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人文精神与大众传媒

　　1、自由尊严与平等公正

　　什么是人文精神？我们经常提到，经常说到人文精神，但理解上有非常大的差异。大家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很多词语，很多概念大家如数家珍，但是我们很少有顿下来坐在那里想一想的机会。大家活的非常忙碌，我们被大众的符号所包围，我们天天在接受符号，使用符号，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习惯去反省我们所使用的符号真正的含义。

　　90年代中期曾经在中国掀起一个为人文主义精神守望的大讨论。9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人文主义，人文精神的普遍失落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事情，大家发现大家都去挣钱去了，都去当御用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人去讨论我们政治是为什么的，我们的社会是为什么而发展的，我们的科技是为什么而发展的，没有人去研究，没有人去思考，没有人去关怀，所以就诞生了90年代中期的人文主义大讨论，参加的人主要是哲学家，文学家，各个大学的教授，尤其是在文革以后非常活跃的一批作家，他们都感到普遍的失落。当年象王蒙这样的作家走到哪里就象明星一样，到处都人山人海包围着他。但现在他们可能已经没有那样的号召力了。这种转换当然是社会环境转换了，人文主义的失落就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社会的价值尺度，价值观念受到威胁的时候，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来。

　　人文主义、人文精神这个词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学者，不同的人的心目当中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你们大家说，人文精神就是关心人，换句话说就是以人为本，那么这个“以人为本”和“人文精神”基本上是同义反复，可能还没能表达出人文精神的核心。人的本是什么呢？我认为核心可能是两点，对个体来说，就是个体的自由，而关心个体的自由就意味着关系他在社会中的尊严，所以，对个体来说关心的应该是自由和尊严；
另一方面，人是在类中生活的，人不是独立的，你为了自己的自由和尊严不能无视别人的自由和尊严，当你在坚持和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尊严的时候，必然要包含秩序概念，也就是除了个体的概念，它一定包含着整体的概念。人文主义，除了关心个体的自由和尊严外，它必须关怀整体的公正性，平等和公正就是整体性。所以，人文精神从个体来说，它关心个体的自由和尊严，同时，它必须关心整体的平等和公正。我认为这是人文主义精神最核心的地方。

　　自由只有在公正的前提下才能被保护，当影响到公正和平等的情况下，你的自由是不应该被保护的。人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帮助我们跟自然搏斗，跟别人搏斗，甚至跟自己搏斗，跟自己搏斗。但是，个人的私欲在很多时候是违反公正性的。有时人很贪婪，总想自己多得，别人少得，这不仅需要和外部斗争，更需要人内部斗争，你需要自己跟自己斗争，让自己去遵循一个平等和公正原则。自己自由也应该还别人以自由，还别人以尊严，因此平等和自由成为基本的动力，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变革，包括科技的发展。社会在进步，对于弱小者，对于普通个体，他获得的社会资源生存资源总量比过去增加了，虽然绝对的差异增加的还是很快，但相对的个体资源匮乏还是比过去减少了。

　　2、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

　　人文主义传统从西方来说大家知道至少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圣经》、古希腊神话，源远流长，而这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开始就是关于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关于人在世界当中他所处的位置，包括原罪、包括人所受到的局限。古希腊三大悲剧最著名的两个剧之一一个是《普罗米修斯》，基本上是一个人类精神的象征，一个为人类盗得天火的追求真理的象征；
还有一个重要作品就是《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王》中有个著名的比喻——狮身人面提供的那个著名的关于人的比喻。里面最核心的叙事就是俄狄浦斯作为一个悲剧英雄，当他作了国王以后要去查清当年是谁把这个国家的国王杀掉了。在查询过程当中他已经逐渐地从神喻、从巫师、从各种暗示中知道他不应该继续查下去，他已经直觉地意识到了杀死国王的那个罪犯很可能就是他自己。但是这种时候他依然以一种探明真相的基本精神去把这个事情进行到底，直到最后发现杀父娶母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应验了那个预言。所以他最后刺瞎了自己的双眼，把自己放逐了。那么这个原型故事应该说从一开始就表明一种对真理的探索而发现人抵抗不了命运，上帝的安排、命运的安排是人抵抗不了的。在命运面前人是渺小的；
但同时呢，即便命运不管怎么安排你，但你有责任、有权利去要查明真相，哪怕为此付出最大的代价。那么这样一个精神、这样一个传统应该说一直延续。

　　到了中世纪，对于宗教、对于上帝的强调使人被压抑到了最低点。后来就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面著名句子，人是“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人已经站到了上帝面前，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格、一个自由的人格。这导致文艺复兴的音乐、绘画、文学作品的繁荣，当时的小说、戏剧、诗歌、美术、音乐，充满了对人自身的赞美、对人自身的赞颂。一直到后来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帮助解放人，让人从自然当中获得力量。人的无限的自我膨胀、无限的自恋心态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期。19世纪末期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家发现工业体制开始对个性、对人产生压抑，人被工业流水线所统治。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大家意识到科技的高度发展带来的人类的毁灭性后果。人类在20世纪的转折期间出现了两个划时代的人物。一个人物是哲学家尼采，一个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尼采有一句很著名的语录叫“上帝死了”。上帝死了，把人孤零零地抛到世界上，人必须自己对自己负责。尼采后来成为存在主义的先驱。在存在主义中，那个终极的上帝没有了，终极的价值没有了，人必须自己为自己寻找理由，人必须站在死亡的边缘回头去为自己寻找生存的理由、寻找选择的理由。存在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说当人变成个体以后，你必须能为自己负责任。尼采、叔本华以后，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萨特曾经影响了很多人。后来弗洛姆写的一个很通俗的存在主义著作，大家可能都读过——《西西弗斯神话》。他利用了一个西西弗斯神话来讲述存在主义的基本原理。推石头上山，然后每次推到山顶石头又会滚下去，因为宙斯惩罚他，不让他把这石头推上山。他又要走下去重新推。存在主义的精神就在这里，最终人的目的不在于这个石头是不是能够推到山顶，人的意义在推的过程当中。他在推的过程当中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和理由。大家去看鲁迅先生的《野草》，《野草》里面的很多提法、很多说法跟存在主义惊人地相似。比如说鲁迅经常以死亡作为底线来反观人生。包括他在《野草》里面有一句话 “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就是说绝望也是虚妄，希望也是虚妄，既然都是虚妄的东西，是不可实现的东西，那与其选择绝望，不如选择希望。他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的人生态度，在这个“为”的过程当中来证明自己存在。所以存在主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对青年的价值观念有很大的影响。包括1968年法国的青年学生运动也受到其非常重要的影响，萨特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之一，毛泽东也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当时很多法国学生拿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

　　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期出现的时候，一开始大家都认为他是歪理邪说。第一次讲精神分析引论的时候只有三个人听，而且其中两个人都是他朋友的孩子。伟大的思想一开始总是超越现实的。十年以后弗洛伊德成为名人，学生弟子一大堆。弗洛伊德对人的理解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发现人不是自己的主人。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我们说人是自己控制自己，人是自己的主人，人是理性的主人，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最核心的概念就是说人的行为绝大部分是非理性的，人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弗洛伊德有个著名的“冰山理论”，说人格有意识的层面只是这个冰山的尖角，其实人的心理行为当中的绝大部分是冰山下面那个巨大的三角形底部，那是看不见的，但正是这看不见的手决定着人类的行为，包括战争、包括法西斯，人跟人之间的恶劣的争斗。你甚至可以用它来解读日常的家庭关系，如婆媳关系。大家都看过《寒夜》，巴金先生后期创作的，里面一家三口都是好人，没一个坏人，妈妈爱儿子、老婆爱丈夫，都是天经地义的。可是这三个人搁一块儿，母亲跟儿媳妇水火不容。她们两个人的动机都是为了爱这个儿子、或者爱这个丈夫。为同样一个人生死搏斗，最后被爱的人搞得心力交瘁、肺病而死。你就会发现人有时候这种矛盾和斗争没有办法用理性行为去解释，人与人的冲突往往没有什么特别根本的利害冲突。理智来讲都是小事儿，鸡毛蒜皮。可是就是这鸡毛蒜皮的事，可以把几十年的感情、几十年的恩情一笔勾销。这种东西就是人类行为当中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包括大家知道后来弗洛姆用“逃避自由”的集体无意识来解释法西斯主义，有人也用非理性来解释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知道杀人放火不好，但是为什么法西斯主义会使一个民族都疯狂？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潜意识的从众心理，一种放弃自我主观自由、主观尊严、主观判断的从众心理。包括人的消费行为，如哈利波特第五，价格昂贵，但是我孩子的班上几乎人手一本。有的孩子平时不读书，不看小说，但是一看别人都买了，心理上觉得匮乏，觉得自己开始变成脱离人类了，于是去买。这种需要实际上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消费社会在利用我们的大众心理、非理性心理推动非理性消费。很多消费行为其实都是非理性的。我们真的是为了一个目的、为了一个用途去消费东西吗？多数都不是。很多时候正是盲目的从众心理或是一个盲目的潜意识的心理包括比如说两性关系问题推动我们。老百姓经常说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话并没有任何道理。但是心理上来说它就是有这个潜意识的动力因素。性别因素在现在生活中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道理能够讲明白的，很多都是非理性的。弗洛伊德还解释达芬奇的绘画的魅力，解释为什么愤怒出诗人，为什么人情绪越低沉他越能有想象力、创造力。很多时候都跟非理性因素有关。所以弗洛伊德的这个发现对人类的自我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哥白尼发现人类不是太空的中心，而弗洛伊德发现人不是自己的主人，自己是受非理性东西支配的。在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当中，精神分析已经进入到几乎每一个学科。换句话说，一个学科没有接受精神分析学说一定程度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精神分析的观念影响深刻而广泛，在经济行为、政治行为、社会行为、艺术创造行为当中，潜意识所起的作用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

　　除了这两大对人类自我认识有所动摇的人文传统以外，在20世纪应该说很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潮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认为人类所有的文明、所有的建构当中都能找出一个结构，因此他把我们这个历史变成了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拆解的东西，而这样一个结构性的东西为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后现代主义，以及所谓的解构主义认为，既然我们人类能够发现结构，我们就能够解除这个结构，我们就能知道这个结构是怎么建构起来的、被谁为了什么目的建构起来的。所以后现代主义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之上发展过来就变成了一个对所有的社会秩序、所有的社会文明、所有的社会建构进行解构的观念。比如说大家读过福柯的书，什么叫“疯子”，疯子是我们这些所谓正常人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我们认为他不按我的规则行事，所以我认为他是疯子。那么“疯子”这个概念其实是建构起来的。女权主义也与后结构主义有关，女人为什么应该是这样的是因为被一个男权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包括后来的后殖民主义等等所谓“后学”，它们的基础都是由于结构主义给它提供了一个分析方法。然后到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开始解除这个结构、开始发现所有的结构都是我们建构起来的。所以这也解构了过去我们常常坚持的所谓真实性。在后现代主义眼里，所有的真实性都是我们建构起来的，都是我们站在一定的立场上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建构起来的，没有绝对的真实性。结构主义跟现象学、符号学等等都密切相关。这些学科帮助我们建立起了一个基本的觉悟。以后就有了一个基本的自觉——你不能说“我说的就是真理”，不敢说“我说的就是绝对的真实”。我只能告诉别人，按照我的立场认为这是真的，这是对的。但是你必须相信别人还有别人的立场。我们在判断一个人是一个前现代的人，还是一个后现代的人首先就判断他是一个一元论者还是一个多元论者，首先判断他是一个认为自己就是拥有绝对真理的人还是认为自己始终只是一个相对真理的拥有者，这是很核心的一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所以后现代主义把我们所有的神话都给解构掉了。今天我上影视传播课，分析《红色娘子军》洪常青是什么符号、为什么要那么写洪常青、为什么手的动作要那样、为什么要送几个银元给她、这一切我都站在一个立场上对它进行了解构式的阅读，分析这个故事为什么会这么编。这样我们通过解构消解了所谓的永久的合理性、永恒的合理性，我们认为任何合理性都是历史性的，都是因时因地而转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上的飞跃，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的一个飞跃。后现代主义的书、文章浩如烟海，非常多，大家读起来会很困难，但是我想它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解除了所谓的元叙事、解除了所谓的元真理（就是一元性的真理、一元性的叙事），告诉我们所有的真理、所有的叙事都是因时因地而转移的，因此我们都可以找到它后面建构起来的那个立足点。后现代主义所吸收的营养也有精神分析，包括用精神分析方法去解构人，说这个人道貌岸然。他把这个道貌岸然解构为看不见的内在动机。这个解构有时候也搞得很滑稽，有时候让我们突然对这个社会失去信任。比如说故事解构英雄。当时那些先锋作家解构英雄，说有辆汽车的轮胎坏了，一个小青年就去追这辆公共汽车，司机看到他然后紧急刹车，青年被压死了，但是轮胎已经跑掉的汽车却停了下来，如果不是紧急刹车，全车的人就要滑下悬崖，有生命危险。于是这个青年被当作了舍身救人的英雄。但是别人后来才发现这个青年原来是刚刚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结果钱包落车上了，所以在后面拼命追。这一死，他却成为了英雄，但是，大家却不知道他真正的行为动机。这就是对“英雄”的所谓解构。今天有个同学给我发了个e-mail，说看到后现代主义以后突然觉得人生活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可以颠覆的。那么回过头想，其实存在主义的观念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又告诉我们尽管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被颠覆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建构。没有建构我们就没有立足点。其实，很多信仰、很多感受是我们建构起来。你说你干这事儿真的有多大价值吗？不见得有多大价值。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赋予它，其实意义和价值很多时候是我们赋予它的。赋予它了以后你觉得你把自己托付给它，你就会很快乐、你就会很充实。你非要去追问到底说这真的有价值吗，千百年以后这东西还会存在吗，那你可能就觉得人生了无生趣。所以我们讲解构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消除掉那些神话，但是并不等于我们不建构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那些根据。所以至少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一直在坚守某些价值。有时候当自己一个人坐到阳台上，看着满天星斗想着一天的劳累，回忆一天的忙碌无聊，你会觉得人生很无味，包括那些功名利禄的东西都很没价值，突然一下悲从中来。但是当第二天你突然发现你做的一件事情大家很认可、很喜欢、很高兴，或者文章写的有几个人告诉你写得不错，立即便又觉得生机盎然，你一下觉得生活还是值得过的。其实人生会在很多这种颠覆、重建、颠覆、重建的过程当中去完成。当然人在历经困难当中你就要告诫自己有这种重建的可能性，这样来建构我们自己的行为方式。

　　应该说，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源远流长，我们可以讲的东西很多。在哲学、在史学、在社会学、政治学当中都有很多传统，大家可以去阅读。

　　3、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

　　在中国文化当中，从古到今传下来也很复杂，很丰富。比如说儒家的最典型的人生道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逻辑就是从道德修养开始、从自我修养开始，然后到家国统一、到治理国家、到平天下，是儒家的一个“入世”的人文价值。通过先实现道德自我完善，然后把这自我完善推广到社会，去进行普及化、普适化，这是儒家一直强调的思想传统。而道家所强调则是“无为”的思想传统，强调“天人合一”。有人把庄子跟叔本华进行对比，觉得他们两个非常像，叔本华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人生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叫无聊，一个极端叫痛苦，就跟钟摆一样。什么叫痛苦呢？就是人得不到的时候、目的没达到的时候很痛苦。痛苦追求以后，好容易追到了又发现很无聊，跟你想象的东西很不一样。于是呢，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当中摇摆。所以他又比喻说人一生就像在一个烧着火炭的跑道上跑，没命地想跑到终点，可是没有终点，总是起点就是终点，终点就是起点。叔本华说为什么我们会不幡然醒悟，跳出这个跑道站在外面去当看客，看别人去跑呢？这种“遁世”理论跟庄子非常接近。在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里面解释人有生本能也有死本能。生本能是创造的、是活跃的、是入世的，而死本能相反，是静止的、安宁的、死亡的，或者说是自我封闭的。实际上，人性当中本身就包含了两种趋向。一个人特别封闭，天天被关在家里，他就渴望出去，去创造、去全世界漫游。那么天天让他在世界上晃荡以后，他可能就想回家。所以我们讲古代诗词当中有大量的归家主题，然后也有大量的闺怨主题。关在家里就闺怨，看见杨柳都变成绿色了，然后她满心期待。但另外一类人呢在外面漂泊的时候就是“长亭更短亭，何处是归程”，盼望赶紧回去。这种状态其实跟人生状态一样。所以中国文化当中一直有两种人生观。对知识分子来说就变成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的时候就兼济天下，不能兼济天下就回来独善其身，构成了进退自如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后来这种态度也让一些知识分子变成没有什么血性。他“达”了就兼济天下，不“达”了他就回去种花种草，“却把千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或者写诗、画山水画，消磨余生。

　　这种价值观念到中国五四运动应该说受到了彻底的挑战。明清，虽然西方文化悄悄地、慢慢地渗透到中国，但中国还在用文言文，还是小脚女人，还可以一夫多妻，还是封建等级制。到了五四运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天用的文言文突然变成了白话文，出现了两只蝴蝶飞呀飞呀飞上天这样一种诗体。天天读惯了七律、七绝，突然之间变成了口语化的诗，变成了郭沫若的《凤凰涅磐》那样的诗。时代变革就这样开始了。当时的新潮知识分子许多都是大学教授，在学校宣传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当时的思想解放程度比今天来说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你去看郁达夫的《沉沦》，那种对个人苦闷心理的描写、对个性的描写、对心理状态的描写，就是今天可能也不能那么真实，而且当时写得毫无愧色。他有时候自我忏悔说我怎么那么堕落啊，祖国还没有强大起来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但是他敢把这种心声写出来。包括很著名的女作家、后来的左翼作家丁玲，早期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候，也是非常自由、非常浪漫的女性。丁玲一生与好多左翼作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都是革命同志加上革命友谊然后加上革命感情。你去读庐隐，读当时这些女作家的小说，你会觉得今天所谓的那些美女作家的小说是如此矫情，而当年却是如此血性。中国古代的人文传统到了五四时期应该说被终止了。这个终止非常坚决。鲁迅在一个报纸推荐青年必读书的时候，写了一句话说“我建议大家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后面还加了一句“最好是一本也不读”。所以鲁迅当时是一个彻底的一个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虚无主义者。他并不是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优秀的东西，而是他认为糟粕实在太多、阴霾的东西实在太多。如果让大家去读古典，很可能会受到这些腐朽东西的影响，所以宁肯让大家不读。他自己搞翻译，而且他主张硬译。所以鲁迅先生译的小说不太容易看得懂。他说你一旦不硬译，你用中国的方式去译，你又走样了，就译成中国古典文学了。所以他为了让它彻底的原汁原味，他就要求硬译。包括句式，全是西洋句式，主谓宾的方法都是硬译过来的。所以读鲁迅翻译的《死魂灵》什么的真困难，但是呢，当时他起到了很重要的社会反叛的作用。

　　到了1949年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积累下来的人文主义成果又一次被封闭起来。于是我们又变成了从苏联引进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而这个观念从苏联引进来的时候我们是绝对强调整体、强调集体，而忽略个人、消除个人的。就像今天上午上课给大家放的电影，都不能谈恋爱、不能写爱情，包括小说里面原来有的爱情一旦被电影写的时候都要把它悄悄地藏掉，都要变成很暧昧的目光、很暧昧的手势，绝对不能说什么“我爱你”或者说“你愿意嫁给我吧”之类的，更不能送什么玫瑰花之类的。都隐匿男女关系。最夸张的就是像《红灯记》这样的作品：一家三口人，毫无血缘关系。奶奶、爸爸跟女儿，三个人都是革命后代，或者革命先驱，然后都是因为家里的另外的人死了，然后他们三个人组成一个革命家庭。于是我们把所有的家庭关系都变成了革命关系，而隐匿它的血缘性、隐匿它的个人性。包括当时出现的一些描写革命家庭的电影。比如两个人去承担革命任务，要假扮成夫妻。一对俊男靓女，然后把他们搁到一个屋子里面去搞革命。当然就是很暧昧的同志式的关怀，给他倒水啊，给他披衣服啊，互相敬重、互相尊重。老百姓会都去想他们俩就像夫妻一样，但是电影会告诉你他们是革命同志，你不要把他们看成夫妻。于是我们就所有的这些作品都隐匿个人情感、隐匿个人关系，包括不让家庭出现。样板戏中所有那些女性都没有家庭。但是没有家庭与现实逻辑不符怎么办呢？都要把他们家庭中的另外一半打发走。比如说《沙家浜》里面阿庆嫂不可能没有家庭。那怎么办呢？就把丈夫送去跑单帮，不让他出现。比如说《龙江颂》，写一个党支部书记、女党支部书记，年纪也四十来岁了，不能没有家，于是她家的门口上挂着“拥军爱民”的春联，暗示观众她的丈夫去参军了。总而言之就不能让他们夫妻团圆。后来的红色文化发展到极端以后就更加隐匿个人情感，以至于到了文革期间发展到儿子斗老子、学生斗老师。

　　整个这样的文化传统由于它被推向了极端、推向了一个荒谬的极端，到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走到了终结。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提出来人性论、人道主义，提出什么关于爱情、关于个性、关于个人、关于自我选择等等。这种个性主义、启蒙主义思潮改变了中国的价值观念。直到90年代，重新提出主旋律意识、舆论导向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怎么样去吸收西方文化、吸收中国近一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当中的一些优良成分和优良成果，则变成一个考验。现在我们的道德教育有时是极其陈旧的。有的幼儿园孩子，平时不喜欢吃苹果，如果你给他一个大苹果，他马上就说，我们老师告诉我们孔融让梨，所以我要把大苹果给你，小苹果归我。他明明是为自我需要的私心目的，不愿意吃大的，但是他会非常冠冕堂皇地给一个很道德的解释。这种道德教育是极其失败的，容易导致人格分裂。人从小的时候，他一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作出选择、做出判断。但是我们告诉他你不能说你自己的利益，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所以，他必须用一种道德理由去包装自己的个人欲望。这种教育就导致了当今社会上的道德分裂状况。在中国文化中古人就提到“慎独”，要谨慎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这个“慎独”没有意义，当我们的道德规范是外在强加于我们的时候，如何去“慎独”，当我们没有人管时，有什么必要“慎独”啊？在发达国家，厕所里的卫生纸是免费的。但你在唐人街，卫生纸却常常可能很快被人拿光。就是因为人们发现没人看见，就可以随便占小便宜，这俨然成了一种习惯。他们不认为道德对自己有好处，而是让自己去骗别人的，让别人接受而不是让自己接受的。所以脱离了个体的道德教育是很失败的。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西方的道德教育是契约式的。他告诉人们遵守这种道德秩序的结果是你能从中得到好处。所以其道德教育的基点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久而久之，契约就变成了道德。人们会慢慢觉得这种秩序是保护自我的，从而渐渐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社会规则、社会公德。比如，国外在大学校园里的路上常常有“stop”的标志，交通规则表示车开到路口，不管前方有无路人，都应先停下来，张望一下再重新向前开。绝大多数西方人一般都会遵守规则，而中国学生开车却常常看看没有别人在附近就一轰而过。这并不是表示个人的道德素质问题，而是国内长时间积累下来的选择行为方式潜意识地影响到了我们生活中的行为和选择。所以，我们的道德教育和人文精神教育一定要切合中国实际。而我们作传媒的人责任更加重大。我们要为社会提供良知，提供价值观念、行为引导和审美想象。

　　4、人文精神推动社会发展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变革，科技的进步，文化的进步，都与自由和平等的愿望相关。我们现在常常谈到社会制度的建构。如美国宪法，前面是大量人文主义者的人文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基础，充分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的基础，这样一些思想积累帮他形成行之有效的一套政治思想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现在我们改革，由于中国做的很多是前人没有做过得事情，比如我们先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之后，我们要做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全世界任何人都没有做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我们时间又很匆忙，我们没有充分的人文思想、政治理论、政治概念来帮助我们确定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只能是按着“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制度、规章都不断改变，有时候变得连政府主管部门都会出现混乱。加入WTO以后，各个政府职能部门清理过去所出的文件，发现这些文件之间的可操作性，或它们概念之间的冲突性很多。这说明由于我们的改革前无古人，我们搞得很匆忙，我们很多事情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所以我们缺乏一个人文主义人文思想的传统去支撑，我们做起来的时候就战战兢兢，就会左右摇摆，我们付出的成本和代价相对就比较大，这是因为历史把我们压缩到那么小的一个空间。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更需要我们这些学生们、老师们要有超前性的研究，我们不能老跟在政府的后面去研究，我们需要超前的思想、超前的观念，这也需要我们讲人文精神。

　　所以说，人文精神实际上是社会文明社会前进的火炬，很多时候它是为前进提供了航线，提供了照明，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文思想都是真理，人文主义思想绝大部分都不是真理。刚才我讲关于自由关于平等很多时候是价值观念，而价值观念的东西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不像我们的科学技术那样是非分明。人文主义价值观念往往具有多元性，而且因人因时因地而转移，因此他的真理性都是相对的。绝对正确和绝对错误都肯定不对。例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你说它是绝对正确的吗？不是，它有很多谬误，但是同时你也必须承认它有很多真理。因此，人文思想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多元选择的空间、多元思考的空间，当我们面临问题、面临困难的时候，这样一些道路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参照，提供一些佐证，会让我们去选择，几种思想搁在一起对现在的选择就能提供一种支持一种支撑，而不是说我们能找到一个绝对正确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唯一的东西。实际上，你们在生活当中也都知道，同学和同学之间选择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会有很大差异，但是你不能说他就是错的，你就是对的，如果我们有一个人坚持只有我是对的，你都是错的，那么这个人是没法生活的。看黑格尔写的《美学》，看黑格尔写的哲学著作，其中概括的最深刻的一个道理，就是说社会的发展都是片面性和片面性的斗争，最后形成的一个新的统一，新的统一再分裂成片面性和片面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而这样片面性和片面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善与恶、是与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关系，很多时候是善与善的关系、是与是的关系，这个人的真理和另外一个人的真理之间的关系。跟我刚才讲的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关系一样，你的自由在有的时候就可能形成限制别人自由的理由，同样，别人自由的理由也有可能成为限制你自己的自由的理由，所以我们在社会中常常是片面性和片面性之间的较量。人文学科、人文精神、人文哲学为片面性和片面性提供了交流的空间和可能性。人文精神是我们社会变革、社会发展的推动性力量，我们每一次变革都因为我们的自由尊严受到了影响受到了局限。同样，我们为了获得公正的社会秩序去改革。不公正性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文化资源的分配，经济资源的分配上。共产主义运动，在整个21世纪，在全世界形成那么大的风潮，绝对不是偶然的，恰恰是在资本主义自我调整没有完成的时候，社会主义找到了自己生存发展的空间。在斗争当中，资本主义开始自我调整，自我调节。资本主义20世纪，很多哲学和社会科学思想为他们提供了应对危机面对危机的可能性。最好的经济学家、最好的法学家一定是思想家，他一定包含了对人类进程、人类的一种理解，而这种理解是观念性的，而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操作性的，所以经济学也有流派，他们叫保守主义也罢，自由主义也罢，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人文精神强调重视的不同层面。所以学传媒的人，天天在学习如何传播思想、传播文化，可我们自己，至少也应该是思想者，至少是能判断人文思想人文价值的，否则凭什么去传播思想传播文化。今天下午我开了一个会，谈到我们电影、电视，最大的缺位就是人文思想的缺位，电影电视变得一点都不感动人，无非只是逗你笑一笑、乐一乐。这种现象跟对人文精神的忽略有关系。我在课堂上讲电影《死亡诗社》，影片中那个老师不按规则讲书，讲诗学的时候，翻开书一看，什么是诗歌，诗歌就是用压韵的字写出来的句子，这样你能理解诗歌吗，他要求学生把那页撕掉，撕掉之后让同学们读惠特曼，读“我的船长”。学生不敢读，他就把那个学生拎到桌子上站着，让他看别人那么渺小来调动他的自信心。他把学生的自由想象解放出来，让孩子们去想象历史上的伟人，想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后来学校开始制裁这位违背教会规则的老师。最后，当他走出教室，同学们都低着头不敢看他，但在威严之下，一位当年最胆小的同学站起来，第一个站到桌子上，朗读“我的船长”，然后同学们开始陆陆续续站到桌子上，向老师致敬。那个景观，肯定觉得会比看《指环王》感动，那个高潮甚至使我坚持了做老师的信念。近年来的好莱坞电影越来越表层，没有任何心灵上的触动和感动，这种技术至上主义的发展导致对人的全面忽视，几百个电脑工作站制作一部电影，故事越简单越好，然后就变成大家现在看到的弱智的故事，但是弱智有时还看不懂，看不懂并不是因为它多么智慧，而是因为技术上的东西掩盖了线性故事的叙述逻辑，所以有时我们看不懂。技术主义的东西牵引了我们的关注，也牵引了创作者的关注点，它故事本身就是讲不通的。实际上人文精神的失落，不仅在中国，在西方消费主义时代也出现这种状况，大学里的老师们也在声嘶力竭像我这样得讲着人文主义精神，但消费社会的巨大逻辑依然在消磨着人文主义精神，即便如此，由于这些年西方社会有人文主义、宗教的传统，普遍的生活物质水平比较高，普遍的社会道德水准应该说高于我们。

　　5、大学与人文精神

　　我第一次徒步在清华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在这里工作，看到荷花池前后的水木清华，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觉得王国维、梁启超、闻一多、朱自清的那种韵味在这里的山山水水中蔓延开来。人生有很多的巧合，你会觉得这一切那样的触动你自己，然后突然产生对这个学校的认同感。后来很快就有了偶然机会来这里工作。第一年我写了2篇关于清华的文章，一篇是《人文清华》，一篇是谈清华“行胜于言”的校训的。写那2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深刻的意识到现在的清华和我最初想象的清华有相当的距离。而这个感觉的直接来源之一就是发现在这里自己上课没有那么受学生欢迎。来到清华以后发现不少人听我讲电影、美学、艺术时，看我好像天外来客一样，似乎在讲一些和大家没有关系的事情，只有少数几个从综合大学来的文科学生和我还比较能沟通，觉得我讲的这些有他们在北大听课的那种余味，那种回忆，那种感觉。当时，不光是我苦闷，那些从综合性大学文科来的同学都苦闷。大家都觉得清华有一种特殊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经世致用，非常的经世致用，在清华的空气当中弥漫着这种工具主义的精神，包括学生之间评估老师的价值。不光是学生，老师也一样。清华老师干的事情北大老师可能不耻，另外一方面北大老师干的事情清华可能觉得无聊。这两个学校确实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我觉得这种差异不应该让清华真的放弃原来的人文传统。回过头我们去想当年的清华，我刚才讲王国维、梁启超、吴宓这一批的大师，要是今天来回忆，他们决不仅仅是一个专用性意义上的学者，他一定是那个社会的思想家思想者，他一定在观察思考这个社会，他身上带有的那种悲剧，包括王国维自杀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他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此我们回过头去想清华培育出来的象闻一多、朱自清，哪怕就是曹禺这样一个剧作家，都是悲天悯人的学者、作家。你去看曹禺29岁在你们现在常常去的清华旧图书馆写的《雷雨》，里面已经充满了对命运的惶恐和惶惑，又充满了对生命力扩张的敬仰，这种东西是在一种文化氛围当中创造出来的。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清华90年的时候凤凰卫视制作的《水木清华90年》，那个作者是阿亿，是北大毕业的学生，他所写的清华90年就包含了人文关怀，包含了对90年来人文精神的思考，包括我们的第一代大学者，为什么会诞生于清华。清华的那批留美学生为什么会成为一代大师，一代宗师，充满了民族忧患。而我们自己拍摄的清华90年，那就是数高楼，数教授，数学校有多少科研项目，写我们多少人参与了造卫星，造原子弹，但是这些数字和成绩中却没有真正的人，没有人的情感动力。清华凝聚的时代历史的动力全部都没有。两个片子用的镜头都是一样的，楼都是一样的楼，可是出来的对历史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其实，我觉得清华是一个具有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学校.但是后来由于成为一个工科大学，后来由于清华跟中国的主流政治之间极其密切的关系，也由于文科在清华一直没有得到发展，那么这种传统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没有真正被恢复起来。我们现在清华办的最好的文科，几乎都是应用性学科，经管，法学，公共管理，剩下就是我们新闻传播。其实我们人文学院已经有了一批非常好的学者，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在整个学校氛围当中很少有大面积扩散的机会。我们的学生天天都在以”寄托（GT）”为主题，清华有不少典型的”寄托”一代，大家都在考G，考T，考虑出国，挣钱，什么时候当上CEO等等。所以，我来清华以后我也很惶惑，我觉得学生期待我给他的东西我可能提供不了.但是我认为重要的东西学生可能不感兴趣。有人批评说我们现在这种急功近利的教学导致”心中有数（数字），目中无人”。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所以，我这两三年没有完全找到感觉。不过，我觉得今年情况有好转，因为我们多数学生来自完全不同的学校，学生不仅人数众多，最重要的是来源广泛，于是我们就有了多元的文化空间，这也是人文精神。.我作为百人计划引进教授的代表在清华的新年典礼上曾经当着学校领导讲的主题是人文清华，其中就讲没有人文的科技是没有灵魂的科技，科技是为什么的？咱们不是为科技而生存，科技是为人而生存的，这是最核心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很少去讨论这个问题。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他一定要具有世界一流的人文氛围，人文传统，人文精神。没有这个成不了一流大学。它一定不能出思想家，一定不能培养对社会有冲击影响的人物，只能出工匠，出工程师，哪怕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

　　当朱鎔基辞去经管学院院长的时候，在我们综合体育馆做演说，时间很短不到一个小时，但是同学们欢声雷动，不断的用掌声打断他，而打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朱鎔基的演讲当中体现出多么高深的专业知识，多么象一个国务院总理，而是因为他表现出来的那种胸怀，那种境界，那种性情，当时打动大家的都是那种性情.你会觉得他是如此宽广胸怀，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是真的热爱他所生存的这块土地和民众，把自己的安危，甚至把自己的某些利益不那么看重。那种感觉，是被一个人格所打动，而这个人格的核心我想就是人文精神。朱鎔基特别提到总结了那么多的清华校训，他觉得最准确的清华校训是”追求完美”，所以清华人不管走哪里都想追求完美，都想把自己变成最好的。这个精神使清华人在社会上各个岗位上都能显示出自己不同凡响的地方。这说明过去的清华有一种理想主义教育，有信仰主义的教育，这一代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领导人才能够有胸怀有胸襟.当时才能够去什么西藏，去最艰苦的水利部门，最艰难的工作岗位。但是现在你跟学生说你去内蒙，你去甘肃，选择去的人会很少，当然还是会有，清华还会就有这种热血沸腾的青年人。.

　　这次非典后期时候，我跟我自己的学生有几次发脾气，他们天天抱怨学校关禁闭，觉得受到法西斯对待。我当时说，你们要互相理解，学校为此也承担了极大的责任，而且你们要想想你们出去了万一出现问题，带来的整个社会的灾难和灾害。学校将吃的喝的什么都给你拉到学校，什么都不缺.发羽毛球拍子，让你们坐在草地上打扑克，你就不能坚持一下吗？天天发牢骚，有时候我实在忍无可忍，批评他们连这一点牺牲都不能做，人家医生护士还在冒着生命危险抢救SARS病人，你就为了这一点自由非要到大街上去转悠。而且清华还是这么大个校园，要是换一个小地方怎么办啊!学校领导感触颇深的一点就是我们不担心清华学生的知识和使用知识的能力，但是我们担心清华学生的胸怀和境界.他们未来能不能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主要的并不是怀疑他们没有能力没有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是怀疑他们没有这种胸怀和境界。人文精神的教育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应该说还是很迫切的。

　　大学不同于一般的社会领域。大学之所以在社会当中是一种精英力量，是因为大学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教育提供给大家来影响社会。虽然所有的理想主义进入社会都会受到改变，但是如果在大学里面我们就教你拜金主义，那你出去了不就成了狗仔队一样嘛？你天天追黑新闻，明明知道说假话.但是你为了让报纸赚更多的钱，为了让自己赚更多的钱，出更多的名，你就把假话变成了真的去书写出来。纽约时报前不久出的所谓造假新闻事件，也是利益驱动，功利驱动。类似事件很多，起码的职业道德都没有，带来我们这个社会传媒业的道德水准和社会水准的普遍下降，这跟传媒人自身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说大学里面要进行精英主义教育，上次毕业典礼时候我对学生讲，你们要有点傲气，要有点不同凡响的地方，要有点精英意识。其实，我们尊重的那些人，我们在电影里面，在文学作品里面，在生活当中，我们最尊重的那些人，绝对不是挣钱挣得多的人，还是有人格的人，生活得有境界的那种人。当然，穷途潦倒一生的人不太容易坚持住境界，因为人穷一辈子要坚持住自己的信念是很困难的，一辈子受苦受难，没人肯定你没人承认你，这东西要坚持下去不容易。但是，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在一个普遍的共性当中，你坚持一定的人格，哪怕牺牲掉一定的自我利益，但是你人格存在，你还是会受到周围人的尊重。

　　6、人文精神与媒介文化

　　对于传媒来说，我们受到很大的威胁，强势的，握有权力的人会制约我们传媒肩负的职责，并不是所有握有权力的人都代表着真理，有权力的人可能不符合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会对我们媒介的公正性产生制约。另一方面，市场是永远为有消费能力的人服务的，是为有钱人服务的，就是说市场要求传媒为有钱人服务，不要求传媒为那种没有钱的大多数人服务。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有那么多的农民，但是中国没有一个像样的农业频道。中央有一个7套，是少儿、军事加农民。他们做的那些农民的节目，我觉得许多都不是为农民拍的.那是为乡长拍的，为县长拍的，是乡长县长的政绩节目。而那些服务类节目也不少都是商家的软广告类节目，诱导农民去买产品。但是农民也许花好多年的积蓄买了一个拖拉机，结果这个拖拉机还是假冒伪劣产品。绝大多数市场化的节目都是为有消费能力的观众制作的。电视台把观众卖给了广告商.只有你有接受广告的能力，而且接受广告去消费的能力的时候，才是被电视节目所尊重的观众，否则你就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情况带来两大外在因素，市场和权力对我们传媒公正性的制约。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传媒人自身。传媒人自身在一个功利主义时代可能把利益、把功利看得高过本身的职业道德。坚持真理的人，坚持公正性的人，坚持不拿红包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我看到的最多的是搞电影电视的娱记们，不少人开会从来都迟到半个小时，拿完红包，拿完新闻稿，20分钟以后走人，.一天赶5场，根本不管节目好坏，然后就发表文章。你跟他关系好，红包比别的地方厚，版面可能就大一点。其实现在文艺界的红包还是很小的，到金融界，其他的商业服务界，红包的数量就更吓人，他所产生的不公正信息就更多，换句话说，职业道德受到整个功利主义极大的威胁。

　　在美国的大传媒当中，真正登载那种极不负责任的花边新闻、耸人听闻的新闻，或者把活生生的人变成数字，很多夸张的数字变成新闻是很少见到的，一般在学校里就开始培养基本的职业道德，告诉学生有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人是应该有道德基准性的。包括收红包这种现象少很，而中国收红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当然这和社会的分配体制各个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精神对我们大学，尤其是号称要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学传媒的人来说，因该是一门必修课。传媒人应该有一种尊严感，应该有一种境界。

　　再简单讲一下媒介文化批评。法兰克福学派、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许多文化研究理论，都是20世纪对大众传媒持批判态度的学说。文化研究的核心都是把大众文化的产品放到现代社会进行审视的，多数知识分子都有批判态度。而且这些批判都集中体现在，认为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粉饰现实，而且放弃了社会认知的功能。意识形态担负国家机器的使命，在腐蚀和影响着我们对社会的认知，比如说它的逃避主义倾向，比如白日梦，“好来坞”这种“造梦工厂”，忽略或忽视社会矛盾。大家去看好来坞在30年代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最典型的“梦”是《鸳梦重温》这样的影片。它描写的是一位在战争当中受伤的军人，突然失忆了。那么他应该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战争创伤的后果，被抛弃在社会边缘。而在疗伤过程中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护士。这位女护士帮助他从精神病院逃了出来，完成了对他的“第一次拯救”。而后，还需要“第二次拯救”。军人偶然找回了记忆，而后还继承了百万家产。接着，女护士也帮他全部唤起了关于爱情的回忆，最终是一个“郎钱女貌”的好结局。“郎钱女貌”应该是西方人眼中的最佳配合。当然，那个时期的电影似乎都是一样的故事结构，诸如《一夜风流》《窈窕淑女》《罗马假日》等等，都是“灰姑娘”“灰小伙”的故事。这个状态就是体现了逃避主义，粉饰现实社会的倾向。除了逃避主义倾向，还应有消费主义倾向。它推进了消费社会的完成。众所周知，我们很多的消费欲望是被制造出来的。包括前面提到的小孩们疯购《哈里-波特》，其实如果让他们读高玉宝的故事，他们也会喜欢的。换句话说，很多需要都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哈里-波特》现象就是如此。孩子们会觉得到处都在看，他自己不看不行，所以大家都会买，包括那些家庭并不太富裕的父母也会满足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愿被别人抛弃，不愿被人感觉自己另类。比方说手机换了一款又一款，电脑换了一代又一代，住房也在不断扩大，等等。于是传媒用广告不断创造欲望，刺激消费。而关于买车也是一样的道理。另外还有一些电视广告，比如《半边天》，这档号称中国唯一女性视点的节目，却在节目间插播“丰乳广告”，并且广告的最大卖点就是男人，就是男人的欣赏。而在如此以女性视点为主的节目当中插播大量以男性视点为主的广告，肯定不会有一个媒体的公众视点、平等视点。这种状况在我们媒体当中屡屡出现。实际上，我们大众传媒是在助长着消费社会的不断膨胀，当然，它也一定程度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因为许多西方学者研究为何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如此稳定，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和大众传媒有关。大众传媒给你制造了消费欲望，你就得奋斗，挣钱、还贷款，贷款后你就要成为社会中最安分的一份子，因为你不敢罢工，不敢炒老板鱿鱼，还担心老板的推荐信会影响你找到下一份工作。于是你只能好好工作，好好还贷款，则也使得美国家庭似乎更加稳定。在美国，多数人的工作都是清楚的齿轮和螺丝钉，而中国不一样，齿轮常常还要做螺丝钉的活儿。多数美国人的工作很枯燥，所以周末拼命让自己去看恐怖电影，去晒太阳；
但不少中国人则是在工作中完成了吃喝玩乐。美国社会的稳定就是告诉人们要符合消费社会的规则，就是因为大众传媒不断制造消费欲望，让你不断为之奋斗。因而，消费社会的形成与大众传媒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多的批判学派在批判大众传媒的作用，包括对审美水准的下降，对娱乐至上带来的社会水准的下降，还有对暴力、色情，对社会治安带来的影响等等。这些可以从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得到更多启发。

　　总而言之，希望大家能读到一些文史哲，能够把人类的人文精神这个传统的血脉接上，至少我们会去敬佩、崇敬这些人文大家。到了一切都以金钱、功利为转移的社会时，我们会失去对人的自由尊严的那种热爱，对平等公正性的热爱。失去了这种热爱，不但我们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传媒人，我们的传媒也将会失去良心，我们的社会就可能陷入一种可怕的没有意义的迷乱中。

　　最后一句：大胸怀、大境界，才能成就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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