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忠明：是谁把“实事求是”打入了冷宫？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历次大转折中，实事求是均被当作思想武器使用，引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变化，立下了赫赫战功，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又经常遭遇尴尬，对于历史的曲折无能为力，中国社会也因此再次重现“治乱循环”的怪圈而不能自拔。这其中的原因何在？是谁阻碍了实事求是？我们怎样才能使党的思想路线永葆活力？

　　历史蕴藏着形成这一问题的秘密，也在提供着解决这一悖论的方案。

　　毛泽东同志提出实事求是的过程，也是他在不断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他用“实事求是”作为思想武器战胜了“教条主义”的洋武器，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主导权。请注意，“实事求是”在这里是作为工具使用的，掌权则是目的，一旦大权在握，这个工具的作用已经实现，用不用已经是次之又次的问题。如果实事求是这个工具与权力构成了冲突，其悲惨的命运也已经决定了。

　　邓小平同志针对文革造成的恶果，深刻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中，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力主张解放思想，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终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再一次呈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神奇魅力。

　　邓小平同志认为，“思想路线是个政治问题”，而一旦“实事求是”这个哲学命题划归为政治问题，就得服从政治运作的规律，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飞鸟尽，良弓藏”，“功成名就，马放南山”再次重演，这才有了后来的“南方谈话”，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明确提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随后，又指出了造成思想僵化的三种表现：“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这些话强调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和思想不能解放的集中表现，但却没有能够进一步说明谁造成了这些观念、做法、体制、教条、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等束缚和桎梏。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胡锦涛又在原有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求真务实”。一时间，“探求真相，追求真理”、“真心、真话、真情、真实”、“真相是船，真话是桨，真理是岸”，成为大家的共同心声，但是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我们非常不情愿地看到，我们缺少一个讲真话的环境，我们始终处于一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权力场”中，任何人都会权衡自己的利害做出选择，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任何人都难以逃脱假话。

　　权力对于中国人的束缚是触目惊心的，是深入骨髓的，如果我们把目光放的长远一些，这种结果马上可以显示在我们面前。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宇宙间万物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处于混沌未分的状态，内部不同类别的事物和不同领域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同体、同构、受共同的规律支配，而权力则处于这个整体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地位，它渗入一切，涵盖一切，支配一切，一切以权力为中轴旋转，其他一切又反过来都对权力发生影响，构成一个互反馈系统。权力具有支配一切、规范一切的功能。一切都统一于权力。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学而优则仕”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权力最终蒙蔽了知识分子的视野，中国历史上不缺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却鲜有为真理而献身的智慧之士。

　　权力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当权者和知识分子构成了惊人的诱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实际上，中国的“英雄”们纷纷匍匐在权力的脚下，成为权力的奴仆，为此搭上身家性命者不计其数，一部中国历史因此成为一部争夺权力的历史，权力对社会造成了极度的扭曲。

　　在西方的传统中，政治远没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希腊罗马城邦时代，政治处于相对较为重要的地位，但即使在那里，政治也没有吞没一切的地位。经济、伦理、宗教、教育、科学、艺术等领域只是在与城邦有关时，才属于政治，与城邦事务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出现了独立的经济生活、宗教生活等私人生活以及独立的教育、科学和文艺的萌芽。希腊哲人为人们留下了终身追求知识的不懈探索精神，“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是一个鲜活的写照。面对权力的盛情邀请，犬儒们毫不动心，“我需要你做的就是一件事情，请不要挡住我前面的阳光”，阿基米德面对士兵的钢刀，镇静地要求，“我做完这道题再杀我不迟”。这些都体现了西方人对权力的蔑视，对真理的追求。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进入了两个不同的轨道，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可以想见，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都成为权力的附庸，这些领域的主体地位是无法体现的，也是不能得到健康发展的，他们必将随着权力的起伏而起伏。中国当下的高校、科研部门的衙门化、官僚化愈演愈烈，权力正在蚕食着我们宝贵的创造力，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长期没有重大原创性成果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民族前途难以预测，无不于此有关。

　　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阿克顿勋爵对权力本质的揭示，穿越时空，延续至今，仍然振聋发聩。“绝对权力会败坏社会道德。历史并不是由道德上无辜的一双双手所编织的一张网。在所有使人类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的因素中，权力是出现频率最多和最活跃的因素。”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
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

　　西方国家早在17世纪前后已经开始解决权力来源问题、权力目的问题，把权力变成了人民的工具，而在19世纪，西方的学者已经在反复论述权力的边界问题、平衡制约等配置问题，在政治运作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反观中国，在权力的认识上远没有“祛魅”，对权力的崇拜深入骨髓，在权力的制约上更是视为畏途，直接导致中国的诸多领域均成为权力的附庸。就连中国共产党极为推崇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逃不脱被奴役、被利用、被抛弃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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