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光：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板

　　全球经济危机的警示

　　这些年来,许多人常常把西方资本主义称作规范的、成熟的、现代的市场经济,意思是说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内部矛盾,可以避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即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已经过时了。最近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随即扩大为全球经济危机,这说明资本主义本质上没有改变,马克思的分析依旧没有过时。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兴起了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遇到的问题,不是出自资本主义本身,而是过多的国家干预造成的,只要减少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就会充满活力。结果,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西方横行了30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以至于经济要靠借债消费和金融投机来支撑,最后以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危机收场。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引起了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衡,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失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失衡,目前的危机就是这些失衡的表现。长期以来,好多人对此不屑一顾,现在没有几个人敢继续怀疑了。

　　现在美国最流行的经济词汇就是“救助”,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对市场的迷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降温了。今天,西方的政要们面对经济危机大惑不解,有的干脆去读《资本论》以寻找答案。我们更应当重温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来加深我们对当前世界的了解。

　　这些年来,对市场高估其优点、低估其缺点的倾向,我们也存在。与此相对应,计划的优点则被严重低估和忽视了,这值得我们反思。

　　计划与市场各有优劣,缺一不可

　　小平同志率先正确指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计划与市场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其各有优点与缺陷。

　　市场的长处就是能够通过竞争,促进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实现产需衔接。但是,市场也不是万能的。有几件大事不能完全交给市场、交给价值规律去管:一是经济总量的平衡;二是大的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三是竞争导致垄断问题;四是生态环境问题;五是社会公平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来干预。

　　计划的长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对经济发展方向及时做出重大调整,还可以调节社会分配,保持社会公正。但计划工作也是人做的,人不免有局限性,有许多不易克服的矛盾,比如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利益关系的矛盾,等等,计划也就不会十全十美了。对此,一方面要改进计划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运用市场手段来校正计划的不足。

　　对于市场与计划,实践中,正确的做法应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充分发展它们各自的优势,避免两者的缺陷和不足,使之互相补充。相反,错误的做法就是只迷信其中一方,让两者互相排斥。

　　“有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涵

　　很多人以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彻底否定和抛弃计划了,这是不正确的。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是十四大确立的。十四大前夕,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江泽民同志讲得完全正确。几十年来大家确实都是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包括“有计划”。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指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除了货币金融、财政税收,还包括国家计划。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0页)。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有两点最重要:一是人民性,公有制为主体,共同富裕;一是计划性,用计划弥补市场的缺陷,避免经济动荡,同时保证人民性的实现。所以说,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完全正确的。

　　1992年我曾经说过:“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指导,而且必须借助和依靠它们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这是我们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不能须臾忘记的。”(《刘国光文集》第七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这也算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口,我对于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计划”的提醒吧。

　　宏观计划调控滞后于市场化的危险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由传统计划经济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范围不断扩大,推动了中国经济蓬勃向前。现在商品流通总额中,市场调节的部分已经占到90%以上。前几年有人估计,中国市场经济在整体上完成程度已经达到70%左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立。

　　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之后,市场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也随之充分展现出来。市场经济在发挥激励竞争、优化资源配置等优越性的同时,它本身固有的缺陷,也日渐突出。特别是在经济总量综合平衡、环境资源保护以及社会公正方面引发的问题,不是市场能够自行解决的。

　　但有不少人犯了市场幼稚病,甚至发展到对市场迷信的程度。许多领域发生了过度市场化的倾向,像教育、医疗、住宅等领域,本来不该市场化的部分,也都市场化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几个敢在这些领域实现完全市场化的呢?这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对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影响。

　　市场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的优点,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市场的缺陷。市场追求的常常是眼前利益最大化,而不是长远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发挥国家计划的作用,校正市场的短视行为。血汗工厂过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一有风吹草动,垮掉的首先是它们,就像目前东南沿海正在发生着的那样。但是只要还能维持下去,指望他们主动去进行产业升级、自主创新,那是很难的。中央决定上大飞机,就是计划行为。要是按照迷信市场的比较优势理论,我们只干八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的买卖就成了。

　　市场常常追求局部利益、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局部利益、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一家造纸厂,废水不经处理就排放,它节约了成本,本厂利益最大化了,但是却污染了河水、危害了社会利益。小煤窑,乱开采,自己发财了,却把一个好矿脉给挖得千疮百孔。因此,这些年来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本质也是如此。

　　因此,改革开放30年来,一方面,经济发展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就;另一方面,环境破坏、贫富分化、城乡地区差异等矛盾越积越多。这与国家宏观计划调控跟不上市场化的进程有很大关系。

　　十四大以来,我们在短期宏观调控上,先后取得了治理通胀和治理通缩的成功经验。但是国家计划的宏观经济导向作用有日渐减弱的趋势。计划本身多是政策汇编性的,很少有约束性、可责性的任务;中央计划与地方计划脱节,前者控制不了后者的盲目扩张;计划的要求与实际执行相差甚远。总之国家计划失之软弱,甚至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放弃GDP情结,扩大内需,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喊了好多年,但是收效不大,这与国家计划的约束性与问责性不强而导致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有关。

　　智慧来自经验教训:要尊重市场,而不能迷信市场;也不要迷信计划,但不能忽视计划。由于历史原因,我们过去过于相信计划的作用。时过境迁,一些人从迷信计划变成了迷信市场,从一个极端蹦到了另一个极端。

　　许多人把改革只定义为“市场化改革”,那显然是有局限性的。改革的目标,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包括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政府改革等等,因此不能都叫作“市场化改革”。就是在经济领域,也不完全是“市场化改革”,而是“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计划调控下让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党内没有一份重要文件明确将改革方向简单片面地定位为“市场化改革”。

　　十七大重申发挥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

　　现在是到了继续坚持让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的同时,加强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的时候了。

　　党的十七大重新提出“发挥国家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6页)十七大明确提出这个多年没有强调的国家计划的导向性问题,我认为是极有针对性的。它再次提醒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有计划”的。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内涵。

　　十七大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歪曲的那样,“要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因为:第一,现在的国家计划不是既管宏观又管微观、无所不包的计划,而是只管宏观,微观的事情主要由市场去管;第二,现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是市场,计划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第三,现在的计划主要不再是行政指令性的,而是指导性的、战略性的、预测性的计划,同时必须有导向作用和必要的约束、问责功能。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再到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这合乎辩证法的正—反—合规律。这不是回到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的旧模式,而是计划与市场关系在改革新阶段更高层次上的综合。

　　实现市场和计划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就是在计划与市场之间建立和谐关系。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有的内容。

　　宏观计划调控和共同富裕离不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前面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一是人民性,二是计划性。这两点的实现都离不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十四大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0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这里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是很关键的。如果公有制比重过低,那么国家的宏观计划调控的实施难度就大了。为了实现病有所医的目标,国家想从财政上有所补贴。可是原有的公有医疗体系已经被破坏了,许多医疗机构、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都已经私有化了,你拿政府的钱补贴私人企业吗?

　　现在国有央企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公有制企业必然效率低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其领导人与职工的收入差距不能过分拉大,其内部腐败也要治理。现在讲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老工业基地,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可到了需要国家支持的时候竟被当作包袱撒手不管了。垮掉之后就归罪于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现在回头调整是明智的。

　　现在谈到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时,人们首先会想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滞后等,这些都有道理,但不是最主要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决定分配,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差别最大的影响因素。连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都承认,“收入差别最主要的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个人能力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他还说,“财产所有权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培训、机会和健康。”(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1页)30年来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除了前述原因外,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公”降“私”升和化公为私的滋蔓,才是最根本的。

　　强调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不是固执于教条,而是说你不这样,就无法避免两极分化,就无法做到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靠财政税收、转移支付、完善社会保障等手段来缩小收入差距,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但是,指望它们从根本上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不可能的。

　　像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典范瑞典,长期采用财政税收等手段来调节社会分配,效果依旧不大。2007年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瑞典财富集中程度其实与美国不相上下。如果算上移居海外的大富翁,像宜家集团的老板之类的,那么瑞典百分之一最富有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已超过了全国私人总财富的40%。这甚至可能比美国还要高。

　　小平同志强调:“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这决不是空话、套话。

　　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尤其需要加强政府计划职能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果断采取启动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决策。其中的各项措施,不管是铁路、公路、能源等基础建设,还是农村基础、生态环境建设,都离不开计划和规划。一下子花这么多钱,要达到目标,要花到实处,要产生最大的效益。不好好计划、规划那怎么成呢?这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离开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宏观调控的。即使在平时,如前所述,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尚不能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的市场去管,何况在发生危机的条件下,必须要加强政府宏观计划的职能。

　　大家都知道,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美国新闻界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世界是平的》,主要就是宣扬全球化和极端市场化的,出了中译本,影响很大,包括有些领导同志也很重视这本书。2008年弗里德曼在广东访问时,看到当地正在大规模地推广可再生能源发电,不由得大发感慨:美国要是能变成中国一天就好了,利用这一天,美国就可以像中国那样依靠政府力量来推广新能源以及采取其他的引导市场的措施,然后第二天再重新恢复到原来的自由市场体制。

　　这番话表明,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个极端市场论者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不是万能的。我们的长处,发挥计划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不管这一大事是发展新能源,还是缩小收入差距、产业升级、环境保护、国土整治,等等,正是他所羡慕的。人家的长处,我们要学;自己的长处,我们不应扔了,要更充分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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