊徘徊，却又不被这个城市接纳，即使撞得头破血流，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留在北京，但他们依然躲躲藏藏地过日子，固执地不愿回到家乡。在北京，他们生活在一种精神空洞的困境里，这是物质生活的匮乏与受限带来的恶果，对现在、对未来都充满迷茫与不安，不知道出路在哪。这份由“漂泊”而导致的精神焦虑表现在身份的不被认同、身体的迷失与沦陷、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等方面。尽管漂泊者们高呼为理想而活，要干出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然而，当“理想”的生活刚刚露出曙光，总是被现实无情打断最终击碎，他们最终的结局都是让人嗟叹，可这又在读者预料之中。
　　徐则臣巧妙地让“我”与其他主人公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采用这样的介入式写作技巧，既描绘“京漂”者”们经历北京所带来的一切希望与绝望、温暖与伤痛，又能保持相对冷静的观察与思索空间，从而更深入地表达出他们在北京遭受到的精神创伤和困惑。除此以外，徐则臣用“蚂蚁”这个意象指代生活在城出租屋、小饭馆和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的假证制造者、盗版光碟的贩卖者们，展现出这些城市边缘人在大都市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焦虑。在《啊，北京》中，故事的讲述者，小说家“我”，“觉得自己像只蚂蚁，和一千多万只其他的蚂蚁一样”[2]，蚂蚁攒积粮食，要背负大于自己体积数倍的食物踯躅前行，“京漂”们背负着生存的压力，也在北京咬牙负重前行，不正是如此。“京漂”们天然背负着一份漂泊感，从曾经怀揣梦想、步履坚定地闯入北京直到如今或是像“我”一样的继续着无望的生活，或是如子午的死亡，亦或是像边红旗似的被迫返乡，蚂蚁还是蚂蚁，“京漂”之于“京漂”就是蚂蚁旁边的另一只蚂蚁，依旧渺小、卑微，生活看不见转机，未来没有亮色。
　　徐则臣对沉重现实的揭露，不是简单的社会批判，相反是带着温情的人生的直白，他没有对他们的生存处境、非法职业、个人情感生活加以嘲讽，进行道德谴责，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带着理解、关心与同情，冷静地讲述他们的故事，通过对“京漂”群体故事的叙述，写出小人物与大时代之间的冲突，写出了人的生存与精神相互挤压倾轧，写出了活下去的艰难以及必须活着的信念，从而对人的生存状况，给予了文学的人道主义观照。“尴尬与迷茫”是他们在城市既吸引又拒斥的张力下形成的精神焦虑，“北京”之于“京漂”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排斥和吸引就像水煮鱼带给人味觉上的拒斥和麻辣交织中产生的刺激快感一樣，在“城与人”所形成的叙事张力中，“我”在漂泊中厌倦，陈子午在漂泊中死亡，边红旗在漂泊中身体返乡，而精神的归宿则永远指向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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