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失衡：““团长”的困境

　　《我的团长我的团》带着《士兵突击》赢得的无上荣光高调亮相在四个电视台，无论是宣传的攻势还是播出的规格都可以用“史无前例”这样的极端的表述来形容。而人们对于这部电视剧的期待也是“史无前例”。但在播出之后，却出现了意外的情况，网上的意见相当分歧，而且似乎贬多于褒。在开始播出的时候，人们似乎相当惊诧于这部电视剧的天马行空式的风格和不可思议的想像，震惊于它的似乎相当难以理解的故事，大家都期望有过《士兵突击》的团队能够创造一个新的奇迹，期待这部电视剧会越来越好看。但在持续的播出之后我们才惊异地发现，这部电视剧就要这样播到结束了，我们所期待的奇迹并没有发生，我们的惊诧还在延续，而我们所有的期待似乎并没有得到丰美的收获，这其实正是《我的团长我的团》造成的困扰所在。人们现在还在犹豫不决，因为他们不能相信曾经用《士兵突击》给予了我们那么多的感动和那么多的精神寄托之后，会有这样不可思议的结果。

　　《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编剧和导演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宏大的任务，就是通过这样一部题材独特的电视剧给予我们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深切的反思和追问，同时给予我们中国精神和价值的象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远远超过《士兵突击》的企图心和对于精神的象征性的追求。而在这时，表演和故事都前所未有地强化了其象征性。作者一方面试图赋予我们一种巨大的超越性，一种对于“中国”的大象征。作者力图让这个故事获得超越时空的意义和价值，具有一种对于中国性格和中国文化的复杂性的高远的观察。另一方面，故事的线索仍然存在却多少显得单薄。这里，象征性是贯穿在整个电视剧的最强烈的追求。从电视剧一开始，这些散兵游勇刻意地以各个不同的方言来凸显他们来自中国的各个地方，由此展示他们作为中国“国民性”象征的意义，如苟活、麻木、浑浑噩噩等等从鲁迅开始的“国民性”批判所揭示的特性。这些人的出现都反映了“具体”的中国在现代面前的种种问题的体现。而龙文章的形象和姓名其实都是中国的力量和精神的象征。他在中国各地的游历，他善于以各种方言和人对话等都为了展现中华文化的超越性。这里的龙文章具有的精神力量和超越性，其实是中国的“抽象”的精神的象征。这里的一切都追求一种“大写意”式的境界，但电视剧又要求有具体的观赏性和故事性。但这里的故事似乎无法承载这样的巨大的象征。电视剧所要求的情节本身的跌宕起伏和人性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的展开并没有象征性来得有力。电视剧就显得过于“抽象”，难以具体化，观众也无法找到进入象征的具体的路径。《士兵突击》中当然也有象征，但它的象征性是通过异常具体的情节来展开的。而这里的故事却将具体性抽离了，因此失掉了象征的具体的附着物，象征直截了当地凸显在电视剧中，显得空洞而难以找到感性的展示。

　　同时，为了表现这种高度的象征性，电视剧的表演也相当夸张和注重表现性。人物都是符号化的，他们的表演都推到了极限。由于他们被赋予了高度的象征性之后，他们已经无力变成故事里的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他们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极限化，因此电视剧难以在具体的故事中见到具体的、鲜活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中国”的一个侧面的象征，他们负载了太多的精神和文化的意义和内涵，反而显得缺乏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观众突然发现在这里开始找不到在《士兵突击》中找到的感情和精神上的认同。可歌可泣和人性深度的展示并没有有效地得到充分的实现，而是被演员的过度的夸张所淹没。这里的困难和问题并不在于演员，而在于提供的情境和情节本身没有更好的条件。同时，《士兵突击》中王宝强的表演的高度的生活化使得《士兵突击》的象征有了更多的生活的基础和感人的空间，但这里的演员的过分的抽象和类型化并没有为“团长”提供更多的新的想象空间。

　　由此看来，《士兵突击》所展现的象征的含义，其实和我们当下的文化状态息息相关，而《我的团长我的团》所展开的是一种更加高远的思考，它所追求的是对于中国人的“国民性”和“民族精神”的展现。但这些高远的想法却难以得到故事和人物的有效的支撑。同时，“国民性”的主题，在今天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已经显得陈旧，难以抓住观众的心，因为当下中国的“新新中国”的历史环境和新的社会形态，面临的问题已经和五四时代或者八十年代大不相同。在《士兵突击》最好地找到了和观众的结合点之后，《我的团长我的团》却失焦在一个相对陈旧的主题之中，难以找到和观众的契合点。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电视剧的特性和象征之间的微妙的关系。过度放纵自我的表现实际上反而会限制作品的和观众的联系。《我的团长我的团》引发的争议其实是一种精英的追求和大众的形式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的困难。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视剧可以思考电视文化和大众与电视制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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