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为了更美好的明天

　　我不知道 三百元

　　够不够买……

　　我只知道 在中国

　　三百元 已足够

　　支付一个儿童

　　整年的书簿杂费 那么

　　……

　　三百元

　　能为中国 买到

　　更美好的明天

　　这是一首题为《三百元》的诗的摘抄，刊载于1992年9月5、6、日的《星岛日报》C版。那时，有名的希望工程刚启动，在《星岛日报》上能看到许多动员人们捐款的诗词杂文，这便是其中一首。我深深为香港人的爱心感动，可是，以我对中国现状的深刻了解，我又不能不担心：这些钱恐怕用不到该用的地方，而会进了“放大了的个人”○1的肚子，或者进了某些权势者的腰包。即使用到该用的地方，也达不到人们希望的目的，因为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因为钱……我终于抑制不住，拣一些典型事例连缀成文。

　　1980年高原上乍暖还寒的春天，在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我正在语文组办公室里，埋头削平三座作文的大山，小郑老师在门外喊：

　　“刘老师，胡主任找你。有个人来找他的帽子，与你有关……”

　　“什么帽子？我？”可是，门外早已没了他的影子。我走到政治处门口，只见一个五十左右的男子站在办公桌旁，垂着眼，像在凝视桌面上的疤痕，又像穿透疤痕，看着什么极遥远的东西。胡主任看到站在门口愣神儿的我，说：

　　“刘老师，请进。”

　　那男子扭过头来，注视着我，欲言又止。似乎有两点亮光，划破他布满红丝的双目中饱含的哀怨，可很快就熄灭，仍然垂下眼，凝视着办公桌上的疤痕。

　　“还记得吗？你的学生。”胡主任指着他说。

　　我再次端详他。约1米70的个子，骨架宽阔，方方的双肩高耸，白发参差的脑袋，仿佛担心一伸出来就会挨打般地龟缩在双肩之间。胡须拉碴的脸庞，黑里透黄，形容憔悴。脑门儿上刀划似的，显出三道深沟。颧骨高耸，双眉紧锁，双目深陷。身套一件满是补丁的褪色军大衣，好些地方露着棉花，没有纽扣，用一根牛毛绳拦腰绑着。脖子上围着一快像旧毛巾又像旧袜子的东西。穿一条膝盖上打了两个大补丁的黑裤子。脚上一双棉鞋，棉花四绽，看不出是黑色、绿色还是蓝色。年龄乍看五十左右，细看却又不大像……不认得，不记得。我能够正儿八经教书，是近年的事，哪儿来这么个满头白发的学生！

　　“刘老师，请看！”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他猛然躬下身子，捋起裤腿，露出一块伤疤。

　　“噢！”我猛然想起，“你是……”

　　“辛家骐。”

　　1957年冬，我走出师大校门，进入这个中学校门，第一天就被告知：不能上讲台教语文课，因为“语文是一门阶级性很强的课，你会利用讲台放毒”。于是，我扫地，摇铃（上下课铃），排课表，刻钢版，印讲义，管理图书……无所不干，直到能上讲台之前，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兼上初三语文课的副校长——石校长，因工作太忙，便把批改作文的任务交给我，说这是党对我的考验。当时，我非常疑惑，不怕我在作文本上放毒啊，“右派”帽子还牢牢戴在我头上呢！但我是没有权利说“不”的人，只能服从。我诚惶诚恐，小心翼翼，生怕稍有纰漏，就会大祸临头。每次改完，都要按要求认认真真地把情况写出来，交给石校长，让他拿到班上去讲评。讲评时，他根据我写的材料，指出此次作文的优缺点，然后把优秀作文向全班宣读。在一次题为《寒假见闻》的作文中，他，辛家骐写得最好，中心突出，结构紧凑，文从字顺，还幽默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内容是写他们脑山地区的干部，强令家家户户把所有的铁器铜器砸烂，拿去炼铁炼铜的情景。他在作文中表明，这种做法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毫不含糊地说：“大炼钢铁并不是要我们把现成的器具拿去回炉。”当时我真傻，真的！我真的一点儿也没有接受教训！认为他写的都是客观事实，而且毛主席的确没有叫人们这样做，再说，他还是个孩子，他这《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般的童心，不是应当表扬，应当保护吗？于是，我把他这篇作文推荐了出来。谁知，他却因此开始了他的厄运！还没有离开学校时，他就挨了批，挨了义愤填膺的同学的打……当我满含愧疚向他道歉时，他就露出腿上的伤痕让我看。我这才知道，他家原是北京人，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全家下放到此地，生计窘迫，政治上还受尽歧视。但父母想方设法，让他到学校读书……那时，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校篮球队队员，还是个班长，整天乐呵呵的，把每天怀揣两个铁块般的豆面馍一块咸罗卜，往返十几里山路的生活，比喻为跑马拉松和吃强身丸。和所有这个年龄的孩子一样，做着绚丽多彩的梦……

　　“刘老师，”胡主任打断了我的思路，“当时他那篇作文是怎么回事？”

　　当我把事情经过说完，他又问：

　　“后来呢？”

　　“后来？后来开了我的批斗会，说我反对‘三面红旗’，把对我的考查时间继续后延……”

　　“对他呢？”

　　“我怎么知道？那时，凡是‘人民’开的会，地富反坏右都不能参加。”

　　冷场。

　　“不过，”还得我来打破沉默，“若干年之后，我偶然听说，他被开除学籍，遣返回乡，监督改造。”

　　“什么原因？”

　　“还用问！不就是那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好的作文！”

　　“我的意思是……意思是……怎么给他定的罪？定了什么罪？谁定的罪……”

　　“莫非我定的罪！去问石校长啊。”

　　“他不是死了吗？”我想起，他在那场保卫《青海日报》社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2。

　　“去查政治处的档案啊”。我没好气地说。

　　“政治处只管老师，不管学生。况且，查过，没有。”

　　“那么，去查管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教导处的档案啊。”

　　“查了。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教导处的档案几乎是零。”

　　“去查班主任手记啊。”我在信口胡说。在过去，在国外，凡做班主任的人，都很重视写班主任手记，好的班主任手记，可以成为教育诗篇，流传于世。但在中国，1949以来，尤其是57年以后，没听过有人写班主任手记。辛家骐啊，是你正好踩在地雷上了……尽人皆知的事实，还要装模作样地来向我调查，真够实事求是的！但是，生杀予夺大权操在他们手里，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我只好信口胡说。

　　“那时，有班主任手记吗？”

　　“那么，往上，去教育局查。”

　　“查了。没有。”

　　“再往上，到省教育厅；
再往上，到教育部；
再往上，到国务院普教司；
再往上，到党中央……再往上，往上，往上……”我越说声音越大，最后嘎然而止。怪不得小郑说有人来找帽子，辛家骐是要求平反啊！然而，何反之平？他，一个初中生，当时遭到如此对待，既未见诸红头文件○3，也未诉诸法律，常常只是“上头”这么一句含糊其辞的话，下面便闻风而动，完全是出于主管者的一腔坚决彻底贯彻落实“上头”精神的“热血”！这主管者当然因此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可怜的是他，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个本可以大有作为的人……啊，铸成这大错的，也有我，尽管是事与愿违的。

　　“辛家骐，别怕！时代终于不同了，你就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吧……那时，到底给你定了什么罪……谁给你定的罪……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我关切地说。他望着我，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声音，只是摇头。

　　“啊！我……我对不起你。都是因为我，你遭了这些年的罪，我向你表示深深的歉意。可我知道……”我眼泪无法抑制地流了下来，“美好的年华，无法挽回；
受伤的心灵，无法修补。我，我对不起你……”

　　当“文革”结束，许多耸人听闻的人和事被揭发出来之后，我曾经庆幸，我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否则，恐怕我也会做那样的事，成为历史的罪人。因为人生活在群体之中，受着社会的万有引力的牵引，其所作所为常常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这件事告诉我，除了张志新、遇罗克那样极个别敢于冒死直言者，任何人也不能超越这种万有引力。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狂人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过去，读到这里，我总是不甚了了。现在，我懂了。

　　在我结束了原定一年实为五年的考查，摘掉了头上的帽子之后，党宽宏大量，不咎既往，让我登上语文教学的讲台了。但我无时无刻不小心翼翼，提心吊胆，担心着那仍然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鲁迅的《祝福》，历来是一篇重要的语文教材。1918年，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用“吃人”两字概括了封建社会所谓“仁义道德”的本质；
六年之后，他在《祝福》中，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祥林嫂，具体地揭露了“仁义道德”吃人不见血的手段。这是一篇“政治性，阶级性”都很强的小说，弄不好就会触犯天条，招来杀身之祸。而且，到我要讲《祝福》时，种种迹象已表明，那“更大的主力战”（请看我的另一篇文章《抢救历史 刻不容缓——救救孩子……》）已越来越近了。害怕讲错的心态，使我不想讲，可我又无法把不讲的理由向领导和学生讲清楚。考虑再三，我决定一反常规，来个讨论式教学，由学生各抒己见，最后我简单归纳一下完事。我的归纳发言，则完全由革命导师的话、领袖的话、鲁迅的话加上学生的话组成。我想，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讨论按我的设计的程序进行，非常成功。学生的理解，相当深刻。我在听学生讨论时，常常兴奋得不能自已。下面是我最后归纳总结的一部分：

　　“……鲁迅先生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归纳为两句简单明了的话，一句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一句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同学们说得很对，做稳奴隶，这便是祥林嫂的理想、追求和生活目的，尽管她自己并不意识到这点。然而，在旧中国，她的理想实现了吗……是什么把她置于死地的呢？是封建专制制度、封建礼教，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这肉眼看不见的精神枷锁……物质的贫困，精神的愚昧，以及安于贫困和愚昧，并且以自己的全部身心去维护这种贫困和愚昧的心态，乃是悲剧的根源。请看，贫困，造成祥林嫂们的愚昧；
愚昧，又加深了贫困；
贫困，又加深了愚昧；
愚昧又……”我边说，边在黑板上写着字，画着圆，“如此循环不止，螺旋形地前进，圆周在逐渐缩小，最后，必然像行星运行那样，以在中心相碰撞而告终。这中心是什么……”我拿着粉笔的手停在圆周中央，环视着全班学生，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们的祖国，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从这坚定的答语中，从那几十双泪花闪烁的眼睛中，看到了我们祖国美好的明天，我们民族灿烂的未来。我激动了，兴奋了：

　　“同学们，‘雄鸡一唱天下白’，中国解放了！在座的你们——咱们新中国的同龄人，生活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只要脚踏实地，勤奋刻苦，努力奋斗，都会成为现实，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为你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康庄大道。这是你们这代人的幸福……可咱们千万不要忘记，这幸福是革命前辈经过艰苦奋斗，流汗流血换来的；
咱们千万不要忘记，当旧制度在腐朽发烂的时候，它所散发出来的臭气还在毒害着人们。彻底砸碎这恶性循环的链条，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那么，怎样才能把它砸碎呢……”

　　许多学生跃跃欲言……

　　“说得很对，潘亚男同学说得尤其深刻，必须从这里入手，”我指着“愚昧”二字，“也就是说，要从改变精神的愚昧入手。那么，怎么才能改变精神的愚昧呢……同学们说得很对：教育。封建统治阶级历来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长期以来，中国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今天，新中国把受教育的权利交给人民，既号召成人到扫盲班去补课，也号召少年儿童入学。你们能坐在这里专心致志地学习，好幸福啊！但是，由于学校和师资不足，还有不少人没有你们的福气。更可怕的是，不少人仍然被传统观念所奴役，没有认识到受教育的必要，不少人追求的仍然是做稳奴隶。可是，和祥林嫂一样，连……”我咳了一下，把要出口的的话“连这也没有让她实现”咽了下去。不能激动，冷静，冷静。我放慢了速度：

　　“大家都看见了，前几天，写在镇公所对面的大标语‘送子女上学光荣’，被打上了叉儿；
昨天，你班的马兰花，被父亲以弟妹无人照看为理由，退学回家；
还有……”这时，一个个祥林嫂般的人，在我脑海浮现。啊，冷静！我立刻结束了我的总结：“请大家按鲁迅的要求，直面人生，长此以往，祥林嫂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泪水还是不可抑制地流了下来，和学生的眼泪融汇在一起……

　　后来，在题为《难忘的一课》的作文中，不少学生写了这一课。有的同学，如，潘亚男还写到她的理想是，上师范大学，做一个“润物细无声”的灵魂工程师。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里，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毒汁四溢的一课》，就是针对这堂课的。一顶顶帽子向我砸来：“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反扑的一课”，“恶毒煽动的一课”，连那讨论式的教学方法，也成了“玩弄资产阶级的新花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来达到哗众取宠的罪恶目的”。还说：“右派的阶级本性是无法改变的，帽子刚摘了几天，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知道吗？帽子从你头上摘下了，还在你脖子后头挂着呢，随时可以再给你戴上……”尽管我认为我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出格”的，然而，我认了，因为还有那些没有说出的“一闪念”。何况，帽子既然是摘不掉的，再加上几顶，也只是量的不同，没有质的区别。来吧，旧的新的高的矮的大的小的黑的白的灰的绿的，一起来吧……令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只有一件事，便是潘亚男也被打成“狗崽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孝子贤孙”，赶出校门。大学自然没有上成，教师更没有当成，连个正儿八经的工作也找不到。

　　原谅我吧，潘亚男，我害了你，尽管也是无意的。

　　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在我总算可以正儿八经走上讲台之后，我接受以前的教训，每堂课都严格按照《语文教学参考资料》宣讲，把思想感情的闸门紧锁，也不再考虑什么“新花样”了。开始这样做时，我拙嘴笨舌，结结巴巴，颠三倒四，甚至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心里发慌，脸上发烧，声音仿佛是从留声机里放出来的。可很快我就得心应手，脸不改色心不跳了：《祝福》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可幸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把这种罪恶制度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千万只脚，使它永不得翻身……《皇帝的新装》幽默而辛辣地讽刺了剥削阶级的虚荣、愚蠢、无耻献媚和自欺欺人，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和这些恶劣品质彻底决裂，人人都能像那孩子一样，敢讲真话，不讲假话……然而，此时，辛家骐和潘亚男正在为他们的真话蒙受不白之冤……啊，我，一个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还不如安徒生笔下的孩子！

　　回来吧，童心！水晶般的童心！

　　回来吧，孩子！天真无邪的孩子！

　　以上便是当年完稿的文章，可我转念又想，中国太穷，有钱总比无钱好，中国人历来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再说，我也找不到发表它的地方。于是就把它搁到抽屉里去了。

　　这一搁就几乎十年，其间也曾往报纸杂志发送过几次，可每次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2002年2月28日，《世界日报》有一则标题为“希望工程逾亿资金 传被挪用”的消息，说：“被大陆当局当作慈善公益事业样板的‘希望工程’，最近被人检举存在严重挪用资金行为，挪用资金超过一亿元人民币……”还说，“如果以每个希望工程援助的小学生一年收到三百元人民币帮助计，这笔钱可以让五十万贫困学生读一年书。”接连几天，都有这方面的消息报道，而且还说，“中共中央宣传部20日对各地新闻主管机构发出紧急通知，禁止各媒体炒作报道希望工程弊案，正在印刷、计划21日出版的最新一期广州《南方周末》，由于刊登有揭露希望工程弊案的报道，也于20日晚被喝令停机换稿，已印刷好的三十多万份被查封。”我不禁又想起此文，从抽屉里翻了出来，稍作修改后，寄了出去。可是，仍然是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与丢到抽屉里没有什么不同。

　　前些日子，看着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报道，看到那些坍塌的校舍和被压在废墟下的花朵般的孩子，我又从抽屉里翻出此文。可是，听到许许多多网民对“爱”的呼唤，我不能不认为，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不要把中国人（尽管他们只是一小撮，但能量很大）看得太坏了。于是，又把文章压到抽屉里。

　　这两天，看到有关“三鹿牌”毒奶粉的报道，惊异地发现，竟然像几年前SARS的爆发一样，好几个月之后老百姓才开始知道事情真相，而且最早揭发的，并非国人，而是一个新西兰的公司！然而，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上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了啊！孩子啊，究竟你们做错了什么，要遭到这样的惩罚？……我又从抽屉里把这篇文章找了出来……

　　救救孩子！

　　1993年元月初搞

　　2002年6月修改

　　2008年9月定稿

　　注释：

　　（1）指“单位”或“集团”。

　　（2）1967年2月23日，赵永夫指挥青海军区十三个连，夺占青海日报社，镇压“八一八红卫兵战斗队”，群众死169人，伤178人，逮捕一万多人，军人死4人。伤26人。（见赵无眠《文革大年表》，1996年，香港明镜出版社。）

　　（3）指中共中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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