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斌：结构、议题与变迁：中印关系进程的系统性分析

　　「内容提要」中印关系是一个不断变动和调整的进程系统。中印关系进程的方向与内容，不仅取决于该进程的结构，也受到进程议题选择和设置的制约。中印关系进程的变迁，验证了国家间关系的建构性。中印关系的未来，既在于超越单一行为体认知和实践的限制，发挥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关系的协同作用，也在于进程议题的合理设置和平衡协调，在适应国际环境的同时也塑造国际环境。?「关键词」中印关系；
进程；
结构；
议题；
变迁

　　一、中印关系进程结构

　　从静态意义上讲，国家间关系进程是一种社会结构，是国家间各种行为体在一定环境下经过长期互动形成的结果。行为体、环境、行为体互动是构成国家间关系进程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一）国家间关系进程的行为体主要包括政府、政党、媒体和民众。政府在国家间关系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国家间关系进程的方向和内容。政党是国家间关系进程中重要的政治行为体，它通过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影响本国政府，影响国家间关系。媒体是国家间关系进程中重要的信息载体和沟通渠道，政府、政党、民众都或多或少地需要借助媒体认知他国，并在其提供的信息支撑下发展各种层次的国家间关系。民众是国家间关系进程中的主要力量，民众间的认知与交往是国家间关系进程的重要内容，民众的意识、需求经过一定的途径形成社会舆论，对政党、政府在国家间关系进程中的政策选择形成强大而持久的制约力量，进而影响国家间关系进程。

　　就中印关系进程而言，中国方面的政府、政党稳定性较印度强，对印认知和政策的连续性也较为一致，始终把印度视为现实或潜在的友好国家，把中印关系置于友好国家间关系的范畴。如在中印关系已经较为紧张的1959年，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仍认为，“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1]即使到了1982年，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也依然认为，“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2]而印度的政府、政党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经历了特点鲜明的两个阶段：国大党阶段与多党角逐阶段（以印度人民党为主），[3]印度政府对华认知与政策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强调历史友好关系，到20世纪60、70年代因边界问题而疏远中国，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逐步改善对华关系。

　　长期以来，两国媒体和民众这两个行为体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受到严重束缚，[4]未能对中印关系进程的走势产生重大影响，他们更多是被动地认同和接受政府、政党所塑造的国家间关系。[5]冷战后，随着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拓展，两国媒体和民众（尤其是经济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在中印关系进程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开始提出独立的思考和建议，如印度国会联邦院议员、经济学家兰密施就在其《Chindia 应该说得通：中国与印度之探讨》一文中，大声疾呼中印两国应当“捐弃前嫌，重新开始”。[6]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改善。[7]

　　（二）环境，是指事物周围的情况和条件。[8]根据不同的标准，环境既可划分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可区分为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自然环境是国家间关系进程中一个必须考虑的既定条件，如领土形状（海陆型、内陆型、海岛型）、领土大小、自然资源等，这些因素对于国家间关系进程的内容会产生重大的制约作用。社会环境又可分为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前者主要指一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即一般意义上的国内形势。后者则指该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状况以及整个地区和全球的局势。国内环境的稳定与否，不仅制约着该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的自信心和交往力，也事关与它国国家间关系的可靠性与延续性。国际环境的状况，则直接影响该国对外部世界的判断和策略选择。对此，皮特。格鲁维奇就言，“国际体系（国际环境）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9]

　　就中印关系进程面临的环境而言，两国在自然环境方面存在极强的关联性和相似性，两国领土相连，彼此都是海陆型大国，自然资源也较为丰富，都具备成为一个地区大国必要的天赋。自然环境的关联性强化了两国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性，自然环境的相似性则意味着共识与竞争并存。在社会环境方面，中印两国的国内环境也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如人口对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低下，社会问题的错综复杂，但也存在些许不同之处，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国内环境的相似性，有助于增进彼此的对话与合作，而国内环境的差异性，则为国家间关系进程的演变增添了变数。就国际环境而言，中印两国的周边状况都较为复杂，存在一些棘手的国家间关系问题（如中国与日本的历史与领土争端、印度与巴基斯坦的领土争端等）。此外，两国也深受全球局势和世界其他大国间关系的严重影响。

　　（三）行为体间的互动，交织汇聚成各种类型的国家间关系，如由政府间、政党间互动演绎而成的政治关系，由政府、政党、媒体、民众等多种行为体共同参与互动而成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这些进程关系共同构成了国家间关系的全部内容。相对于政治关系直接明晰的作用特点，经济关系与文化关系的作用则显得间接而隐晦，但由于后两种关系所涉及的行为体最为广泛，易于形成较为坚实的国家间关系基础。因此，我们看待分析中印关系进程，不仅要注意两国政府和政党的言行，更要高度关注两国整个社会间的认知与互动。中印两国政府政党间的互动只是当代中印关系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一个由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多维交织的立体化进程关系体系才是保障中印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石。

　　二、中印关系进程议题

　　在国家间关系进程中，行为体间的互动不是无目的无意识的互动，而是始终在围绕特定的问题进行互动，这些特定的问题即是国家间关系进程中的议题。议题的选择和设置的合理性与否，将影响行为体间互动的意愿、强度与效果，进而对国家间关系进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中印关系进程中，鉴于中印两国的历史与现状，安全问题、发展问题、地位问题无疑是其最为重要的三个议题。

　　1.安全议题。由于都曾长期遭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中印两国对安全问题都有一种特别的关注，尤其是领土安全。围绕安全问题，中印两国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方面存在诸多共识，[10]如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反帝、反霸运动，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对影响自身安全的周边事件高度关注，如中国对于朝鲜半岛、印支半岛局势的关注，印度对于南亚次大陆、印度洋周边局势的关注，而这些安全关注也在特定阶段增进了中印关系。[11]同时，由于中印两国存在边界划分的分歧，[12]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基于对方的地缘政治安全困扰。印度的“中国通”苏吉特。杜塔（Sujit Dutta ）就指出：“中国和印度跨越了喜马拉雅山和南亚、西南亚以及东南亚共同的地缘政治空间，这造成了战略和地缘政治竞争。”[13]美国学者约翰。盖佛（John Garver ）也认为，“地缘政治冲突一直支配着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14]由此，在中印关系进程中，中印既乐于将安全问题设置为共同关注的议题，也容易因为安全议题影响双边关系进程。如何增强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共识和互信，如何化解因为边界争端引发的安全困扰，是中印两国所有行为体都应思考和解答的问题。

　　在中印关系进程中，安全议题的内容和重点随着环境的改变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冷战时期，中印关系进程中的安全内容主要指政治安全和领土安全，如中印两国都坚决抵制别国对自己内政的干涉，坚决捍卫自己认定的边界。冷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缓和，其它非传统威胁的增加，安全议题的内涵有了进一步丰富，双方不仅继续强调政治安全和领土安全，而且开始关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在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印关系的迅速改善，安全议题的重点也逐步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移，中印两国围绕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进行了越来越密切的合作。[15]而这种合作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印关系进程的进一步发展。

　　2.发展议题。中印两国同为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严峻任务，发展问题是中印关系进程无法回避的主要议题。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曾说，“中印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16]印度国大党现任主席索尼娅。甘地也认为，“我们的历史赋予了我们未来的使命。我们对全人类负有共同的责任。……我们两国的经济有很多共同点。中印关系远非商业来往。中印关系是两大文明的关系，而不是两个贸易伙伴或两个国家的一般关系。我们必须重建这一框架。……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只有一条出路，即共存与合作。”[17]围绕发展议题，中印两国走过极为相似的探索道路，都曾以前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师，在受到挫折后又都适时改弦更张，通过改革开放，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不小的经济发展成就。但值得注意的是，冷战时期，中印两国在发展议题方面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很少进行互动。冷战后，中印两国在发展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明显增强，双方不仅相互学习，而且都日益认可对方的发展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机遇，两国的发展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8]为此，美国政府的智库兰德公司也认为，“通过遍布整个地区的跨界投资、贸易和通信联系，中印创造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复杂结构，中印双方不仅有望在全球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全球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讲也有赖于这两个国家的稳定与经济增长。”[19]

　　3.地位议题。中印两国不仅同为世界人口数量庞大的国家，而且也都是历史悠久富有独特文明气质的国家，从本性上都有一种强烈的大国意识和抱负。但是，在遭受西方殖民国家长期的蹂躏之后，两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曾长期踯躅不前，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一个成了英国的殖民地，一个成了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民族自信心受到极大摧残。因此，中印两国在取得独立后，都把重建民族自信心，恢复大国地位作为其重要的历史使命，地位问题也就因此成了两国对外政策和双边关系进程中高度重视的议题。以印度为例，1944年，印度政治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坚信，“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20]印度独立后，尼赫鲁甚至公开宣布：“由于历史的和其他的许多因素，印度不可避免地要在亚洲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是潜在的伟大民族和强大的国家。这不是我们的什么野心，这仅仅是个现实”。[21]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也认为，“冷战后，‘印度正处于把自己确立为一个大国的过程之中，并把自己视为一个潜在的重要全球性角色’”。[22]同样，中国历届政府和领导人也在各种讲话中，强调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尽管中印两国都有着实现民族复兴，重振国家雄风的意愿，但在提升各自国家国际地位的过程中，由于两国国情的相似性以及地域的邻近性，中印双方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摩擦和冲突。例如，有中国学者就指出，“印度战略地位的增强将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削弱我国的战略影响，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相对降低我国战略作用，使我国与主要大国打交道时变得更为复杂”。[23]

　　综而观之，在中印关系进程中，尽管安全问题、发展问题和地位问题都是其主要议题，但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三个议题的优先性还是有所差异。在冷战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安全议题一直是中印关系进程的首要议题，这也就导致了中印关系既因共同的安全威胁（帝国主义的威胁）而走向亲近，又因为彼此间的威胁（边界争端）而走向对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其结果是两国争取大国地位的目标都难以如愿。1976年后，由于中印两国内外政策的调整，加之国际环境和双边关系的改善，发展议题逐步取代安全议题成为中印关系进程中的最主要议题，发展议题优先性的提升，不仅扩大了中印关系进程行为体互动的空间和频率，也逐步改变了中印关系进程政府行为体一枝独秀的局面，政党、媒体、民众在中印关系进程中的作用开始显现，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开始成为中印关系进程中重要的内容，中印关系进程的稳定性明显增强。可见，进程议题优先性的变化，对中印关系进程的方向和内容有着重大影响。为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在未来的时间里继续关注一旦地位议题成为进程首要议题之后，中印关系进程又将作何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两国、地区和世界又将意味着什么。

　　三、中印关系进程变迁与启示

　　从动态意义上分析，中印关系进程又是一个不断变迁的系统，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一）进程变迁

　　自1949年以来，中印关系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1959年的友好阶段。在此阶段，中印双方的行为体（无论是政府、政党还是媒体与民众）在相互认知和交往过程中基本上都持一种积极正面的态度，尽管国际环境仍然比较恶劣，双方也在边界、西藏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中印双方依然保持了一种友好往来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当时的中印关系是较为脆弱的，主要依赖于双方高层的政治联系。第二个阶段，1959-1976年的敌对阶段。在此阶段，两国领导人间的信任感迅速消失，高层政治对话减少，国际环境也愈发严峻，使得中印关系进程陷入低谷，中印双方不仅在边境剑拔弩张，而且还在地区和国际场合发出不和谐甚至对立的声音。第三个阶段，1976年后的正常化阶段。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迅速调整了内外政策，发展问题不仅成为中国对内政策的首要议题，也成为审视和推动中印关系的重要议题。[24]冷战结束后，印度也在内外压力的推动下进行了政策调整，其中也包括对华政策的调整，不再将边界问题作为维系中印关系进程的前提和基础，也开始将发展问题作为自身优先考虑的议题。由此，中印双方不仅得以打破长期以来困扰双方的安全僵局，而且还能在发展议题的指引下开展广泛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中印关系渐趋正常化，中印关系进程也趋于成熟和稳定。

　　（二）进程启示

　　通过对中印关系进程结构、议题与变迁静态和动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印关系进程中，仍有许多值得中印双方深思和加强的方面：

　　1.在重视和发挥政府领导人和执政党在中印关系进程中突出作用的同时，要逐步实现关系进程中决策和交往过程的制度化，避免和减少因决策层个体认知偏见或失误对中印关系进程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在过去的中印关系进程中，两国政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两国决策者的认知与情绪直接建构了具有不同内容特征的中印关系，如强调共同命运和使命的观念建构了友好的中印关系，强调个体安全和利益的观念建构了敌对的中印关系，强调共同发展的观念建构了正常的中印关系。

　　2.积极创造条件，增进中印两国民间的交往机会，扩大和深化中印关系进程的社会基础。长期以来，中印两国其它行为体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民众间的直接对话很少，媒体间面对面的对话与沟通也不多，双边关系更多时候都近乎等同于单纯的政治关系。这种状况，无疑对于中印关系进程的稳定发展是不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逸舟研究员对此就表示，“在当代条件下，经贸关系不发展，尤其民间的经贸往来不发达，国家之间或政治实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是不稳固的、可逆转的”，“中印关系所以起伏很大，也有类似的原因。”[25]印度前外长贾什万特。辛哈2003年在第五届亚洲安全研讨上也说，“提升亚洲安全的关键在于我们共同建立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度。”[26]2004年4月6日，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所长班纳吉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演讲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和印度将来的合作中，最优先考虑的应当是中印两国人民或机构间有更多的互动交流。尽管中印两国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重大冲突，但是中印两国人民之间一直缺乏深刻的互动交流。”[27]2007年，中国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面向中国大学生的调查有力地证实了班纳吉的观点。[28]

　　3.由国际环境的被动适应者转变为国际环境的积极建构者。长期以来，中印关系进程的方向和内容，除受到两国政府和执政党的相互认知制约外，还受到国际环境及其它大国间关系的影响，中印两国也因此未能真正从符合和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角度去建构中印关系进程，中印两国许多时候都不自觉地成了它国进行国际政治博弈的棋子，而非独立自主的棋手。为此，要促进中印关系进程未来的健康稳定发展，就有必要携手从国际环境的角度去重塑中印两国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具体讲，就是要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内，主动性地战略性地去重构与中印关系进程密切相关的国家间关系，如中印巴、中印美、中印俄、中印日等国家间关系。[29]

　　四、结论

　　从历史角度分析，中印关系进程是中印双方行为体互动的结果，是一个仍在持续演变的动态过程。中印关系进程正从单一脆弱的政治关系体系向复合坚实的立体化关系体系转变。从理论层面分析，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都只能对中印关系进程的某个方面做出解读，而不能揭示和主导中印关系进程的全貌。

　　中印关系进程的美好未来，需要充分发挥两国各类行为体的作用，尤其要注重和发掘非官方行为体的作用；
需要通过扩大深化两国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以巩固彼此间长久和平交往的社会基础；
需要不断就国际环境的变化及时交换看法，在各种国际场合加强协商沟通；
需要围绕发展这个核心议题，积极化解安全困境；
需要用合作共赢的方式协同提高国际地位，避免零和博弈。（本文发表于《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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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66-68页。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5页。

　　　　[3]90年代中期以后，印度政党制度已逐渐发展成为二党并存的局面。1996年第11届大选，印度人民党获20%的选票和161个席位，第一次超过国大党而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以最大党的资格组阁。参见陈峰君，“论印度现代化的转型”，《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4]如“从冷战时期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急切希望中印两国对立争雄，两败俱伤，印度许多知识精英都变成这一意愿的俘虏。”转引自谭中：“China加India 等于Chindia ”，载《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3期，第141页。

　　　　[5]如印度民众长期以来认为，是“中国非法占领阿克赛钦、西藏的部分领地并不断向印度索取阿鲁纳恰尔邦”。参见Sudhir Chadda ，China India waror friendship ？Arunachal and Aksai Chin major issues ？India cannot forgetTibet [EB/OL].http://www.indiadaily.com/editorial/15246.asp ，2007-1-21.

　　　　[6]Jairam Ramesh ，“Making Sense of Chindia ：Reflections on Chinaand India ”，New Delhi，2005.

　　　　[7]如印度已经越来越把中国视为一个模仿和赶超的样板，特别是在消除贫困、发展城市和吸引外资方面。参见Derek J.Mitchell and Chietigj Bajpaee，\"China and India\"，in C.Fred Bergsten，eds.the china balance sheetin 2007and beyond，（Washington：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Studies and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April2007.），p151-170.

　　　　[8]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修订第3版，第550页。

　　　　[9]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2，No.4，Autumn 1978，P.881-912.

　　　　[10]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361页。

　　　　[11]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国家，打破美国的经济禁运和军事包围，中国政府尽力避免同印度的边界纠纷以便集中量力应对‘东线’的朝鲜战争和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印友好关系构成了中国反美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尼赫鲁政府则视美巴联盟为印度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发展并强化印苏、中印关系就是为了应对这一威胁。”参见Xue-cheng Liu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and Sino-Indian Relation ，（Lanham，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1994），p.6.

　　　　[12]在边界问题上，中印两国的利益认知存在着差异，“基于国家认同方面的考量，印度需要建立起历史性边界的观念（即印度的边界主张是历史的），而中国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寻求的则是战略边界。”参见Steven A.Hoffma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Berk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p.xii.

　　　　[13]Sujit Dutta，\"China ‘s Emerging Power and Military Role：Implicationsfor South Asia\"，in Janathan D.Pollack and Richard H.Yang ，eds.In China’s Shadow：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Military Development，Santa Monica ，1998，p.94.

　　　　[14]JohnW.Garver，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Twentieth Century ，p.5，pp.110-111.

　　　　[15]如“中国国家石油公司与印度石油与天然气公司以5.73亿美元的联合投标获得了加拿大石油公司（Petro-Canada）在叙利亚阿里-弗拉特（al-Furat）油气田37%的份额”，参见Indrajit Basu “India ，China Pin Down $573mSyria Deal，”Asia Times，December 25，2005.

　　　　[1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81页。

　　　　[17]索尼娅。甘地：《印度和中国——文明的和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8]“印度和中国在建设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过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参见Leading China Analyst Sujit Dutta provided very useful analysis andargument on Indo-China Relations in his article on India-China Relationsin India-Russia Future Strategic Trends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ds.V.D.Chopra ，pp 151-155.

　　　　[19]Reports from China Desk，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NewDelhi ，India.Rand Research Brief ，A New US strategy for a changingAsia，at http://www.rand.org/publications/RB.

　　　　[20]「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

　　　　[21]孙士海、葛维钧著：《印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页。

　　　　[22]「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页。

　　　　[23]马加力著：《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前言第14页。

　　　　[24]如2006年11月中印《联合宣言》中，双方就一致认为，中印全面经济和贸易关系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参见陈宗海：“冷战后中印关系的特点与态势”，《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25]王逸舟著：《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页。

　　　　[26]Inaugural Address By Mr Yashwant Sinha ‘s External Affairs，at The Fifth Asian Security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For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is，New Delhi ，2003年2月4日。

　　　　[27]吴冰，马得汶：“新世纪推动中印双边关系发展的若干构想”，《社科纵横》2008年第6期，第55页。

　　　　[28]参见李俊勇，刘思伟：“中印关系：认知与理解——解读中国高校学生中的印度”，《南亚研究》2008年第1期。

　　　　[29]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体现这种思路的苗头，如中印巴三角关系内容的调整，中印美、中印俄三角关系的相对协调并进。具体情况可参阅以下几篇文章：“温家宝总理会见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时的谈话”，新华网北京2003年6月23日。Adam Wolfe，Yevgeny Bendersky，and Federico Bordonaro ，“New Delhi‘s New Diplomacy ，”Asia Times，July 21，2005.「印度」斯瓦兰。辛格：“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美国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3-119页。

　　来源：《南亚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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