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鹏：社会失控：极端民主和彻底民主的噩梦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冲突加剧已经在很多国家引发社会动荡，在这个背景下，社会控制问题成为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实上，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民主制度危机这个大题目下，社会失控和社会失范问题就已经引起人们的激烈争论。今天回顾这场争论，重温昔日各派学者的有关论述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欧洲著名的自由主义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曾接受马克思阶级分析的观点，开创了冲突社会学理论。他著有《历史重新开始：从柏林墙倒塌到伊拉克战争》一书，收集了达伦多夫从1990年至2003年发表的24篇学术论文或讲演文稿。涉及苏东剧变、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欧洲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等等多方面问题。贯穿全书的一条红线，就是关于社会改革与社会控制相互关系的科学论述。

　　一

　　在这本书中，达伦多夫特别使用了“社会失范”这个概念。他解释说：“失范这个词是被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引入社会科学的，它描述一种很可能会造成人们自相残杀的状况，这是一种失去方向和失去秩序的状况。就这个词的意义上说，失范意味着没有法律。”（达伦多夫：《历史重新开始》，慕尼黑贝克出版社，2004年德文版，第62、63页）“它显示出一个把自由蜕化为生存噩梦的世界的特点，在这个噩梦中，似乎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实际上什么也得不到。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协调一致完全被破坏了。”（同上，第63页）为了说明问题，达伦多夫还引用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失控”概念，他引述吉登斯的话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失控世界。失控，像一匹马从马棚中跑出来，毫无约束地四处奔驰；
像一个火车头，没有司机，在铁路上一路狂奔；
它还像是从屋里跑出来，很快就要跑丢的孩子。”达伦多夫说：“吉登斯的这个表述描述了我们中许多人对于经历一个迅速变革时代的感受。事情已经变得无法控制。”达伦多夫在把吉登斯的“社会失控”概念翻译为德语的时候，还用了另一个说法：“失去支撑的世界”。他解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失去支撑的世界。人们没有能够使自己获得支撑的东西，既不受宗教和传统的约束，也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信仰。人们可以把这说成是伟大的自由，也可以说成是社会失范，失去规则。埃米尔·涂尔干在100多年以前曾经用词来描述一种失去组织、失去方向的状态，它可以把人们推向自相残杀。”（同上，第284页）

　　总之，无论是社会失范，还是社会失控、失去支撑的世界，所描述的都是一个由于过分个人主义化、过分自由化、过分民主化而导致的每个人自行其是、没有任何权威、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约束的无政府混乱状态。

　　在这本书中，达伦多夫最初使用社会失范这个概念来描述1989年以后苏联东欧国家的乱局。他说：在那里，“因为原有社会制度的结构是通过垄断性政党建立起来的，如果取消这个党，或者仅仅取消垄断，整个上层建筑就会全部倒塌。它就像是一个信号，标志着把整个社会大厦的砖瓦粘结在一起的粘合剂已经完全失效。结果就是所剩无几，只留下一个废墟。”对此，“苏联提供了目前最令人恐惧的例子”。“戈尔巴乔夫总统取消了苏联共产党的垄断地位。他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权力，直到最后，他以总统和总统委员会的名义通过紧急法令进行统治。而事实上，这些权力都是空的。戈尔巴乔夫的公告仅仅是一张废纸，没有人会执行总统命令或者议会决议。社会失控，也就是社会崩溃的迹象越来越多。”（同上，第35页）在其他东欧国家，“那些获得政权的持不同政见者突然发现，为了把自己的民主方案付诸实施而迫切需要的国家已不复存在。几乎没有人缴纳税收，也没有正常的行政管理。”（同上，第166页）“在所有这些国家，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做的事情是否正确，而在于它们是否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同上，第13页）事实上，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的垮台导致一个权力真空和一个意识形态真空。

　　达伦多夫认为，这些国家在1989年以后之所以会陷入社会失控，就在于一种极端民主与彻底民主梦想推动下的所谓革命。在持不同政见者的眼中，“民主化不是意味着提高责任意识的程序改革，而是要以‘不受支配的对话’，就是通过所有人对所有问题持续不断的辩论来消灭一切权威。”（同上，第62页）达伦多夫引述了持不同政见者关于彻底民主的论述，他嘲讽说：“这个思想非常吸引人，是的，非常令人激动。它是一个希望的幻景，它使人们的目光超越了正常的例行公事。社会的日常生活最终不仅十分单调，而且还很乏味。它是永远不会终结的角色戏剧，而这种角色戏剧大体上是与它既不是由人发明出来的，也不会被人们改变的期望相一致的。除此以外，举行这种角色戏剧的剧场无论在什么地方，显然都要有导演和经理，他们使大家清楚地知道，不能破坏规则，否则就要为此付出代价。社会是通过行为规范和惩罚手段而联结在一起的，所以，是由强制实行这些规范和惩罚的人们组成的。”（同上，第10页）达伦多夫论述说：“真正的人类社会是建立在规范之上的，而规范就要求实行惩戒，而这就需要实施惩戒的行政机构，就是统治机构。完全彻底地谴责无政府主义梦想，也许是错误的——以前没有实现的事情，也许将来最终还是能够实现——但是，就我们知道的情况来说，合作团体协议始终是包括统治协议的。在人们建立各种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则组织生活的地方，总是有一些人比别人享受更多的平等。所以，建立一个每个人都不受任何限制、享有充分自由、自行其事的彻底民主的梦想，必然会遭受失败。”（同上，第11页）在放弃极端民主幻想方面，达伦多夫很欣赏列宁的现实主义态度。他写道：“这种错误是列宁从来没有犯过的。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道：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并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从……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的人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同上。列宁引文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15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二

　　在这本书的后半部，达伦多夫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在谈到经济全球化导致的西方民主危机的时候，他再次提起社会失范问题。1995年,他在为联合国计划署所写的一篇文章《无法破解的难题》中写道：“事实上，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社会这种瓦解和分裂的特性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课题。在‘共同体’再度成为一个政治上正确的词汇以前，社会失范、自杀、犯罪、家庭解体、教会人员流失——这一类的观察就已具有现实意义。就政治共同体而言，自从政治科学家开始研究政府形式以来，民主制度就处于危机之中。可治理性是20世纪70年代的重大题目，而在此前几十年学者和政治家研究的是，当失业打击了人们，同时股市开始崩溃时，为什么他们背弃民主。”（同上，第110、111页）

　　达伦多夫认为，日益加剧的个人主义化不仅使公民社会而且使社会冲突本身也发生变化，所谓社会冲突的个人主义化，就是指大量的以刑事犯罪表现出来的个人暴力反抗行动。达伦多夫评述说：“与对付阶级或者社会集团的有组织的斗争相比，对付这样一种个人主义化的冲突绝对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截然相反。这种新的冲突意味着人们没有任何归属感，没有任何热情，而且没有任何理由遵守法律和法律背后的价值观念。如果没有任何劳动岗位的话，为什么不去吸食大麻，不去参加野蛮搏斗，为了快乐兜风而去偷盗汽车，抢劫老年妇女的钱包，痛打对抗团伙？在必要时打死他们！‘法律和秩序’概念掩盖了很多事情，经常成为极端过分举动的原因。人们很难否认这种看法，即社会解体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很多积极的捣乱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青年男子，在越来越大范围内还有青年妇女，还有很多已经不再年轻的人们，认为自己没有理由去遵守现行法令，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法令是别人的。他们与一个反正已经把自己排挤到边缘地带的社会告别。他们变成了一种威胁。那些出得起钱的人为保护自己而大笔花钱。几乎没有一个职业像私人保安服务那样发展如此迅速（虽然待遇是很糟糕的，但是他们还是很容易受到诱惑）。无法承受这种保护的人就沦为牺牲者。人们感觉到，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秩序正在受到威胁，这是一种社会失范的感受、没有法律和深层危险的感受。”（同上，第121页）

　　导致目前社会失范的原因，除了前面所说的社会冲突个人主义化以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曾经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劳动社会的瓦解，也就是说，长期的大规模群众性失业导致的社会失控。达伦多夫提出了一个为人们长期忽视的观点，即实现充分就业实际上是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他写道：“也许这就是迄今为止尚未提到的就业的一个方面、即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方面，这个手段丧失以后，产生了最严重的后果。劳动的必要性就在于它是使人们维持在正常轨道的一个有效手段；
对于工业社会，就像对于以前其他的社会一样，这种看法都是有效的。劳动可以把人们的时间结构化，而隐藏在这个过程背后的权力却并不总是显露出来。”“由于缩减正常工作的战略取得成功，也由于几乎一半处于就业年龄的居民缺乏可供支配的正常工作，由于倚赖社会福利国家的甜蜜诱惑，由于新型独立经营的出现以及劳动所造成的等级金字塔逐渐瓦解的普遍趋势，由于所有上述情况，通过劳动把时间结构化而实现的社会控制，对于多数人来说已经削弱，对于很多人甚至完全失效。”（同上，第261页）

　　这样，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失控与社会失范的威胁同样成为紧迫的严重挑战。

　　达伦多夫的自由主义与里根、撒切尔等人的新自由主义是有很大不同的。他承认：“有时我有这样一种感觉，自由主义秩序的伟大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至少目前正在经受威胁。”（同上，第109页）

　　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红旗文稿200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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