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

　　[摘要]：本文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研究视角，以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关系为核心问题，对《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进行个案研究。文章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研究方法，分析该报深度报道新闻生产过程中政治控制、市场控制、组织控制等因素的不同影响，并尝试用“策略突围”、“默契协同”等概念对其实践特征进行描述。由此，进一步揭示社会转型语境中，主流都市报的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

　　导言

　　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1940）曾把新闻作为“一种社会知识”来考察，指出新闻是一种不系统的社会知识，满足了公众的日常生活需要，他的研究较早关注到新闻作为知识生产的社会性特征。社会学者伯纳•罗胥克也指出（Bernard Roshco，1994），新闻具有双重的本质，它既是一种社会产物（social product），新闻内容反映了社会现实，又是一项组织性产物（organizational product），是专业组织制造出来的成果。他认为，正是在社会现实和媒介组织的影响和渗透下，新闻的“社会性”（sociology）才应运而生：一是某种社会机制（social institution）的组织结构及其文化产物，二是某种社会机制内的成员彼此之间及与“外界”的互动方式。可见，新闻的社会性既来自媒介组织所拥有的特定生产逻辑，又来自媒介组织外部各种社会因素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这种社会性是媒介组织与社会环境发生互动关系的结果，是新闻生产受内外部各种因素影响的产物。

　　研究新闻的社会性，则要关注其动态化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社会影响等。这种把新闻生产当作社会过程来考察的研究，一般多采用媒介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具体来看，媒介社会学提供了三种研究新闻生产的视角，即政治经济学、新闻生产社会学、文化研究，“每一种研究视角的价值因各自就‘新闻’的不同方面进行解释而不同”（Michael Schudson，2000：177）。其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相对宏观，侧重将新闻生产的过程与国家政治、经济结构联系起来，分析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体系的关系；
文化研究的对象相对微观，强调更广阔的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对新闻从业者的牵制和影响，侧重考察文化传统和象征表达系统“在专业规范与新闻价值观中的渗透，注重新闻作为叙述形式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潘忠党，1997a：13）。新闻生产社会学的视角则比较中观，一般以新闻生产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新闻体制及其结构的构成因素（潘忠党，1997b），旨在“通过深入细致的描述媒体的新闻生产实践过程，来考察其中种种权力关系的非正式和动态的特征”（陆晔，2003：96），有利于我们理解从业者的生产实践是如何受行业、职业要求的影响，以及各种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李金铨、黄煜，2004）。这种从组织和社会层次切入的视角，今天之所以受到学者的倡导，是因为“‘政治-经济的’路径和‘文化的’路径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惯有的对立，这种对立常常使人们无暇顾及可以在新闻生产这个节点上观察到的种种特定的社会现实——要回答选择什么作为新闻、又如何报道这些新闻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新闻来源、新闻记者、新闻机构的编辑，还有专业主义、市场和文化传统各自不同的诉求之间的角力与协商，都会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展开。”（Michael Schudson，2000：175）

　　本文试图采用这种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对转型中国语境中新闻生产和社会控制的关系加以研究。社会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控制”并非是个负面词汇，如研究者所言，“传播如失去适当的有益的控制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控制也就没有自由。‘大量存在’且又‘毫无例外’，就说明新闻事业中存在社会控制决非偶然，而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其他原因。”（黄旦，2003：84）因此，本文中的社会控制是一个中性词汇，包含着社会学视野中的积极或消极、外在或内在、正式或非正式在内的各种控制因素。考察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关系，旨在揭示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因素的复杂影响，对我们理解转型期媒介组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提供参照。

　　以组织内外部的影响区分，新闻生产的控制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等，以及组织自身的价值观、编辑理念与操作流程、从业者群体特征等。那么，这些因素到底以何种方式、何种强度控制新闻生产？不同因素之间相互牵制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种控制在不同组织、不同情境下会以呈现何种差异？针对这些问题，很多学者以新闻生产社会学为视角进行了研究。如Warren Breed在其名作《新闻编辑部中的社会控制》中指出（1955），新闻从业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双重制约，一是要服从专业规则、专业协会的制约，二是作为组织成员要受到组织的制约。吉伯则更强调组织的控制作用，他发现，编辑实际上是被“包裹在一件零件（mechanical details）制就的紧身夹克中”，个人的主观与媒介组织和其他压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Gieber,W.，1964，转引自黄旦，2002）。Tuchman认为（1978：12），“制造新闻的行为就是建构事实（constructing reality itself）本身的行为，而不仅是建构事实后图景的行为”，新闻生产的过程依赖于专业理念被内化为日常新闻生产的常规机制。Herbert J.Gansze（1979：39-53）则从新闻价值观的角度研究编辑部新闻生产，概括出民族的优越感、利他的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小镇田园主义、个人主义、中庸主义、社会秩序及领导素质等8种持久价值观（enduring values），“新闻记者总试图保持客观，但不管他们或其他任何人都有价值观，新闻对真实的判断中总包含着价值观。”这些研究中有不少采用个案法（case study），多聚焦于编辑部层次，为我们理解各种社会控制因素如何影响新闻生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文亦采用相似的研究路径，试图立足中国语境，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以南都深度报道为考察对象，分析总结其生产实践中新闻生产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张力关系。之所以选择《南方都市报》的深度报道（以下简称“南都”）为个案，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张志安，2006）：一、南都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都市报之一，其创办迄今的发展历程比较典型地体现出十余年来报业生产与社会环境的复杂互动。尤其该报自2000年左右开始从“小报”向“主流大报”转型，可能预示着都市报行业在经历了市民化浪潮后寻求突破和改造的方向，对中国传媒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二、在《南方都市报》主流化转型过程中，深度报道发挥着重要的标杆作用，它与南都时评一起构成了南都提升新闻品质、完善内容结构的两种产品类型。而且，“孙志刚案件”、“妞妞事件”、“彭水诗案”等一系列重大报道既为报社赢得了巨大声誉，也给我们探究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比较典型且富有张力的报道案例。

　　总体上看，《南方都市报》的新闻生产主要处于三个层次的因素控制中：（1）从业者自身的专业意识和职业理想，属于个体/群体层面；
（2）编辑部内部常规的生产机制、报社的市场定位和利益诉求，属于组织层面；
（3）来自权力部门和宣传部门的政治控制、商业机构的经济控制和新闻环境的行业控制等，属于组织外部的社会层面。本文以组织外部的控制因素为主，重点考察政治控制、经济控制和行业控制对南都深度报道的影响，同时兼顾组织控制的作用。根据笔者的田野考察，在南都深度报道的实践过程中，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策略突围：政治控制的协商机制

　　从组织内部因素的影响看，日常的消息生产更具有“组织化”特征，基本遵循编辑流程和编辑部新闻价值观来执行，个人发挥的自由空间较小，而深度报道的新闻生产更具有“个人化”特点，更加依赖从业者的随机判断和临场发挥。从组织外部因素的影响看，与常规的新闻生产相比，深度报道更容易受到政府与宣传部门的限制与约束，怎样与政治控制之间保持理性互动是从业者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南都的深度报道主要以社会、时政类题材为主，多为负面问题，大量涉及异地舆论监督，很容易触及一些政府部门的利益或受到宣传部门的政策约束。为此，从业者必须保持审慎态度，确定选题时得考虑政治风险，发稿时经常要再三度量，在稿件采写过程或发稿前也不时因宣传“禁令”而放弃写稿或发稿。据不完全统计，南都每年未发出的深度报道约有10-20篇左右，多数并非因为稿件质量问题，而因为不符合舆论导向的要求，与管理部门下达的宣传纪律相抵触。以2004-2005年的一些被“禁”稿件为例，黄金高、王廷江属于一段时间内比较敏感的新闻人物，海宁吕海翔死亡事件、广西钦州殡仪馆贩卖尸体、河南副省长雇凶杀妻案等都是性质恶劣的负面题材，对地方政府的形象有所损害。

　　面对管理部门的明确“禁令”，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必然要遵循和服从，“在过去深度的操作中，我们所坚持的政治智慧，去硬冲禁令的基本没有，跟它周旋的也不多”[1]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编辑部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位置，事实上，深度报道从业者总在有限空间中尽可能地寻求发稿可能性，而且尽量将这种报道空间争取到最大可能。在深度报道的生产过程中，那些偏软、不易触及政府或权力部门利益的报道，基本以常规、惯例的方式生产。一旦碰到敏感、重大的报道题材，针对每个个案，则呈现出比较典型的“临场发挥”特征。“临场发挥”是学者潘忠党从传播社会学角度探讨中国新闻改革时提出的概念（潘忠党，1997：68-69），指作为改革实践主体的媒介组织与管理部门会发生上下“商议”、寻求合作的实践过程，“具体地说，就是新闻媒介单位分析自己面临的各种在改革中凸显出来的矛盾，根据各地、各单位和某一行动所处的具体情况，决定与宏观管理机构‘商议’的策略。”他认为，这个概念也同样适用于分析新闻工作者从事新闻制作、处理与其他相关社会行动者之关系的行为方式。

　　南都深度报道生产中的这种“临场发挥”，主要体现在敢“闯”的主动意识和善“闯”的操作策略。比如，一位调查记者用“政治智慧”来概括编辑部处理敏感题材的策略 [2]。2005年1月，他到上海做关于拆迁的报道。“在静安和徐汇交界处有个小区叫麦其里，原来是租界，地段价格很昂贵，房子老是拆迁不了，后来拆迁公司晚上叫了帮人把汽油倒在钉子户的房上，全部烧着了，烧死两个老人，这个拆迁公司是徐汇区政府的全资集团公司。上海地产为何虚高？就在于政府、地产公司合谋。当时，做这种题目很危险。一则，拆迁的事情比较敏感，长期以来都是不准报的；
二则，上海是个很牛×的地方，稍有不慎容易惹火上身。好在案子已经破了，东方网发了300字左右的消息，领导觉得值得做。我担心太敏感，做了也发不了，他说不用担心，这个不是你考虑的问题。要处罚也一定是罚我们领导，不惩罚你记者的。”最终，这个稿子还是见报了。

　　在多次循环往复的“临场发挥”中，由于宣传禁令内容本身叙述的不够明确、禁令发布有一定规律可循、发布禁令的过程需要时间等原因，南都编辑部摸索出一些可复制或可借鉴的策略：多数情况下试图“消解”或“回避”宣传政策的约束，少数情况下敢冒较大风险进行“突围”——实质上违背宣传政策的直接要求。笔者试图将这些可复制、借鉴、循环使用的应对机制概括为“策略突围”，其主要方式包括

　　（1）推敲宣传要求的具体字眼，在模糊表达字句中寻找可能“打擦边球”的余地。如“原则上不做报道”并非完全不可以做报道，“原则”是有弹性的，“不做文字报道”并没有说不可以做图片报道，“不宜炒作”其实很难界定何谓“炒作”。2005年黑龙江省沙兰小学洪灾事件，根据有关部门的通知，各地报纸不许做文字报道。“《南方周末》有4篇稿子因此被撤，但南都却巧妙地采取了迂回策略，文字报道不让做，就做图片报道，于是以图片+文字的形式做了两个图片版”[3] ；

　　（2）对发稿时机做预判，尽量赶在有关要求下发之前刊发报道，打时间差、抢占先机。如2004年南都做关于黄金高的报道 [4]，“我们为了抢在禁令之前把稿子做完、发掉，就非常抓紧时间。周六，深度记者鲍小东在网上看到‘防弹书记黄金高’的消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跟领导沟通选题后，马上赶到福州连江县去。周日下午6点多，我接到编委方三文的电话，就从深圳赶到广州，坐飞机去当地，晚上12点赶到福州，第二天上午6点赶到连江。周一下午4点做完采访，9点把稿子赶出来，传给编辑。10分钟后，编辑打电话给我，说稿子不能发，通知下来了。”虽然这篇稿子最终未能见报，但从业者“抢时间”的意识未改变，而且亦有效果。

　　（3）有关部门下发的通知要求一般只发不收，即发出“禁令”后不会再发收回或停止的通知，因此，经过一段时间，有些报道的发稿空间是可以再度挖掘的。比如灾难性报道的“热新闻、冷处理”方法，即有意回避新闻发生的热点时刻，过段时间后变换角度寻求新的发稿空间。“《重庆拆除城市‘炸弹’》这篇报道 [5]，其它同行媒体都在关注灾情本身，我们却关注导致灾情发生的深层原因，最后的落脚点不是做灾情的事件性报道，而去延伸开去分析城市的工业规划。这样离新闻本身很远，距离禁令比较远，就可能可以做。”此外，2005年的四川猪肉事件，“也不能做直接报道，我们的记者去做了个养猪产业的调查报道，也发了出来” [6]。

　　来自政府部门的权力干预、宣传部门的纪律要求，是南都深度报道最直接、最惯常受到的政治控制。这些政治因素对深度报道的控制不仅体现在日常化、机制化的宣传纪律、报道要求和政策公文，还体现在一些没有明文规定却被从业者谨慎规避的敏感领域。比如，对军队的负面报道、对高官的舆论监督、对灾难性突发事件或大型恶性事故的报道。针对这些，深度报道从业者始终以事实原则为操作底线，坚持最大可能地发表报道，“临场发挥”是其新闻生产的特征，而“策略突围”则是其新闻生产面对政治控制进行主动协商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逐步常态化过程中，将使“临场发挥”的投机性减弱，使“策略突围”的经验性和重复性增强。

　　定位困惑：市场控制的间接影响

　　整体上看，报社市场利益和企业经济利益对南都深度报道没有直接压力，不会影响其新闻立场或报道倾向，但南都整体的市场化取向会对深度报道产生间接影响。

　　据实地观察，南都深度报道能够保持相当程度的中立和客观，绝少受到经济利益影响或报社经营部门的干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中可见南都编辑部对“深度”这块品牌的珍惜以及从业者在新闻实践中面对市场控制时的自主意识。2005年，广州某知名房地产集团的总裁全国劳模，该集团要求广州各报做大篇幅的专访宣传，多数报纸都满足了这家广告大客户的要求。“南都不想做得太难看，希望新闻性强点，想做个对话报道。我一开始联系恒大集团，对方不肯接受采访，建议根据素材编编算了，我说不成，必须见到本人。后来，联络了一个星期才答应接受采访。”记者为了把这篇带有很强“公关”色彩的稿子做得象新闻，选择了从当前比较热的房地产行业角度切入进行提问。稿件完成后，恒大方面要求审稿并指定要上A1叠，报社领导与该集团尽量做了沟通。“最后，我们的对话稿发在A1叠，但没用‘对话’做版面名称，而用了个既象新闻又象广告的‘专题’。他们集团审稿时加了很多吹嘘的话，从4000字增加到5000字左右，编辑也对此做了处理，改到3000字左右才最终发表。

　　对报社经营部门和商业机构的宣传要求，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均有比较明显的排斥意识。与同行相比，其编营部门的分离、独立操作的原则与抵制市场的意识更加鲜明。但是，由于缺乏制度保障，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采编权独立还是不够现实。调研期间，笔者获悉编辑部的一次有限让步：“当时，我们做传销的系列报道，在重庆采访时调查过安利。他们非常紧张，把情况报告给北京总部，总部马上跟广州安利联系，广州这边通过报社广告部想把整个稿子压掉。我们说，我们做的是非法传销，安利不是合法的么，有什么关系？广告部希望别提重庆安利。后来，很多内幕的东西还是被删掉了，剩下是比较温和的。本来，我们写了重庆安利做法上跟非法传销一样的手段，编辑做了处理，只提了下，提得很少，好在去掉的东西跟文章的主旨不大。”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涉及广告大客户的要求，报社在经济利益上还是有所考虑的，但编辑部所做的让步非常有限，不会整体放弃和完全受制，但会在报道内容上进行一些“技术”处理。

　　市场控制对南都深度报道的影响主要并不是广告商的利益诉求，也不是报社经营部门的干预，而是报纸整体的市场化定位对深度报道“供求关系”内在矛盾的压力。从1995年诞生起，《南方都市报》就是一张充分面向市场、参与激烈竞争的报纸，深度报道作为其内容产品的重要组成，不可能漠视目标市场和读者的需要。何况，尊重和满足市场需要，既包含服务于报纸开拓市场的经济要求，也包含满足目标读者的阅读需求。于是，这种市场因素对深度报道生产的控制，造成其题材选择与读者需求之间内在困惑：主攻调查形态的深度报道，多报道异地的负面题材，舆论监督的对象多是外省市的新闻事件，可是从新闻价值的“接近性”要求看，这些报道除非特别重大、轰动，否则对本地读者恐怕很难形成关注度。

　　作为一张以珠三角地区为主要发行覆盖的都市报，既要对国内其他地区发生的重大新闻做出快速反应，又必须充分考虑本地读者的阅读兴趣，这种报道视角上“全国视野”和区域性报纸“本地定位”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委实让深度报道管理层比较苦恼。为此，他们必须想方设法，解决这种“全国”和“本地”的紧张关系，使之同样能够为报社读者规模的扩张、广告收入的增长服务 [7]：“相对较好的解决方式可能是把本地事件做大，本地的小事也可能做成大事，记者应该熟悉某些领域，对事情的前后脉络做判断。本地的东西做出来，影响不比一般报道小。”为此，深度报道小组不得不更加重视本地题材的挖掘与报道。以2005年8月-10月南都发表的深度报道为例，异地题材占1/2以上，其中，全国和全球题材各有3个、1个，本地题材则明显增多，占到1/4比例，内容涉及广东油荒、社区物业管理和治安状况等，性质相对偏“软”。

这种对本地题材的日益重视就是报社整体市场定位对深度报道定位间接影响的集中体现。

　　专业认同：组织控制的主导力量

　　专业理念、考核体系、把关能力和职业精神等诸多要素，构成了南都深度报道新闻生产至关重要的内部操作体系，这种内部的控制因素决定着南都深度报道生产的基本范式。在日常的、惯例的深度报道生产过程中，编辑部内部的组织控制是“每时每刻”起决定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实践中会逐步内化成深度从业者相对固定的职业意识和生产惯例。如研究者所言，“作为新闻生产的常态，通常是基于对新闻职业理念的认知共识，以专业社区控制的形态出现，而其他来自新闻编辑部外部的影响因素，则应该被专业社区通过上述有关职业理念的认知共识，尽可能地减小或排除在外。”（陆晔、俞卫东，2003：65）

　　南都深度报道小组约有编辑、记者10人左右，从专业理念的角度看，他们对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为代表西方主流大报的调查性报道比较认同，对西方深度报道的理念和技巧比较熟悉，对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和深度报道的价值取向都有相似看法。总体上看，这些深度报道从业者具有比较明显的新闻专业主义意识，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模仿西方记者的报道技巧、积极进行业务创新是大家共同的追求。现任深度小组负责人陆晖曾告诉笔者，“我们之所以不够好，是因为学得还不够。所以，我们的深度报道要向西方学习，学得越好也做得越好”。在南都深度报道小组，“专业”是业务讨论时经常挂在嘴上的词汇，在网络BBS中讨论稿件优劣时也经常以之为标准。由上文面对政治控制的“策略突围”特征可见，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的专业认同中包含着强烈的自主意识、专业的报道技巧，体现出专业主义的“碎片”呈现及其成为从业者日益兴盛的话语体系。（陆晔、潘忠党，2002）

　　专业认同的主导力量在深度报道生产过程中有诸多体现。首先，从题材选择和价值立场上看，南都深度报道十分强调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与维护。如，记者贾云勇曾经就一个偏娱乐类的事件——上海新丝路模特大赛因观众不满丑女当选而爆出全武行——问时任深度小组负责人可否做篇报道，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能做纯娱乐的东西。所有深度的稿子基本都要围绕公共权力的运作、公共利益的博弈来做，用这种眼光去分析所有的东西。”他建议贾云勇，先看看比赛的不公平是怎样发生的，哪些环节出了问题，哪些因素起了作用，然后再决定是否要做。这个案例比较典型了反映了南都深度报道的编辑理念，即：对公共利益的关怀，对制度原因的探求。

　　其次，从生产过程中的职责分工和风险担当看，南都对“自我审查”采取尽量规避、对政治风险的防范采取“把关上移”的机制。由于深度报道比较容易触犯权力部门的利益，具有较高的政策风险，深度报道管理层就需要给记者更多的精神支援，也需要具有承担风险的勇气和意识。深度小组负责人介绍说：“我们从来都强调，政治风险由我们来抗，编辑记者不要自己设限，但他们在长期实践中会形成一定的自我把关的惯性，但每到具体事件发生时还是有很强的新闻冲动，只要能做就尽量去做”。这种理念和机制可以避免记者碰到敏感题材时进行“自我审查”——先行把关看是否能做、能发，反之，却鼓励他们突破限制、大胆实践，争取采写出更多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深度报道。

　　再次，这种具有专业认同的组织控制还有赖于薪酬考核体系的完善、编辑部民主氛围的建立、报社内部新闻同行的肯定等。从薪酬制度角度看，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享受“特殊待遇”，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深度记者的底薪和区域新闻部其它条线记者一样，都是1000元/月。自2004年10月开始，经报社特批，深度小组记者的底薪提高到3000元/月，稿费则按照评级标准来打分测算，记者每个月写2篇报道，一般可以拿到约8000元收入，较之以往五六千元的平均水平有较大提高。而且，南都其他部门跑条线的记者对深度报道小组的同事们给予了高度肯定和尊重。此外，在深度报道的新闻生产实践中，组织的文化氛围是很多记者看重的东西，管理层的品质、业务探讨的气氛等对他们都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如一位深度记者所言，“很多媒体的深度记者经常会面临我们不可想象的东西。比如，老总跟采访对象勾结在一起压稿子，或者根本不愿意支持记者去做深度报道”，这也是他选择南都的重要理由。

　　专业认同在南都深度报道生产过程中发挥着“约束”和“释放”的双重功能。从约束的角度看，编辑部建立了一套深度报道操作的专业规范，包括操作理念、选题标准、文本要求等，从业者必须遵循这些规范进行新闻生产。而从释放的角度看，管理层的敢于担当、不断完善的考核体系、强调“把关上移”的职责分工等，有利于减少一线从业者的精神压力和职业焦虑，使他们能更加从容、坚定地采写深度报道。因此，由这些因素构成的组织控制是南都深度报道生产中最重要的主导因素。

　　默契协同：行业控制的支援功能

　　南都深度报道的生产中同样也会受到整个深度报道行业发展水平、生存状况的控制。整体上看，国内比较专注做深度报道且有影响力的媒体和栏目并不算多，电视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焦点访谈”为代表，期刊以《财经》、《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等主流财经、新闻类杂志为代表，报纸则包括《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新京报》“核心报道”、《21世纪经济报道》等不同类型的媒体或栏目。南都深度报道从业者与这些同行媒体之间有着良好而积极的互动和合作关系，在长期的新闻实践过程中，深度媒体同行间形成的相互支持、呼应的合作，虽然没有借助任何契约加以组织化或机制化，却在各自深度报道的生产中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具体到新闻生产的过程中，这种对行业资源的维系、开发和运用策略主要表现在如下方式：（1）集体作战：出于对新闻价值的共同判断，在一段时间里对同一重大题材进行集中报道，以引起社会的共同关注、形成广泛的公共舆论；
（2）稿件转投：将本报无法发表的调查性报道，转交其它行政级别较高或更敢于突破宣传控制的媒体发表，以达到揭露真相的目的；
（3）同行肯定：当某一篇深度报道产生强烈社会反响、推动社会公正时，作为同行，在新闻圈内对作者给予积极赞誉和鼓励；
（4）报道协助：在不影响本报利益的情况下，给其他报社的深度记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或共享新闻素材，或帮忙寻找线人，这种情况在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的合作中比较常见；
（5）舆论制造：《南方都市报》与新浪、网易等商业网站建立“伙伴式”合作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重大的调查报道正式见报前发给网站编辑，请其在首页转载、以引起关注。这种协作的主要目的是想借助同行媒体及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以最快速度制造“媒介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引发社会舆论。笔者2004年8月在北京、广州等地调研时，不少深度报道从业者都曾强调这种同行间的“默契”、“呼应”与“支援”的重要性，如《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介绍说，《财经》、《南方周末》等国内同行的调查性报道做得不错，《新闻调查》明确提出以调查性报道作为最高理念后也整合了一批报纸和杂志调查记者的资源，“提供消息，联动，最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8]

　　这些同行支援背后实际上是深度报道从业者和媒介组织对行业性“社会资本”的有效利用。关于社会资本，布尔迪厄（1997）将其界定为一种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它与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密不可分。对特定的行动者来说，其占有的社会资本数量依赖于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和大小，以及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各种资本数量的多寡 。詹姆斯S.科尔曼（1999）则认为，社会系统由“行动者”和“资源”两部分组成，行动者拥有某些资源，并有利益寓于其中……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面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南都深度报道记者去异地进行调查采访，经常会碰到深度报道同行，而且采访中往往又需要得到当地同行的帮助，因此，新闻实践中容易结交大批的“朋友”、“哥们”或“知己”，从而在人脉关系的积累中积累可供使用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资本的获取既与行动者社会交往的能动性有关，更与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及背景密切相关。它“通过占据战略网络位置（location）和/或重要组织位置（position）的社会关系”而获得，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2006：26）。从这个角度看，南都深度报道记者具有比一般都市报记者更多的优势条件，可以帮助他们广泛获取社会资本，比如：报社具有的影响力和公信力让专家学者感觉值得信赖，更乐于接受记者的采访；
南都深度小组通过“孙志刚案”、“彭水诗案”等一系列经典报道确立的大胆作风，让许多都市报同行钦佩和羡慕，也更乐意给他们提供报道协助。虽然南都在报业权力结构中只是省级报业集团中的“处级”子报，但其超百万发行量的市场规模和敢冒风险的业界口碑为其建立了行业内的“结构性”优势。

　　除了南都拥有的独特优势外，这种深度媒体之间社会资本的共享、新闻生产的协作亦有其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业成因：（1）与一般条线记者相比，深度记者具有较浓的理想主义色彩，单论新闻生产的精力投入和经济产出比较吃亏，而且其新闻实践往往具有高风险、高压力和高强度。因此，这个从业者群体容易产生“惺惺相惜”的感觉，更容易在情感上获得彼此的认同；
（2）调查报道由于题材重大而敏感，尤其舆论监督类报道涉及权力部门的腐败或失当行为，容易引起采访对象的阻挠、干预或者触犯管理部门的宣传纪律。在应对这些社会控制因素时，不同行政级别、不同组织文化的媒体有不同的抵抗能力和风险意识。深度报道从业者之间的合作，有利于实现对权力干预、政策管制的“集体协商”，以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正面效应。

　　立足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有关研究，往往将社会资本视为推动社会民主的积极力量，如罗伯特D.帕特南认为（2001）作为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本，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
弗朗西斯•福山（2002）也强调社会资本中信任的润滑作用。如前文总结的那样，这种社会资本的运用可以帮助深度报道从业者更灵活地与政治控制形成协商、更积极地突破限制揭示真相、更快速地提高报道的社会关注度，等。这种深度报道从业者对社会资本的运用策略，笔者试图用“协同默契”一词来加以阐释和概括。所谓“协同”，有相互支持、共同协作的意思，包括共享新闻资源和操作经验、相互利用新闻平台发稿或分担政治风险等行为。这种协同虽然是可见的、可复制的，但又是无契约、非组织化、无固定机制的，因此，其并非依赖于媒介组织的官方约定，而更多依赖于从业者之间的精神共鸣，是一种靠“默契”来维持的生产实践。这种新闻生产不仅源于新闻操作对新闻价值遵循的普遍规律，也与彼此间扶持支援、共同造势的发展要求有着重要勾联。

　　可见，“协同默契”是深度报道报道从业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外部支援因素，也是中国特定的舆论环境和新闻制度下从业者自发协作形成的行业控制特征。南都的深度报道生产充分见证了这种社会资本运用的力量：正是以《中国青年报》等为代表的同行媒体对“孙志刚事件”穷追不舍的连续报道，才与《南方都市报》一起形成了报道热潮，促使公众高度关注并形成公共舆论；
也正是《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对“妞妞事件”率先发表评论和调查，一定程度上提前承担和分担了报道的政治风险，才更加坚定了《南方都市报》发表《妞妞资产大起底》一文的决心。

　　结语

　　深度报道力图展现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是社会的整体真实，从业者努力用报道来拼凑更加全面、真实的“社会图景”，以向公众提供更加有意义、更接近真相的新闻。生产实践始终受制于复杂的社会控制格局中。一般来说，政治权力与市场诉求是最可能影响新闻生产独立性、专业性的两种力量，这种影响在当下又呈现出新的变化，如“管理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对舆论监督的空间收紧、对异地监督的政策限制使舆论监督类栏目和报刊面临考验和挑战，收视率、发行量等市场利益的功利诉求又迫使很多媒体减少深度报道的生产成本，直接影响着从业者的心气与管理者的自信”。（张志安，2008：24）

　　通过本文对《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个案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南都深度报道的生产实践中，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之间呈现的关系具有比较复杂的张力特征：政治控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大量深度报道被披露，但也正是在这种局促的空间中，从业者“策略突围”、“临场发挥”的实践策略才更显得勇气与智慧的可贵。市场控制虽然造成了地方性报纸深度报道中异地题材与本地读者间的定位困惑，但也发挥着某种积极的作用，比如借助市场影响建立起来的全国口碑及行业声誉，为深度报道从业者获取社会资本，进行跨地域、跨媒介的同行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尽管尚未达到西方语境中强调的媒体独立、自主生产、公共利益至上等要求，专业认同作为组织控制的主导力量却依然在编辑部内部发挥着的主导作用，而且，关注公权、把关上移、特殊薪酬等操作体系正扎实、有效地推进着深度报道从业者专业水平的提升。同时，从业者对行业资源的挖掘、运用又切实开拓了深度报道的生产空间，强化了行业共同体的精神塑造，虽然“默契协同”背后缺乏正式的协作机制，但并不防碍这种社会资本的运用给新闻生产带来的积极影响。

　　[注释]

　　[1] 笔者对深度小组主管FSW的访谈资料。

　　[2] 笔者访谈资料。这篇报道题为《上海麦其里拆迁区“1•9”纵火案调查》，发表于《南方都市报》2005年3月3日；

　　[3] 笔者访谈资料。相关报道见《沙兰碎片》，《南方都市报》2005年6月1日。

　　[4] 笔者访谈资料，文中未特别注释的内容均为访谈资料，不再另注、特此说明。

　　[5] 《重庆拆除城市“炸弹”》发表于2004年4月26《南方都市报》日。文章以重庆天原化工厂爆炸事件作为新闻由头，但报道主要围绕该市解决城区污染难题、搬迁污染企业的模式展开；

　　[6] 《猪肉链球菌击中川猪产业软肋》发表于2005年8月3日《南方都市报》，文/记者龙志。

　　[7] 笔者对现任南都深度小组负责人陆晖的访谈资料。

　　[8] 作者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的访谈资料，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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