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姜寿田：书法文化贫血症之审视

　　王岳川（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北大书法所副所长）

　　姜寿田（《书法导报》副主编，书法理论家）

　　一 东方书法身份与中国文化危机意识

　　姜：您前几年提出了“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的理论影响很大。我认为这一理论不但针对我们书法界，也是针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境遇提出来的。也就是说，面对西方在文化上存在一种不对等，我们要了解西方，而西方不需要了解我们。我们在思想文化层面处于劣势。而您提出的“东方输出”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战略。我想问您，中国文化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否存在危机？

　　王：中国文化在中国处于危机中，因为中国文化现在已经在长期西化过程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根本。西方不知道中国文化现代型态究竟是什么？是西方的翻版还是仍然存有自身文化精神？中国文化艺术的指纹表征为什么？，他们不能准确把握中国。中国的波普文化是挪用美国的，卡拉OK文化是因袭日本的，说，经历过百年的现代化，中国人的文化指纹完全模糊了。西方人面对现代中国的时候，感觉到跟西方没有什么区别，成为一种与原生文化相关的“次等文化”或“次生文化”。因此，当中国知识分子力求弘扬中国诗学精神、中国美学理论、中国书法理论时，西方人感觉很奇怪，认为这是有些民族主义的不和谐的声音。但正是因为这个遗世独立的不和谐声音，使中国书法能够在面对西方时有一种不能完全容纳进西方“六艺”框架的“第七种”艺术形式。在我看来，也许让中国唯一不同西方的是“书法”这一东方文化身份标志。如果连这一条都完全同化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势必完全消失。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重视书法，是因为她是中国文化身份的指纹标志，代表了中国的艺术和西方艺术的差异性而不是相同性。这也是我推进“中国文化输出”时反复强调的和西方不同之处。

　　姜：您是说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最后的方舟？是一个承载的符号？

　　王：起码是最后的将被西方“收编”而未成的一个文化精灵。面对全球化时代，中国书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毛笔书写实用功能的消失——人们更多地运用博客、网络、卫星通讯方式交流，很少乃至不再用毛笔写作了；
二是当代人已经废弃了书法写作对人生的意义，而只关注有纸印刷工业和无纸网络工业。无纸工业意味着在电脑上敲了很多文字，却只是“伊妹儿”上存在的电子文本，象王羲之那样用毛笔书写信札而成为著名法书，在今天变得相当困难，中文的毛笔书写正在变成一种与生活关系不大的剩余“奢侈品”。就是说，书法在不具有实用功能的同时，其艺术功能也正在模糊。才会有今天的“怪书”，今天的层出不穷“反书法”出现。这种依据西方现代派或者后现代派出现的“非书法”，加速了书法的消亡，因为书法不再是人们的审美的对象，书法成了民众厌恶或者游戏的对象。

　　　 与西方的美术不同，中国书法理所当然地以本民族文化体系为中心。尽管中国书法在现代美术教学体系中更强调书法笔墨技巧和形式造型能力，但说到底那大体都是外在形式，而其内形式——精神内核和美学标准仍植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现代西化教学中和艺术话语垄断中，作为中国书法底线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在书法创作中被漠视的现象不可小看。书法专业训练中西式美术造型训练成为一道奇怪的风景，而书法必备的传统文化和美学素养却大面积缺血。这里书法身份游移问题下面，存在更大的文化失语问题更值得清理。

　　二 汇通中西的文化转向的价值诉求

　　姜：您是西方后现代文化在中国研的究领域的开创者。但我注意到您近些年来的一种文化转向，由广义文化诗学研究转向本土书法，转向对东方文化世界性输出。您是不是在对后现代文化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后现代文化并不能代表人类文化的一个光明前途？

　　王：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对现代性的反拨。人类有一个想法，就是传统已经是过时的晚装，通过现代性竞争、斗争、战争使得人类最小地投入而最大地获取，这是西方现代性的特点。而中国是通过国际间的和平，国家内部的和谐，家庭的和睦，实现自己的幸福观。这种“三和文化”同西方的那种竞争、斗争和战争的“三争文化”正好相反。现代性全球扩张出现的霸权主义时后，后现代性开始对现代性激烈的抨击。众所周知，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发生在西方的殖民主义国家。既然现代性号称给人们幸福、美好、和谐的生活承诺，而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差点把人类毁灭了，而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感觉到西方的现代性不是言论的自由，而是竞争造成的普遍不幸福感和虚无感。而后现代主义在颠覆现代性的地基，可惜颠覆的方式不健全，是一种拙劣的，做鬼脸的，比丑比矮的方式，把丑推到极端。你不是喜欢丑吗？我丑得让你呕心，你不是喜欢那种奇怪吗？我奇怪得让你匪夷所思。后现代性出现了以后，它加速了现代性的灭亡，同时加速了艺术性的灭亡。可惜我们东方一些学者不太明白，把这种呕心的令人呕吐的恶的东西奉为圭臬至宝，使得艺术的虚无主义泛滥成灾。，我总是在相关场合批判这种极端颠覆式的后现代性。

　　但是后现代还有另一个特点：它质疑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合法性。打个比方，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要按照西方现代性的方式发展，人类只有全盘西化毁掉其他文化才能发展。后现代主义对此提出质疑，未必，完全不是。人类也可能按照东方发展模式去发展，也可能按照东西方交汇的方式发展，人类可能按照东西重建对话的方式发展。人类因为东方文化的创新崛起，而使西方的那种单面性片面性，甚至独断性不再合法。可以说，后现代其实为西方的中心主义埋下了它的消解的根基，同时为东方的边缘话语诸如：女权主义话语、新历史主义话语第三世界话语都立下了根基，使得边缘们可以发言。如果没有后现代主义反权威、反中心，那么第三世界或者女性中心主义的话语是不可能的。在这意义上来说，第三世界现在缺乏不的是对第一世界的批判，而是缺乏独立思考和发出自己的文化声音。如果第三世界在三十年之内再不发出自己的声音，世界的单一化同质化将使东方没有声音，一切都将按照西方的路子走。或许，那时所有的写书法的人，都将变成面对强势文化兼并的一种文化受辱。

　　三 西方艺术精神生态问题与书法生态美学意义

　　姜：最近我一直在关注西方现代艺术发展脉络问题，我发现它从后印象派以后就开始不断的加快形式变革的速度，如果说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甚至说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几乎都还具有某种艺术革命的先锋性质的话，那么从毕加索之后，所谓形式变革基本上就成为一种策略或者一种概念的游戏，最后不断的走向形式化。当形式翻新不断走向空洞化时，它就走向日常化、肉身化，降解架上艺术乃至颠覆艺术本体，最后当人的欲望和生命潜能已经被挖掘殆尽了以后，它就宣布人的不在场¬——人死了，历史也趋于终结，由此我们现在看到，西方当代艺术，实际上都是概念和成品艺术，甚至些垃圾、半成品堆在那个地方，就像您说的，它提供给我们的正是美的反面。在这种状态下，当代西方艺术要么从悬崖上纵身一跳，要么就是反身而退。就西方当代艺术来看，我们还看不到它表现出自律和自我调整的趋向。您预测西方现代艺术会不会有一种转向？

　　王：西方艺术在辉煌之后迎来了它的末路——西方艺术在形式化道路上推进得太多太偏。从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就是从形式方面开始推进。这种推进在形式创新方面确实有令人启发的地方，但就根本而言，它消失了灵魂和真正的文化精神，使西方艺术遭遇了两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文化虚无主义”和“审美中以丑为美”。二战时，人们深切感到“奥斯维新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当六百万万犹太人被送进集中营的时候，他们集体呐喊“上帝啊，拯救我！”但吊诡是上帝最终却没有出现。结论只有两个，一是从根本上怀疑——上帝根本就没有，这个世界就是恶魔的世界。二是在绝望中认为上帝默许了这一切——有将近千万人死亡。多么惨痛的答案：上帝没有，或者是助纣为虐。

　　二战以后欧洲上空风行虚无主义，影响了整个世界文化艺术的品质，这种虚无主义在尼采那里曾寓言般地被表达。于是，在艺术家那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是真正能拯救我们的神，没有真正是对恶魔加以遏制的上帝，所有的一切神圣都消失了。世俗到极点的人们就消费、游戏、放荡，甚至是极其恶劣的把身体当作唯一存在的消费品，以此来嘲弄上帝对自己的不公，嘲弄这个理性世界中疯狂的非理性。虚无主义在现代性辉煌的时候出现。实际上，美国的推波助澜，将消费主义叠加在虚无主义中，使人认识到：“我消费故我在”——他在吃，他在喝，他在赌，他在做，他才存在。人们不再相信有什么价值值得留恋。这其实给我们东方文化和艺术家提了一个醒，单一化的西方话语不可能拯救世界，同质化的西方也没有能力能够将自己再重新规范，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作为差异性的存在可以有一种文化互动性。东方不能救西方，正如西方也救不了东方一样，但是东方可以告诉西方，人是需要有精神的，人是需要退一步天地宽阔，人不是需要消费对象，没有谁可以把他者完全消灭。相反，人可能是需要温爱理解与文化和谐，这个世界才是值得一过的温馨世界。

　　艺术与文化与人的存在处境紧密相关，是存在出境另类表达。联合国教科文公布了全人类遭遇到3个1%。第一个是自杀率1%，今天大学的自杀率很高；
第二是艾滋病1%，全世界联合国教科文提出，2012年人类将有6千万艾滋病携带者；
第三是精神分裂1%，目前为止，北京的大学生有20万人有精神疾病。这一点其实已经阐明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西方现代性并不使人们的自由、幸福、快乐，一味地全盘西化并非东方世界的福音，东方应该发出自己的文化声音！包括书法在内的中国文化精神和形式，也应当成为人类的精神一部分。我在深夜用一支秃笔狂草时，感觉在大气盘旋中凡尘悉去，功利之心尽消，在茫茫苍苍的墨色中，黑白二色任我恣意书写，那种由衷的快感难以言表。如果没有精神的提升，下笔就仅仅想着要卖几千块一平方尺，卖个8尺或者丈二的。真是凡夫俗子，面目可鄙！

　　姜：实际上西方的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显示出它的不合法性，也就是说很多灾难甚或罪恶正是由现代性所造成的，或者说由科技崇拜的工具理性造成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核威胁、工业污染等等。人类在进入后现代之后，对现代性的反思已构成一个世纪性课题。我们不能盲目反现代性，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要求必须对现代性所造成的危机加以反思和应对，无限的现代性即人类在功利享乐意识支配下的无休止的现代性榨取，最终只能导致人类的困境¬——生物学意义上的灭亡。难道不是吗？当人类所积囤的核武器数量足可重复消灭人类数次以上时，当工业污染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已严重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安全时，难道以科技崇拜为中心的现代性还不足以让人类警醒止步吗？我认为人类需要现代性，但需要的是有限制的现代性，现代性不是万能的，指望通过对现代性的无限追逐以达成人类的福祉，可能结果恰恰走向反面。也正是在这种文化境遇下，20世纪九十年代，西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在一个集体宣言中认为，当人类进入21世纪，要回首孔子，从他那里汲取智慧。西方的思想家也对西方现代性展开批判，如法兰克福学派对单面人¬——人的异化的揭橥，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哈贝马斯对“交往理论”的阐释和倡导都表明了一种现代性反思。由此，在这个背景下回视东方便构成人类意义追问和文化追寻的一大转向，它的伟大意义将会在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日益凸显。

王：世界在变。为艺术而艺术的技艺时代已经过去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书法看似不台重要，其实它在对台海、中韩、中日、中越的关系中，具有很重要的文化沟通和平对话的作用，是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

　　西方已经经过了五百年的现代性，其负面问题已经显现出来。和平崛起中的中国，思想界还没有完全身份觉醒或者文化自觉，不知道该提出怎么样的中国问题和全球理论。这个时候如果东方思想家艺术家能够站在世界的高端提出新的文化问题美学问题艺术问题，甚至新的书法问题，那么会让西方人逐渐接受的。关键是要不断提出新思想，并坚持充满善良愿望的文化输出和互相理解。

　　六 全球化语境与“文化书法”的未来

　　姜：我觉得当代中国文化领域更需要一批深邃的思想家针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换去进行一种理论建构，相对于学问家，我们更缺少的是具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因而对于20世纪中国文化建构而言，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家渐显，思想家淡隐”的状况未必是一件幸事，我们需要建立学术规范，但规范不能以丧失思想或对思想的贬斥为前提。反空疏不能将思想也反掉。就学科建构而言，各个学科有不同的价值定向和价值关怀，哲学价值不会等同于史学、文献学的价值定位。就另一个层面而言，学术与思想并不必然走向对立，思想以学术为前提，学术以思想为精魄，没有思想的学术是伪学术，没有学术的思想是伪思想，而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结果，便是在放逐思想的同时，学术也成为侏儒。21世纪的中国文化领域应出现一批思想大师，为中国文化发言，为民族精神立言，使中国文化在全球伦理中获得普世价值。从而与西方文化一道，参与到人类未来共同文化的构建中。

　　王：可惜今天那种丧失中国身份的翻案式的思想走向太快。

　　姜：
对，确实如此，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2001年第5期），他在文中提出要建立中日之间新的想象关系。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的现代化落后于日本，因而面对日本，中国存在现代化焦虑，从而产生排日情绪，同时这也影响到对战争问题的认识。这篇文章的主旨意在表明，在中日战争问题上存在着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所谓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实质即指感情记忆对事实记录的夸大。而这种夸大的责任是由中方造成的。沟口雄三说：“打个小小的比喻吧，有个国家遭到邻国军队的侵略。在该国的一个城镇，邻国士兵入侵后实行了掠夺。后来一个少女控诉说，那时她被一士兵强奸，该兵是身高两米多的大汉，但是这个邻国承认入侵及掠夺行为，却不肯承认强奸这一事实。理由是当时在军队中不存在两米高的士兵。……这个比喻提示了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的差异。对那个少女来说，两米高这一数值并非事实记录，而是恐怖心理的表征，即感情记忆。在邻国一方则以此数值为事实的记录并以两米高的士兵之不存在来证明强奸事实的不存在。……南京大屠钉被害者三十万，这个复杂的政治性数值，已足以显示日中间围绕感情记忆与事实记录产生的认识上的错位，同时因为各自所处的语境互不相同，使之成为两国间在历史认识上的隔阂之象征。”

　　沟口雄三的话意在表明，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中国存在事实夸大，并以感情记忆之谬，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对中国人来说，三十万这个数值，是对他们眼中‘至今’仍不肯认罪的全体日本人之情感的数值。”如上所述，情感记忆在沟口雄三看来是一个与事实记录完全不符甚至是虚拟的数值。由此，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执著于对南京大屠杀三十万这个数值的确认而导致两国间在战争问题上的隔阂。事实上，否认南京大屠杀三十万这个数值，就等于否定南京大屠杀，而由于南京大屠杀在中日战争问题上的敏感性，否定了南京大屠杀，在中日战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就变得模糊不清和富有弹性了。沟口雄三论说的逻辑企图正在于以南京大屠杀事件为突破口，以情感记忆之谬为名，将责任推到中国一方，并由此为起点围绕中日战争问题展开他的近代史想像，以混淆日本侵华战争历史，他将之美其名曰为“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遗憾的是，竟有中国学者迎合这种理论。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史学的吊诡与陷阱》加以驳斥。

　　王：其实，面对整个世界发展中，中国学者应有不同于半个世纪以前的新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但不难看到仍有一些人仍在加速全盘西化，其结果使得文化美学包括书法精神逐渐消失而完全博客化。有人问“北大离书法有多远”？我的回答是，北大离书法有多远就意味着中国离书法有多远，原因在于：一，书法的实用性消失了，现在很少看到人们用毛笔给对方写一封信札，而是“伊妹儿”、网络、博客风行；
二，今天我们中国的君臣父子、经史子集的言说方式消失了，话语方式已经西化了。北大正在努力走进书法文化，建立文化书法体系。改变这种彻底西化的模式，为东方艺术留下一些话语和审美空间，为西方关注东方艺术留下文化备忘录……。从实用角度看，书法变成了人际交流中的附庸，这种附庸关系使得书法很难成为为人心仪的艺术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艺术书法、学院派书法、文化书法，以及其它的命名书法，都难以挽回书法的中心化命运。书法在漂流失去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减缓甚至改变这种进程：如果每一个家庭如果都有一百多平米的房子，在雪白的墙上应该挂什么？是挂一些低级恶俗临摹的西方假油画？还是来一两幅中国的真书法？这可以说有广阔的群众基础和文化空间的事情。这意味着书法的实用性减弱，但有可能使其彻底从实用当中解放出来，从通信、问候、请帖的方式而走向纯艺术，走向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交流，走向中西互动中抽象艺术。哈贝马斯的交流理性，都宣示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的文化属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的书法主潮将是重视文化的多元书法并存，其它任何前卫的扭捏作态的，或者是用一些形式书法的非文化方式，都是值得斟酌思考的事件。

　　姜：没有文化支撑的形式是没有意味的形式，任何艺术形式都是文化积淀的产物，形式与文化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张力。当文化与形式失去张力时，形式就成为一种没有规则的游戏，现代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半成品艺术不是已经显露出这种本相了吗？

　　王：在中国进入全球化的世界格局时，一定要明白全球化是谁在化？在化谁？怎样化？怎样避免被化？如果不考虑这种种前沿问题，他就是盲目可笑的，如果一味迎合的话，那更是误导和别有用心的。正确的中国立场是：在全球化中应怎样思考中国文化书法的表达方式？中国书法的文化边界是什么？中国书法审美的合理性是什么？中国书法能够给人类怎样的审美感受？怎样在东方艺术中呈现出中国文化身份？

　　姜：我们要恢复文化上的自信力，也即文化理性。在半个多世纪前，鲁迅曾经发出“中国人丧失自信力了吗？”的沉重诘问，看来当代中国人仍需要重复发出这一沉重的自问。文化上的缺乏自信表明一个民族整体创造力的萎缩和矮化。“五四”之后中国文化的发展现实表明，受西方科技理性的支配，中国文化长期存在追随西方盲目否定传统的倾向，而20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文化的意识形态化也无不来自西化思潮。20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西方文化艺术思潮的全面涌入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文化的西化倾向，使中国文化的影像进一步模糊，20世纪九十年代后殖民理论之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恰恰表明受西方文化侵孳，本土文化的非主体性和非建构性。历史的看，中国的现代化追寻最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而现代性也包括文化的现代性。中国作为文化大国不能走“充分西化”之途，那无疑等于民族文化身份的自我取消，因此，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文化复兴已成为一个紧迫的世纪性问题。

　　王：当务之急，是教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西方人学好汉语，然后通过汉字练习进入的汉字的审美书写，逐渐进入到对中国文化审美趣味的认可。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西方的月亮比东方圆，出口转内销特别热闹。另外，对中国二十年的书法大潮加以深度文化审视，总结区域性经验，开拓全球性经验。不可忽略的现实问题是，书法界热闹了，来的人多了，门槛就自然低了，质量每况愈下，什么人都可以称自己是书法家。我只听说很多人都说自己是书法家，但是很少有人敢说自己是钢琴家，因为钢琴十级太难太严格，而书法似乎自封为家太易所致。这种泥沙俱下的状态说明书法的含金量在加速减弱。如果中国在面对西方没有新文化精神重塑的可能性，没有新的艺术精神文化崛起，作为技法的书法必然会被全球化的电子文化打入底层而边缘化。北大书法所立志将中国书法逐渐世界化，将振兴高等书法教育，倡导书法家的文化化和学者的书法家化，得天下书法英才而教之为己任。高等书法教育体系的完善使中国书法后继有人，以改变目前这种书法私塾教育的封闭状态。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私塾遍地都是，现在什么地方还有私塾？几乎没有！是什么取代的？当然是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

　　应该思考中国书法在“亚洲文化圈”中的地位和在西方世界中的书法身份，关注明天的北京大学、北师大、首都师大和中国人民大学这样高等学府书法教育的深刻严谨和深远意义，如果书法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会措手不及，顾此失彼。中国书法高等教育是中国书法文化输出的重要力量，北京大学书法所会竭力在书法教材、创作教学、书法理念、国际展出、高峰会议等多方面做的更好。

　　姜：您的“文化书法”观念无疑为中国书法进入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其价值将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全面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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