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检读《谈艺录》所引“二西”之书（上）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9月第一版）引用许多东西洋哲学宗教典籍（《谈艺录》序：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其中有很多是现在研究哲学史和宗教史的人都不看的。比如有一个较偏的德国哲学家法依兴格尔（Hans Vaihinger），我曾花很大功夫看他的《假如哲学》（Die Philosophie des Als-Ob；
C. K. Ogden英译The Philosophy of “As If”），后来偶然发现钱锺书早期学术小品文《说“回家”》（另有英文广本“The Return of the Native”）和《谈艺录》不仅引用《假如哲学》原本和英译，而且引得十分到位，这才体会到他的确是读熟吃透真懂，再提要钩玄说出来，让人不得不佩服。从这件事后，我就开始留意《谈艺录》引用过哪些（以及哪一版）“二西”之书，是节引还是全引，引得是否准确，是否恰当到位，以及为什么引一本不够还要再引第二本第三本这类问题，并作有札记若干则。现在挑拣一部分试着介绍出来，以供同好之研商。

　　在《谈艺录》里，钱锺书提到他年轻时的读书方法，就是“检阅所引书”。这种方法，应该也是我们读《谈艺录》的基本方法。不过，这种检核原书的工作难度很大，就连提出这种倡议的李洪岩也免不了犯错。比如《宋诗选注》评严羽的部分，曾经引用“德《梵文诗学史研究》”，李洪岩受到海外学者孟令玲评论文章《钱锺书的〈宋诗选注〉》误导，认为是“德文本《梵文诗学史研究》”。其实，“德”是人名，指的是《梵文诗学史研究》的作者、印度梵文学家德（S. K. De），并不是“德文本”。虽然有这些困难，还是希望研究哲学史和宗教史的朋友能以余力注意钱锺书作品所引“二西”之书这个问题，庶几可以集众人之力对钱锺书读过的书做出全面的评估。

　　检阅所引书

　　《谈艺录》第二十八条“妙悟与参禅”，还有第八十八条“白瑞蒙论诗与严沧浪诗话”，对宗教家的神秘体验和诗人的诗歌创作做了比较研究，发现不论凡圣东西，“致知造艺”的活动都要经历由“渐修”到“顿悟”，再到“悟后渐修”的过程。“顿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要经历一个博采旁收、穷探力索的“渐修”阶段，然后才能真正有所通达、有所悟入。“渐修”的资粮一旦积集圆满，碰到适当的时节因缘，悟境刹那之间就会呈现，仿佛“电光火石”一般。中国的诗人和禅宗和尚，西方的科学家、神秘主义哲学家和宗教家，都对这种境界十分了解，而且不约而同地都用了“电光火石”这样的譬喻，以形容悟境生起之速、停驻之短。在中文方面，钱锺书引用了孟郊的《劝学》诗，以及《五灯会元》里的三个公案。在西文方面，他引用了中世纪哲学家圣伯拿文图拉（St. Bonaventura）的“scintilla”（拉丁文“火花”），德国中世纪神秘宗师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Fünkelein”（德文“火花”），德国科学家亥尔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的“油云闪电”（德文Geistesblitz，直译即“心光”，转义为“灵机一动”、“灵感”）。总之，只要是开悟，都是“恍”（心光）然大悟。亥尔姆霍兹“油云闪电”之喻，钱锺书是直接引自他的通俗作品集《讲演和谈话》第一册里的《七十岁生日宴致辞》。

　　在西方哲学和认知心理学中，一般认为“原创性思维”（creative thinking）的发生要经历四个阶段，就是“积粮”（preparation）、“伏卵”（incubation）、“开悟”（illumination）和“检证”或“修正”（verification or revision）（参见Catharine Patrick: What is Creative Thinking,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5）。亥尔姆霍兹的“油云闪电”，就是专门用来形容第三个阶段“开悟”的。德国数学家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1805年写信谈及他悟入解决某数学难题关键的心境时，也用了“电光一闪”这样的比喻（Bruno Baron v. Freytag gen. Loeringhoff: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Mathematics, tr. from the German by Amethe Countess von Zeppeli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1, p.77）。高斯这个例子也很有名，研究创造心理的学者曾把它和亥尔姆霍兹的比喻列在一起（参看Larry Briskman：“Creative Product and Creative Process in Science and Art”, in Denis Dutton and Michael Krausz〈eds.〉, The Concept of Creativity in Science and Art, The Hague/Boston/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1, pp.129-155），可惜钱锺书没有注意到高斯这封信。

　　在这两节诗话中，钱锺书的主要理据是英国社会心理学家倭拉士（Graham Wallas）的《思维术》（The Art of Thought, London: Jonathan Cape, 1926）。细读《思维术》，我发现倭拉士讲“开悟”时，引用的例证之一正是亥尔姆霍茨的《七十岁生日宴致辞》（pp.79-80, 93），只是他了解的《致辞》是间接根据意大利哲学家、心理学家利亚诺（Eugenio Rignano）《推理心理学》英译本（Psychology of Reasoning,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Winifred Ho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3, pp. 267-268; The Art of Thought, p.80, note 1）。钱锺书在《说“回家”》（发表在《谈艺录》之前）中引用过利亚诺《推理心理学》英译本，所以他在刊行《谈艺录》之前，肯定已经看过《思维术》和《推理心理学》，而且很有可能是先读了比较有名、篇幅较短的《思维术》，然后“检阅所引书”，再找到利亚诺的《推理心理学》，最后根据利亚诺的书，把“油云闪电喻悟”最终“锁定”在亥尔姆霍兹的《致辞》上。要不是我们“固执地”检阅所引书，绝不可能知道在钱锺书写这两节诗话的背后，经历过一个从倭拉士《思维术》到利亚诺《推理心理学》，再到亥尔姆霍兹《七十岁生日宴致辞》的读书积累过程。

　　再检阅一次所引书

　　在“白瑞蒙论诗和严沧浪诗话”一节里，钱锺书还提到一条文史掌故：“基督教屏弃一切世间法，诗歌乃绮语妄语，在深恶痛绝之列。故中世纪僧侣每侪罗马大诗人于狗曲，偶欲检维吉尔或贺拉斯之篇章，必搔耳作犬态示意。”在这段话后面，有小字注出这个掌故的三个来源。第一个是英国犹太文史家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 1766-1848）的《文稗类编》（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第一卷第18页，第二个是英国教会史家梅特兰（Samuel Roffey Maitland, 1792-1866）的《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谈艺录》所引书名少写一个The）第403页，第三个是爱尔兰思想史家、政论家勒基（William Edward Hartpole Lecky,1838-1903）的《西洋道德史》（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谈艺录》把European误排成Europoan）第二卷第202页。

　　根据梅特兰的《黑暗时代》，这条掌故的背景如下：在西方中世纪，僧侣在隐修院中不能随便说话发声，这样一来，生活和交流就很不方便。于是，当时的人就发明了一个方便法门，以应对这种困难，那就是打手语。比如借书的时候，有一个手势专门表示“书”，然后再加上另一个手势表示哪一类书。各种宗教圣典，比如弥撒书、福音书、使徒书信经文选和诗篇歌集等，都有不同的手势代表，而专门代表想借古典作品（希腊拉丁作家）的手势则是学狗挠耳朵，以表示借书者对这类书籍的轻蔑。这就是“偶欲检维吉尔或贺拉斯之篇章，必搔耳作犬态示意”。

　　我们先倒着从勒基的书开始说，因为它最晚出，也比较有名，民国时还有陈德荣的汉译本。稍微翻阅《西洋道德史》（我看的是第三版，页码与《谈艺录》所引一致），我们就会发现他提到这个掌故时，请读者去参看梅特兰《黑暗时代》某卷某页，而这某卷某页正是钱锺书引的。如此看来，勒基是间接从梅特兰那里知道了这条掌故。所以，和讲“油云闪电喻悟”时碰到的情况（倭拉士《思维术》→利亚诺《推理心理学》→亥尔姆霍兹《七十岁生日宴致辞》）一样，钱锺书也许是先看了勒基的《西洋道德史》，发现了这条基督教史的逸闻，然后从《西洋道德史》的注释里发现梅特兰《黑暗时代》为勒基所引材料之所本。于是，钱锺书“索阅所引书”，看完了《黑暗时代》（我看的是第五版，页码和《谈艺录》所引相合），而且确定了403页脚注2里面这句话：“……but to distinguish a book written by a heathen, the monk was to scratch his ear like a dog.”不过，《黑暗时代》并没有引用迪斯雷利的《文稗类编》（我看的是The Chandos Classics本，页码和《谈艺录》所引吻合）。这两本书出版时间虽有先后，但好像都是独立找到这条材料的。

　　我打算在别处专门介绍一下迪斯雷利这本书，这里就不再细谈了。大家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好：迪斯雷利的《文稗类编》，是哲学家叔本华生前所看最后一本书。在《管锥编》第二卷（第445页，脚注6）上，钱锺书也曾引用《文稗类编》第1卷：“……犹法国传教士（Pere Bourgeois）叹汉语难学，"chou"一音即有‘书’（a book）、‘树’（a tree）、‘述’（to relate）、‘输’（the loss of a wager）等六义也（I. Disraeli, 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 I, 268）。”查原书该页，关于“chou”（即现代汉语拼音shu）之一音，实际上列出了七义，而非六义，即“书”（a book）、“树”（a tree）、“暑”（great heats）、“述”（to relate）、“曙”（Aurora）、“熟”（to be accustomed）和“输”（the loss of a wager）。钱锺书引书有小误。

　　“节引”柏拉图书牍

　　上面两节讲了钱锺书写《谈艺录》时读“二西”之书的方法，也就是“检阅所引书”。本节略谈钱锺书在《谈艺录》里引用“二西”之书的方式，即他独特的“节引”。

　　西方提到“电光火光喻悟”的人，按上面所说，最早可以上溯到中世纪的圣伯拿文图拉。可能有人就会问，在古希腊哲学家的书里，是否有这个譬喻。还真有一个，钱锺书帮我们找到了，就在《柏拉图书牍》里。《谈艺录》“补遗”第十六条：“电光火光喻悟。近读柏拉图书牍第七函，有论熟思而后悟一节，乃知西籍中厥喻肇始于此。Thirteen Epistles of Plato, tr. L. A. Post, p.94: Acquaintance with truth must come suddenly, like a blaze kindled by a leaping spark.”他引的这本书，是珀斯特（Levi Arnold Post）译注的《柏拉图书牍》（Thirteen Epistles of Plato, Oxford : Clarendon Press, 1925 ）。这本书一共有两处提到“电光火光喻悟”，第一次就是《谈艺录》引到的第94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另一次则在第99页。第99页提到的这一次，钱锺书没有引。不过这并不重要，我想他是觉得只要找到这个譬喻的“肇始”处就可以了。

　　但是，最有意思的还是上一段所引柏拉图书牍的英文译文。这一段引文并非忠实引用原书，而是经过了钱锺书一番加工改造。这一点，不核对原书，是绝对不会发现的。珀斯特译文原文远较《谈艺录》所引为长：

　　“Acquaintance with〈it〉must come〈rather after a long period of attendance on instruction in the subject itself and of close companionship〉, when, suddenly, like a blaze kindled by a leaping spark,〈it is generated in the soul and at once becomes self-sustaining〉.”

　　引文中加尖括号并涂黑的部分，就是钱锺书作了变动或省略的地方。我们看原文里是没有“truth”的，只有一个“it”。长话短说，这个“it”指柏拉图一整套对哲学和教育的看法。在柏拉图眼里，这套看法当然是唯一真理，所以钱锺书把它替换为“truth”，也说得过去。他引用这封书信，本不在介绍柏拉图哲学体系，只是想借用这座大厦里的一块砖石（“电光火光喻悟”），达到印证自己观点的目的。所以，要是按照原文引用“it”，就会教读者感到不知所云，在理解上产生障碍，改为“truth”，是很好的变通方法。可是，钱锺书所用“熟思”一词，却不能概括被他删去的柏拉图原文里的“rather after a long period of attendance on instruction in the subject itself and of close companionship”。这句话译出来，大体上相当于“备餐讲筵”、“亲近师友”、“朝夕砥砺”的意思，是描写柏拉图学园里面一种集体和个人之间积极互动的修学过程，不是“熟思”二字描写的个人行为所能概括的。所以，我们要是照搬钱锺书的引文来讲柏拉图哲学，那就危险了。

　　柏拉图书牍“电光火光”一喻，英国神学家、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英格（William Ralph Inge）《普罗提诺哲学论》（The Philosophy of Plotinus, 2 Vols., London/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Co.,1918）一书第一卷第8页上也曾谈到。《谈艺录》共引《普罗提诺哲学论》四次（我手里有一张原社科院外文所书库藏本Fox Adam著《英格传》的借书卡，卡上有钱锺书签字，他在1961年5月20日以及1964年10月29日借出或者还掉过这本书）。大概钱锺书是在读英格时注意到了这一点，才会于日后找出珀斯特翻译的柏拉图书牍来看，于是“乃知西籍中厥喻肇始于此”。

　　原载《东方早报》200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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