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人为什么要善？——寻找善的新理由

　　当今社会共识越来越少、分歧越来越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充满着矛盾的主张和利益的对立。然后在道德领域却趋于一种实际的共识，即应该恶，不该善。如今恶，有太多的理由，严重不公、毫无诚信、社会腐败、不讲道德、犯罪猖獗、缺乏法制等等，人家恶，我凭什么善？说恶，铮铮有词；
讲善，苍白无力。人们可以举出许多社会现象和生活实例证明，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必须恶。善无立足的根基，善少存在的理由。社会陷入恶性的堕落之中。

　　为了挽救社会道德，需要寻找善的理由。

　　人类文明史上，善的理由有以下几个：基督教称为上帝应该善，伊斯兰教说为真主应该善，佛教讲为来世应该善，儒家教导为父母应该善，马克思要求为人类解放应该善。这五条理由支撑着人类的道德精神大厦，培育人的善心、善言、善行。宏扬科学和理性、物欲与利己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以金钱为第一、以快乐为目标、以自我为中心，崇尚物质、崇尚感觉、崇尚眼前的当今人类，对天堂、来世、祖先、理想已无崇拜之念、失追求之心。人类的信仰动摇，人类的精神大厦崩塌。德国的尼采称“上帝死了”。日本的岸田秀说：“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一座巨大的、没有精神病医生的精神病院。”中国的黎呜说：“二十一世纪人类进入道德真空的时代”。

　　宗教道德动摇

　　为了善，需要寻找新的理由，建立新的道德。黎呜说：“人类的旧道德已经全面瓦解、沦丧，而人类的新道德迄今仍旧未有诞生的痕迹。”（1）那什么是旧道德、什么是新道德呢？

　　黎鸣认为：“凡是被外力（包括上帝、祖先神）所推动的也即被动的道德，即称为旧道德”。（2）人类处于童年时期的宗教信仰所产生的道德就是如此。借助于宗教形式的信仰，“其中虽然不乏对人们的无知状态的利用，不乏迷信，不乏神话，不乏对人们的灵魂肆意煽起的恐惧，也不乏对人们痛苦的心灵给予欺骗的所谓‘天国’的期许，给予人们根本虚无的所谓来生的希望，然而在古老的过去，人类正是利用了这些非理性的无知、迷信、神话、恐惧、欺骗、虚无的希望等等帮助人类自己度过了文明的童年”。（3）

　　近代的科学与理性摧毁了对上帝的信仰，物欲与利己摈弃了对来世的期望。过去的西方人真诚地相信上帝的存在，怀有对上帝虔诚的期待和真实的恐惧，“正是这种期待和恐惧共同形成了两千多年来西方人心中道德力量的基础。随着科学真理的不断诞生和理性主义态度的不断变得狂妄，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死了，西方人内心深处道德的基础崩溃了。”“尽管人们依然进入教堂，参加弥撒、聚会等等活动，但至多不过是保留了一种摆脱内心寂寞的社会行为或生活的习惯方式，而且其中主要的活动者是老年人和中年妇女。” （4）

　　仁爱精神衰微

　　中国的古圣人创造了以孝为核心的仁爱精神。首先要爱自己的父母，“孝”是仁的根本。其次应该爱自己的亲人，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由此推及他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5）。由爱父母，爱亲人，推及爱天下人，由爱天下人推及爱天下万物。孔子把“仁”作为精神追求的最高境界和人生的价值目标。儒家进一步把“仁”，具体化为“义”，即服从他人。爱父母，就应该听父母的话，服从父母，这就是“孝顺”，不服从父母就是不孝、不仁、不义。我国封建社会的道德纲要是儿子要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臣民服从皇帝，即“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为臣纲”。

　　以孝为核心的仁爱精神使中华文明胜于其它文明而延续至今。“仁爱精神是几千年来中国人心灵中惟一真诚的火种，中国人正是靠了这一点点真诚的微光在亲人和朋友之间相互映照和温存，才充满了让自己的生命不断延续下去的勇气，从而才有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之中独树一帜的灿烂光辉的人文文化。” （6）

　　儒家的仁爱精神被封建帝王用来作为专制的思想工具，这是不争的事实。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在反封建时把儒家的仁爱精神也作为扫荡之列。至今许多人仍在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证明儒家的仁爱精神曾被封建帝王作为专制工具的历史。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都打有当时的阶级烙印。反过来，儒家的仁爱精神不被封建帝王利用会得到延续吗？再反过来，曾被封建帝王利用的仁爱精神就必定要抛弃吗？照此推理，人类还有什么文化遗产可继承呢？不是原始文化，就是奴隶文化，不是封建文化，就是资本文化，世界上哪有干干净净、纯洁无暇拿来就可继承的思想文化呢？看到那些铮铮有词批判儒家文化为封建糟粕的文章，我不禁要问，这就能证明不该孝敬父母、仁爱他人了？难道时至今天，依然看不到封建糟粕包裹着的仁爱精神的可贵？中国人的思想能力竟然退化到了零，最起码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分析能力也丧失了吗？

　　这种不遗余力批判儒家仁爱精神的思潮，表面上是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开辟道路，实际上是彻底接受金钱至上的理性主义和利己文化。改革开放，中国人开启了向西方学习、引进物化理性的进程。中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笫四位。与此同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就被物化理性所统制。国家以经济为首位，社会以财富为尺度，民众以金钱为第一。这是当今中国唯一的真理，什么精神、文化、道德、理论、思想、观念，什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都只能与此一致，明明不一致也要解释一致。

　　物质主义思想传播中国大地，如马克思所言“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它“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7）

　　黎鸣惊叹：“在仅仅有20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中国，夫妻之情、父子之情裂变已经令人刮目相看了。……何以西方理性主义、拜金主义的市场化社会模式，对于促使人类情感的解体而言竟有如此迅速而强大的威力。”

　　黎鸣悲叹：“中国古代儒家孝悌忠恕的仁爱精神在中国的城镇早就已经中断了，在中国的农村也快要完蛋了。中国的父母们从此将再也得不到儿女们的任何情感上更不要说物质上的‘文化的’回报。当代时髦的儿女们正在不失时机地掠夺父母、榨干父母，中国人传统的孝敬父母的‘良心’基本上已经死了。当人们从报刊上大量看到的那些欺骗父母、剥夺父母、抛弃父母，甚至残害父母和杀害父母的报导时，不仅中国人应该为自己文化的绝灭感到震惊、感到悲哀，全人类也应该为此感到震惊、感到悲哀，因为人类自有史以来最讲孝悌忠恕仁爱精神的人类---中国人也从此丧失了爱人的原精神了。”

　　黎鸣哀叹：“中国人现在也很不安全了。犯罪率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增长了10倍以上。政府权力机器的强大程度并没有改变，变的是人们内心的犯罪阀---道德约束之门已完全被当代金钱媒体宣传的巨大撞击机器撞开了。过去人们的贪心深埋在心灵的监狱中，今天人们的贪心闪烁在眼膜上、贯穿在随机应变的狡狯中、布满在人们全身随时准备爆发的肌肉的力量中。中国的今天，卖淫、受贿、贪污、偷盗、抢劫、杀人等等，随时都可能发生。这说明，在中国丧失了精神性的非人已越来越多了。这不是中华民族的福，这是中华民族的祸。” （8）

　　再造新道德

　　为了中国的前途和世界的未来，中国人需要新道德，全人类需要新道德。黎鸣说：“今天的人类有责任再造人类的新道德，为人类的利他主义创造全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只能是人类的自觉的智慧，而不再是过去使人蒙昧和迷信的神。”所谓新道德就是“人类诉诸自身理智的主动性的道德，并由此而区别于过去被动性的旧道德。”

　　新道德与旧道德在利他主义意义上是一致的，新道德并不排斥旧道德，“是对东西方人类的不同传统的道德的一次最大的综合和改善，例如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不仅要继承中国传统的家庭私德，也要接受和继承西方传统的社会公德”。（9）

　　人类社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利己与利他的结合。人不利己，不考虑自己的生存，不从自己的生存需要出发去捕食、御寒、避害，人能活吗？人的生命能维持吗？所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类社会就不会存在。人不利他，人与人不配合、不合作、不结群，人斗得过动物吗？捕得了食、御得了寒、避得了害吗？所以，“人不为他，天诛地灭”，人类社会也不会存在。人类社会的诞生、发展、持续都依赖于既利己、又利他，即“不仅具有利己主义的思索的能力---理智，还必须具有利他主义的不假思索的行为的习惯---道德。”

　　可到了当今社会，上述二者变得“绝对对立---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这种绝对对立的思维后果也愈来愈走向了种族与种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大人与小孩之间，总之，任何一个人与其他一切人之间。正是因此，利己主义的理智愈来愈趋于旺盛，而利他主义的道德却愈来愈趋于死亡。这是今天不言而喻的事实。” （10）

　　创造新道德，就是寻找利他的新理由。其实这不只是道德学，而是要创立“具有对人的最全面视野的人学”。距今2500年前，苏格拉底就提出“认识你自己”的人学命题。然而，无所进展。以获取物质利益为目的的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遥至观察100亿光年的星球，近至探索分子、原子内的质子、中子、粒子。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社会科学也十分热门，经济学、管理学等工具理性受人追捧。而人文科学却受冷落，被挤到文化的边缘。物质理性、工具理性的发达为人创造了物欲的天堂，也为人开启了堕落、灭绝的地狱之门。当今世界最最缺少的是人的知识、人的学问。所以，“二十一世纪，人类将呼吁人学。” （11）

　　我认为，人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人需要什么？从人需要什么内化研究人的本性，外化研究人的追求，回答人怎么才能生存、发展、持续，人怎样才幸福，什么是人的生命意义，什么是人的价值追求？新道德也就产生在人学之中。人对道德的需要，不是外加的、被动的、被迫的，而是内在的、主动的、自觉的；
不是出于恐惧和迷信，而是“认识自己”的结果。

　　人需要什么

　　人需要吃，才能生存；
人需要性，才能延续。食性是人的第一需要。所以，中国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12）但食性也是动物的第一需要，所以食性还不是人的本质需要。人要生存、延续，必须结群。“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相与利之也。” （13）荀子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14）结群、组成社会使人别于动物、胜于动物。

　　人与人组成的社会中，人产生了情感交流的需要。狩猎捕鱼中的合作、相互交配中的协调，产生了人类的原始情感。语言的产生以至后来文字的发明，成为情感交流的工具和载体，大大丰富、发展了人类的情感。情感交流就是人类之爱的发端，是期求被爱和表达爱他的信息传递。但情感的传递并不是人所独有，高级的哺乳动物也会表达喜怒爱乐。情感向精神的升华则是人的本质属性。

　　从利己需要出发建立的人类社会，需要利他的道德来维系。约束利己，鼓励利他，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延续的要求。人类需要制恶行善的理由。于是宗教信仰产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为代表的世界三大宗教，尽管教义不同，但都以惩恶劝善为宗旨。

　　《圣经.创世纪》就记载着，神对人的恶行的谴责和惩罚。神将偷吃禁果的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园。神观看世界，人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神后悔了，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灭除。于是，大地洪水滔天，淹没高山峻岭，人和生灵横遭劫难。神只是惩戒人类，指示挪亚制造方舟挽救人和生灵，人类得以幸存……

　　把自然灾害作为上天对人的警告，成为东西方人的信仰。对自然界怀有崇敬、畏惧之心，少一点狂妄、贪婪之念，依然是今天人类的需要。

　　佛教以恶行必有果报劝人向善。《人生宝鉴》一书详细记载人的各种罪恶会得到的惩罚，所列罪行达百种，在世不孝、杀生繁多、谋财害命、强奸妇女、拐骗少年、诈取钱财、贩卖假药、仗势欺人、诽谤他人、匿名诬告、伪造契约、滋生斗殴、挥霍无度、酗酒滋事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每一种罪都有相应的报应，描绘得非常具体、十分痛苦、极其恐怖。同时也告诫人做善事，可以功抵罪。典壁尼嘛尊者写的跋称：“人造地狱万种刑，惊天动地是恶心，若无改邪真归正，寒热无间刑不停。奉劝一切诸善信，切莫作恶地狱行，诚心礼佛学正行，自在安乐上天庭。”

　　佛教以冥冥之中的来世教化众人，以善恶有报、因果相连的道理告诫世人，使人在选择行为、起心动念时，就想到后果。人对未知世界的神秘、对现实世界的报应，而产生的思考、畏惧，起着慎行的作用。

　　伊斯兰教以真主为唯一的神，降示《古兰经》给先知穆罕默德，以指引人类。真主教诲，善待每一个活着的动物或人类都会得赏，信道而且行善者，将入天堂，天堂中的一寸之地犹胜于世界中的一切事物。而在世时不信道，即使以满地的黄金赎罪，也不被接受，一旦在审判日被定罪，将身陷烈火的煎熬。无论善行或恶行，改信伊斯兰教后，均可得到回报。

　　三大宗教都是以天堂为许诺，以地狱为惩戒，教人止恶行善。宗教信仰成为人类的一大精神支柱。

　　我国儒学的劝善则从天堂回到人间、从来世回到现实，教化世人感恩父母、孝敬父母，以此出发培育利他的仁爱精神。儒家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家庭的和睦。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先天的、本能的、自觉的，而子女对父母的孝是后天的，需要培养、教育、引导。

　　儒学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15）“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16）孝敬父母是爱他人的出发点，从感恩出发爱妻子、爱兄弟、爱邻里、爱朋友、爱君王、爱自然；
又是爱他人的归宿点，善使父母受人尊敬，恶将辱没父母的名声。以孝为核心的仁爱精神，起了凝聚家庭、稳定社会的粘合作用。孝，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

　　人类为了稳定社会的需要，必须遏制利己的本性，创造了利他的道德精神。利己的物质欲求与利他的道德精神，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延续的两大要素。这就决定了人的需要，既是物质，又是精神。

　　一手硬、一手软

　　然而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所追求的不是偏重精神，就是偏重物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总是一手硬、一手软。

　　几千年的古中国，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一直重精神生活、轻物质生活，即以精神为本位。儒家承认每一个人都有追求物的欲望，“富与贵，是人之所欲” （17），但强调“义然后取”（18），按照等级名位获取应有的利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19），“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0）。中国古人的价值标准不是“成功”和“富贵”，而是“成仁”和“取义”。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
义，人之正路也。”（22）“仁”是理想境界和价值目标，“义”是到达理想境界的必由之路。儒家不否定人的物质欲求，但所倡导的社会价值目标，是精神，而不是物质。结果，中国二千多年来，社会超常稳定，经济发展迟缓，科学技术落后。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奋斗目标。但与经济相比，政治始终放在首位，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意识形态上鄙视物质、倡导精神，要求人民拥有共产主义信仰、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经济生活中，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把发家致富，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割除。高喊所谓“穷革命，富则修”，将人的物质欲望降到维持生计的水平，社会处于普遍的贫困之中。文化大革命更是走向极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为了打倒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闹革命、大串连，冲击、破坏正常的社会生产活动，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也是重精神、轻物质，以精神为本位。基督教对财富是鄙视的，认为财产是人们眼前欲望的满足，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距上帝会更远。耶稣说：“倚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门，是何等的困难呵！富人进上帝的门，比骆驼从针眼穿过还困难呢！”所以，商业活动受到中世纪教会的反对。托马斯.阿奎那说：“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财富的时候，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商人……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因而身体软弱，心灵萎靡。为了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23）按基督教的价值观，追求财富的商业活动，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一个人为了满足难以抑制的物欲，而日复一日地疲于奔命，就不可能拥有一颗宁静而清纯的心灵，没有精神的安宁和愉悦，人就不会快乐和幸福。人真正的幸福是对信仰的不断追求和永恒的向往之中，这就是爱上帝。“这种幸福，不要说求而得之，即使仅仅存在于向往之心，亦已胜于获得任何宝藏，胜于身践皇帝之位，胜于随心所欲恣享淫乐。”（24）在漫长的中世纪，鄙视物质、崇尚精神的价值观整整统治了一千多年。

　　西方工业文明开启了将物质作为价值追求，即以物为本位的时代。人们不再向往那虚无漂渺的天堂和来世，而是追求实实在在的现世的享受。创造物质财富，成为最神圣的事业。所有人都有可能致富，所有人都有可能成功。如托克维尔所说：“在民主社会中我不知道有什么其他东西能比商业更伟大，更辉煌的事情了，它吸引了大众的注意，丰富了众人的想象，把所有的旺盛的精力都吸引过来。无论是谁，无论是任何偏见，都不能阻止人们通过从事商业致富。”（25）因而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最伟大的进步就是自私自利的、讨价还价的商业的出现。”（26）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是无与伦比的，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今天，以物质利益最大化作为价值追求的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重物质、轻精神”的理念传遍世界。人类进入为物而疯狂的年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接受了物本位的发展观、价值观、世界观。这对崇尚阶级斗争、轻视物质生产，高喊革命口号、人民生活贫困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否定改革开放，要求倒退回去的主张都是反动的，即反历史的、反人民的。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就是完成了从政治为本位、向物质为本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与世界进入物质主义的历史阶段产生许多问题一样，中国进入物质主义的历史阶段也产生了许多问题，道德精神的衰亡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对于中国来说，形势要严峻得多、问题也严重得多。

　　两手都要硬

　　人类经历了精神为本位、物质为本位的时代，将要进入人本位的时代。经过2500年的探索，今天可以回答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命题中的一个问题，即人需要什么，人需要物质，也需要精神。人本位的发展观、价值观、世界观就是从满足人对物质与精神的需要出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齐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

　　口号是口号，理念是理念。两个文明一齐抓，是邓小平提出的口号，我党一直在叫的口号。然而，我党的实际国策是经济是首位、物质最重要。这项国策保障了改革开放的成功，也产生了资源紧缺、环境破坏为标志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贫富差距拉大、犯罪率飙升为标志的人与人关系的恶化；
精神障碍严重、自杀率提高为标志的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于是，我党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新口号。然而至今没有弄明白，这些口号的本质含义是告别物本位、超越物本位，从而克服物本位的片面性。

　　“以人为本”与“以物为本”相对立；
“科学发展观”与“非科学发展观”的区别就在前者“以人为本”，后者“以物为本”；
“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是和谐，重物质、也重精神，而现代社会的核心理念是效益，重物质、轻精神。过去解释，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结果是重经济、轻环保，生态全面恶化。今天解释，“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 依然是经济为中心、物质最重要。口号是新的，理念是旧的，政府政策还是经济主义，民众行为还是拜金主义，社会怎能和谐？

　　物质主义在中国已深入人心，理由是中国还不强大、中国人还不富裕。因此，党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政府以经济为首要目标，社会以财富为成功标准，民众以金钱为价值尺度。现在，从政府到民众大都认为谈精神追求，还不是时候。可是，对国家、对家庭、对个人来说，物质、财富、金钱会有多的时候吗？没有。这样，谈精神追求，永远不是时候。其实，富起来以后固然要追求精神，而富不起来或不够富更需要追求精神。

　　我们的政府应该明白：按人均财富，中国已命中注定赶不上美国。内地城市在经济上永远赶不上香港、上海。中国农民不可能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中国绝大多数人不可能都成为富翁。按物质追求的标准，中国人、内地人、农村人、大多数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有什么奔头？一味地鼓动追求物质，弄得人人恨不得都一夜富起来。百姓如此，当官如此，共产党人也如此，个个都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于是，有山吃山、有水吃水、有权吃权。无山、无水、无权的，就不择手段，抢劫、诈骗、贩毒、造假……。追求物质，欲壑难填。以钱为准，心永不平。精神的伟大、精神的崇高、精神的无限、精神的永恒，可满足人世的追求、也可填补人世的不平。没有精神追求，社会就不太平、家庭就不和谐、人也不幸福。

　　中国需要发展经济，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有待经济发展来解决。中国接受西方“物本位”的发展观、价值观、世界观，有客观必然性。但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式的现代化，中国不能学习西方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中国要继续鼓励人追求物质，但必须鼓励人追求精神。中国人的幸福，需要物质为基础，但更需要精神来弥补、提供和升华。

　　两手硬，不应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应真正成为中国的新选择、中国的新国策。

　　人需要永恒

　　人类社会需要精神、中国需要精神，作为民众、作为个人，为什么要追求精神呢？

　　西方文明、现代文明告诉人，金钱是成功的标志，财富是价值的尺度，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也就有了“精神”。人只要发了财，什么都有了，谈什么“精神”，那是无聊文人的扯谈、无用蠢货的妒忌。现实生活中，富人至贵的享受、至尊的荣誉，让人羡慕、使人向往，成为榜样和目标。财富耀眼的光芒，使精神论黯然失色。

　　中国一切有本事致富的人致富，中国一切有条件发财的人发财，这对社会而言，是绝对的好事。不能致富、不能发财的中国人，也要努力改善物质生活条件，这应该受到鼓励，而无理由非议。我没有任何鄙视财富、否定物质的意图，只是阐述既要物质、也要精神的道理，反驳重视物质、轻视精神的理念。

　　物质主义的错误之一在于，金钱和财富只是成功标志、价值尺度之一，而不是唯一。思想创造、艺术造诣、文化传播、技术发明、知识拓展、教育成才、服务到位、敬业追求……都是成功的体现、价值的实现。相比之下，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的贡献更伟大、意义更永恒。

　　物质主义的错误之二在于，把金钱和财富作为成功标志、价值尺度，就会诱导、逼迫所有人去追求物质，这样做的人是正常的，被社会认同、接受；
不这样做的人被当作傻瓜、有病。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社会”。这样，社会中本不应该、本不愿意追逐财富的人都统统卷进财富的追逐中。医生的首要职责是治病救人，教师的首要职责是育人成才，公务员的首要职责是尽职社会，人文工作者的首要职责是传播人文理念，然而现在都统统把赚钱看作第一。

　　物质主义的错误之三在于，单一的金钱价值标准，不能为不同社会角色、不同文化修养、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智力特质的人提供不同的价值选择。一个人对物质的追求，受条件、关系、机会、资源的种种制约，不可能尽人如愿。将金钱作为衡量标准，人的心理永远找不到平衡点，现实总是跟不上欲求，别人为什么比我强，他人凭什么比我富？

　　物质主义的错误之四在于，物从人的手段变成人的目的，人为了占有物而疯狂，不惜牺牲自己，不惜侵犯他人，不惜破坏自然；
在物的追求过程中，人丧失了精神、丢失了灵魂、失去了理性、失却了智慧，人变成了物，今为物所累，明为物所亡，失去自我，毁灭人类。

　　归根到底，物质主义的错误在于，不懂得人需要物质，也需要精神。人的感官欲求的满足，只具有表层的意义。人还有一种深层意义的追求，这就是永恒。对人来说，永恒的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一切曾经拥有的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烟云。人总在思考，怎么使自己的生命延长，以至永远，这就是精神的追求。

　　一生行善，期求神的庇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来世进入天国，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这是一种宗教精神。

　　父母亲抚养儿女，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父爱和母爱是一种仁爱精神。

　　在危急关头，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挽救他人，使别人的生命得以延续，这就是牺牲精神。

　　把生命注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兢兢业业、精益求精，为他人提供好服务，这就是敬业精神。

　　助人为乐，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这就是雷锋倡导的奉献精神。

　　为了科学、为了艺术、为了事业，投入毕生的精力，不计名利、不计得失，这就是忘我精神。

　　人有了精神追求，就会感到自己的生命在时间、空间中延续、扩展，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就会拥有坚强的意志和不拨的毅力克服人生征途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他们在物质享受上或许不尽人意，但能品味到人生的快乐和喜悦。相反，一个没有精神追求的人，尽管很富有，但依然会感到无聊和空虚。因为他们的生命在纸醉金迷中一天天消逝，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归宿，看不到生命的意义。正如一位数学家所言：“世界上不能永恒的事物是没有意义的事物，同样，一个没有永恒意识的人在天空下也是没有意义的。”

　　道德与幸福同在

　　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研究人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追求幸福。人对精神、道德的需要，归根到底是人生幸福的需要。为了上帝、真主、来世而善，人对道德的需要，是外加的、被动的、被迫的，出于某种恐惧和迷信，是旧道德。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善，人对道德的需要是内在的、主动的、自觉的，是“认识自己”的结果，这就是新道德。

　　实现人的幸福一直是人类思想的中心课题。世界三大宗教告诉人相信上帝、真主、佛陀的教诲就能进入永恒幸福的天堂。儒学告诉人孝顺父母、崇敬祖先就能获得幸福。马克思告诉人的幸福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开启现代文明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也是从追求“凡人的幸福”为发端。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思想家彼得拉克说：“凡人先要关怀凡间的事物”，“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27）沿着追求现世的、凡人的幸福这条主线，资产阶级思想家掀起了快乐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潮。

　　什么是幸福？物质主义幸福观回答得简单明白了，即有钱就幸福。这种幸福观，调动人的积极性追求财富、消费物质。人对物的占有和享受，不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相反受攀比的刺激和舆论的鼓励。积极的成果是促进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消极的恶果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最终表现为人不快乐、不幸福。中国各类精神病总患病率在10年间已由千分之12.69上升到千分之13.47，重性精神病患者达到1600万人，在疾病排名中已居首位。中国每年自杀28.7万人，200万人自杀未遂，即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全世界各类精神障碍患者达4.5亿，每年有100万人死于自杀。英国未来基金会的迈克尔.威尔莫特和威廉.纳尔逊在《复杂的生活》一书中指出：“在过去50年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并没有使人们增加多少快乐。这是进步的悖论。今天的一代人比以前更富裕、更健康、更安全，享有更多的自由，但他们的生活却似乎更压抑……”在短短的10年间，英国受“焦虑不安、精神沮丧和神经紧张”折磨的人，从10年前的5%增加到现在的9%，进入了“焦虑社会”。

　　现代人认为，有钱就快乐，是因为有钱可以满足物欲，还有荣誉、地位带来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所以，现代人把追逐金钱作为人生目标，认为钱越多就越快乐。然而事实上，金钱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快乐。金钱是获得快乐的条件，没钱肯定不快乐。但有钱，未必一定快乐。在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时，钱与快乐是成正比的，每增加一分钱，人就越快乐，从吃不饱到不愁吃了，从没衣穿到有衣服穿了，从住破屋到盖新房，那真是一个快乐接一个快乐。在解决温饱问题后，钱与快乐就不一定正相关，钱越多也许越快乐，也许烦恼与麻烦越多。美国心理学家戴维．迈尔斯和埃德．迪纳已经证明：财富是一种很差的衡量幸福的标准。人们并没有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变得更加幸福。在大多数国家，收入和幸福的相关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只有在最贫穷的国家里，收入才是适宜的衡量幸福的标准。钱毕竟是中介，有一个如何获得、如何使用的问题。钱来得不当，或用得不当，不仅带不来快乐，反而会带来麻烦，甚至灾祸。这就是说，要使金钱带来快乐，必须正当的得，正当的用，这就涉及到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有钱即快乐的思维定式，往往误导人们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损害自我、损害他人、损害自然，违背道德、违反法纪。怎么追求快乐，这是人生的大问题，也是社会的大问题，很值得关注探讨。

　　现代人一般不喜欢谈幸福，喜欢讲快乐。幸福太哲理，现代人懒得思考；
快乐易感受，现代人喜欢感觉。快乐主义是现代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快乐是永远的家”，“生命的一切只为拥有它”，“快乐老家”这首流行歌曲表达了现代人的追求。快乐是感官层面的，心理感受刺激，情绪表现亢奋，但，是短暂的，稍纵即逝。快感一旦消失，人就会感到空虚。现代人不断寻求新的刺激，以填补空虚。现时代，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越来越多，但是，人们总是感到不好玩、不好吃、不好看。感官刺激愈频繁、兴奋就愈减弱。人仅仅追求快乐，生活不可能充实，灵魂得不得安宁。人需要更深层次的追求，这就是喜悦。喜悦是发自内心的、可延续的。它深入思维、精神、情感、情趣层面，可细细品味，也可事后回味。好比打逗片、恐怖片、色情片，可以给你一时的刺激，但看过即忘；
而一部好的影片，你看过后会津津乐道，久久不会忘怀。这是因为前者只是感官的刺激，而后者给了你人生的启迪，或是美感的享受，或是情趣的共鸣。快乐来自刺激，喜悦来自和谐。自然界的湖光山色，人间的友爱情谊，自我的价值实现可给人以深深的喜悦。从喜悦再进入幸福，一个常常获得喜悦的人，才谈得上幸福。一时的快乐，不能说是幸福。比如，一个人吃了一顿美餐、跳了一场蹦迪，应该说很快乐，不应说很幸福。幸福应该是一种有着丰富内涵和持续回味的心灵感受。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课题。从古到今，人类都在追求幸福，人的一生从少到老也在追求幸福。但什么是幸福，怎么才能得到幸福，大多数人是不会认真思考的。然而，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幸福观。有钱即快乐，就是一种幸福观，认为有钱，就能带来幸福。一生忙忙碌碌为钱而奋斗。为了钱，有的不顾自己的身体，钱是挣了，但惹了一身病，这幸福吗？为了钱，有的不顾家人，钱是挣了，但家庭破裂、纷争不断，这幸福吗？为了钱，有的专坑朋友，钱是挣了，但官司缠身、众叛亲离，这幸福吗？为了钱，有的铤而走险，钱是挣了，但走进班房或脑袋落地，这幸福吗？总之，谁都认为自己在追求幸福，但带来的未必是幸福，相反是烦恼、纠葛甚至灾祸。号称“上海首富”的周正毅，身价百亿以上，穿梭于上海与香港之间，编织了许多精彩的财富故事，如今锒铛入狱。福布斯排行榜中国二号富豪杨斌，在沈阳占地3300亩，号称以18亿巨资进行荷兰村的项目开发，然而种种弄虚造假诈骗手段被揭穿，被判决有期徒刑18年。还有因倒卖飞机暴富出名的牟其中，创造了一句至理名言：“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也因欺诈罪被判无期。他们曾经是名震商海的成功人士，财富、荣誉、地位所有人们羡慕的东西统统拥有，不能说不幸福了，然而曾几何时，统统成为了阶下囚。追求的幸福，刹那间变成了祸害；
进入的天堂，忽然变成了地狱，这样的故事在人世间演绎了无数。幸福，多么美好的期望，激励多少人获得了成功，又诱惑多少人走向毁灭。树立正确的幸福观，对追求什么，怎么追求，作出价值的判断和度量，以指导自己的行动，约束自己的行为，这对每一个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幸福呢？幸福毕竟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了解。有时甚至同一人，前后的解释也不一致。当其病时，以健康为幸福，当其穷困时，则以财富为幸福，当自觉其无知时，又羡慕那些能宣传某种为他所不能想到的伟大理想的人。”（28）因此，傅立叶说，单是罗马尼碌时代就有278种关于幸福的互相矛盾的定义。连康德也说：“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至虽然人人都在想得到它，但是，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意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得清楚明白、条理一贯。”（29）这也许是“幸福”这个概念永恒的魅力，正因为对幸福的理解，可以因人而异、各取所需，就成为人的永恒的追求，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流派、不同的主张、不同的遭遇都可以以自己理解的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但对幸福的理解和把握又是如此重要，直接关系一个人的命运，有的人成功，有的人迷惘，有的人悲哀，有的人绝望。幸福观是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它召唤着人去奋斗、去攀登，指引人去生活、去工作，将耗费一个人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将耗用社会的资源，对社会、对他人发生作用和影响。当着社会绝大多数人拥有共同的幸福观，以此作为奋斗的目标，那将产生巨大力量，可以推动社会进步，也可使社会步入深渊。探讨、寻求一种正确的幸福观，有益于自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自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什么是幸福，至今还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对人生体验和经验综合，可以抽象出幸福的若干要素。身心健康，应该是幸福的第一要素。一个人身体不健康或心理有疾病，即使腰缠万贯，也不会幸福。身心健康对于人生的幸福，在拥有时感觉不到，只有失去它时才体会到它的珍贵。费尔巴哈说：“对于一个健康者说来，健康是毫不足奇的，是当然的，是值不得注意和重视的，而实际上它却是其他一切幸福的前提条件。”（30）情感的满足，是幸福的第二要素。人需要亲情、爱情、友情，需要思想和情感的交流，快乐有人分享，苦恼有人分忧，心灵有人抚慰，精神有人寄托。霍尔巴赫说：“在所有东西中间，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31）研究表明，友谊能延年益寿。一个人好朋友多，能舒缓紧张情绪，增加身体免疫力，抵挡更多的疾病，即使患上致命的疾病，能活下来的几率可增大，因而比朋友少的人寿命长。孤家寡人一个，是无论如何不幸福的。潜能的发挥是幸福的第三要素。一个人能力有大小，长处各不同，只要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有益于社会，被他人接受，就会体验人生的意义而感到幸福。那些在平凡岗位上敬业工作的人，那些将业余时间奉献给社会的志愿工作者，那些慷慨救助他人的人，都是在创造他人的幸福中感受自己存在的价值，获得内心的充实和精神的享受。金钱和财富，是幸福的第四要素。有了它，才能无忧无虑的生活，才能保持一个人起码的尊严，才能有余力和时间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活动。贫穷与幸福无缘，要幸福，就必须摆脱贫困，这是不容置疑的。

　　从上述幸福四要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有钱是幸福的必要要素，但不是唯一要素，人要幸福，除了追求金钱之外，还需要追求别的要素；
二是幸福的诸要素中，有比钱更重要的要素，比如身心健康、情感满足、潜能发挥，一个人有了这三个要素，即使钱少一些，但也会感到幸福。相反，一个人钱很多，但缺少这三个要素，也是不幸福的；
三是前三个要素与幸福成正相关，一个人身体越健康、情感越满足、潜能越发挥，就越幸福。而钱与幸福的相关关系，是不确定的，未必钱越多，人就越幸福，这取决于前三个要素的增加还是减少。如果财富增长的同时，前三个要素也增加，人就会越幸福，相反，财富增长，前三个要素衰减，人就不会感到幸福；
四是要使财富与前三个要素同时增加，人就要处理好对待自我、对待他人、对待自然的关系。这就是说人要有道德。有道德情操的人，往往是幸福的人。不道德一定使人不幸。道德与幸福同在的道理，浅近易懂，应该好好宣传。上帝并不存在，但是有那么多人信仰；
来世的幸福无人验证，但有那么多人追求。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民众相信，无道德即无幸福的真理呢？对自然界不道德，就会受到惩罚；
对他人不道德，也会遭到报应。我们需要像传教士那种赤诚和热情，“给人指出最持久、最实在、最真实的幸福和快乐，并且向人证明应当宁取这种幸福而不要那暂时的、表面的、骗人的幸福。” （32）

　　无我.自我.超我

　　人类已往的旧道德，都是否定自我、宣扬无我。基督教称，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一切听从上帝的旨意，这样才能赎罪，进入天堂。佛教更是劝人忘我，净空法师说：真正想学佛，就“不要去考虑自己的前途、生活”，“如果念念还有一个‘我’存在，那就与魔相应；
魔跟佛不一样的地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就是魔念念都是为自己。” （33）儒学也是倡导无我，孔子讲的“仁以为己任”，就是忘我利他。“中国人对‘人’下的定义，正好是将明确的‘自我’疆界铲除的，而这个定义就是‘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是说，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在传统中国，这类‘二人’的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个对‘人’的定义，到了现代，就被扩充为社群与集体关系，但在‘深层结构’意义上则基本未变。”（34）共产党的教育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先人后己，爱党、爱祖国、爱人民。

　　以西方为榜样的现代文明，反其道而行之，则强调自我、张扬自我。卢梭认为：“我们的种种欲念的发源，所有一切欲念的本源，唯一同人一起产生而且终生不离的根本欲念，是自爱。它是原始的、内在的、先于其他一切欲念的欲念”。（35）霍尔巴赫则说：“人从本质上就是自己爱自己、愿意保存自己、设法使自己的生存幸福；
所以，利益或对于幸福的欲求就是人的一切行动的唯一动力”。（36）西方思想家、哲学家一致认为，爱我利己是人的本性。英国经济学家、伦理学家亚当.斯密则进一步论证，人的利己行为不仅有利于个人，而且也符合公共利益。他的名言就是：“每个人所盘算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37）亚当.斯密打比方说，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人人追求自我，最终利于他人。西方的经济制度、政治架构、文化理念、道德伦理都是建立在尊重自我、保护个人基础上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本位成了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的基石。

　　人类的旧道德要求无我，人类的现代文明鼓励自我。无我与自我尖锐对立。看历史趋势、观世界发展，主张自我的人汹涌澎湃、声势浩大、越来越多。我们的下一代、年轻人几乎都是自我主义者，对张扬自我的意见，十分爱听；
对贬抑自我的说法，极其反感。与这个总趋势相应，就是利己主义扩张，利他精神衰亡。

　　消灭自我、实行无我，过去没有做到，今后更做不到。应该看到，从宣扬无我，到尊重自我是一种历史进步。承认自我，不可能倒退回无我，却可以前进超越自我。从自我出发，可以滑向利己，也可导向利他。

　　我提出正确处理人与人关系三原则：

　　首先，要承认自我，即自我对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以及寻求实现的途径。这是自我生存的需要，也是自我发展的需要。社会应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选择的权利和实现的努力。西方文明强调 “个体本位”是有道理的。应尊重个人生命、个人利益、个人成就、个人追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个人独立性、个人选择性、个人创造力、个人想象力、个人责任感、个人隐私权等等。相反，不承认自我，要求民众的行为时时处处都要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出发，是现实生活中做不到的。对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随意侵犯和剥夺更是不容许的。一个作为生物体的人，一个作为社会的人，要保障生命的存在，获得生活的权利，首先考虑的是自我利益、自我需要，比如念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到什么单位工作、迁什么地方居住……都是一种自我选择。我们不能要求“大公无私”，也做不到“大公无私”。

　　我国的传统文明中，缺乏对自我、个人的尊重。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盛行的是家本位的价值观，没有独立的个人。建国以后，我们倡导的是群本位价值观，也不承认独立的个人。个人是没有保障的。即使是党的高级干部，也随时有可能被加上反党的罪名被惩处。政治事件接连发生，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发展到文化大革命，随意以革命的名义、群众的名义，剥夺一个人自由、残害一个人的生命，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逃脱不了这个厄运。对个人的忽视，是我们法制不健全、不完善的深刻根源。我们把人民看作是神圣的，而不是把个人的生命、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看作是神圣的，因此就往往会发生以革命的名义、国家的名义、人民的名义，以至查案的名义、治安的名义等等随意侵犯个人。我们需要从观念上、制度上、法制上提升对个人的保障。这就是“以人为本”。因为，离开了对一个个个人的负责，怎么谈得上对人民负责；
不重视对一个个个人的服务，怎么落实为人民服务？

　　在承认自我的问题上，一方面存在忽视的倾向，缺乏保障自我的勇气；
另一方面存在自我的恶性膨胀，到了无法无天、无规无矩的地步。这都需要在承认自我的前提下加以规范、引导，西方文明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其次，承认他人，即承认他人对物质和情感的需要，以及寻求实现的途径。对他人自我的尊重，东西方文明是一致的。我国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生动表述。不过我国传统文化表达的对他人的尊重偏重于情感，对他人物的追求不予重视。西方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也表达了对他人的尊重，“自由、平等、博爱”，“人生而平等”，就是表述每个人都有平等追求自我的权利。不过西方文明对他人的尊重偏重于物质，私有财产是神圣的，不得侵犯。他人的情感属于个人隐私，不加干涉。不提倡对他人情感的关怀，不倡导与他人情感的交流。东方文明对他人偏重于情感，忽视物，使社会进步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物质基础。西方文明对他人偏重于物，忽视情感，使社会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

　　我国民众重他人情感偏于家人、朋友、熟人的小圈子，在“自家人”、“自家兄弟”这个小圈子里，什么话都好说，什么事都好办，讲义气、讲交情、讲客气、讲礼让。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三纲”、“五常”、“五伦”涉及的是父子、夫妇、君臣、兄弟、朋友关系，讲的都是“私德”。中国是个农耕社会，走出家门，遇见都的是乡里乡亲。中国人从小受教育要讲礼貌、懂规矩，都是对家人、亲戚或乡邻而言的。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公众场合，对于陌生的他人，中国人没有受过任何这方面的训练和教育，表现得“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对他人不尊重、不讲礼貌、不守规矩。而西方人受过人道主义的教育和熏陶，对家人、朋友、熟人没有中国人那么有人情味，但对陌生人却很讲礼貌、礼让。在超市里，人们总是自觉地不挡住别人的路，如果有人要从你身边走过的话，他几乎必定要说“对不起”。不说任何话而硬从他人身边走过会被视为极不文明的举动。地铁、超市的自动扶梯，人们总是自觉地站在一边，让出另一边，让急于办事的人走。凡是需排队等候的地方，都会自动排成一行，不会挤前抢先。

　　在尊重他人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在道德水准上存在很大差距，问题是怎么缩小这个差距，让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真正名实相符。中国人长期以来缺乏对个人、个体尊重的教育，我们误认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就是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强调个人、个体就是资本主义。结果，在实际生活中，从权力部门到广大民众都忽视个人、个体，对关系户、熟人另眼看待，对不认识的他人，则不放在眼里。对个人、个体不尊重，导致我国道德水准、服务水平的下降。这不是强调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所能改变的。恰恰相反，应以个人为本位，强调尊重个人、尊重他人，反对打着集体利益的旗号侵犯个人利益；
防止以为人民服务为借口不为个人服务；
提倡对陌生人与认识人、无关系和有关系的人一样对待、一样尊重、一样服务。要使尊重自我、尊重他人深入人心，才能改变目前我国道德建设领域虚幻、空白的状况。而尊重自我、尊重他人的道理浅显易懂、符合情理，具有神圣性和正义性，讲起来实在、听起来服人，容易为民众所接受。

　　第三，无他人即无自我。当今世界最最缺少的是人类之爱。那么，为什么要爱他人呢？爱他人的动力源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才能唤起人之爱呢？这就需要让每个人知晓“无他人即无自我”的道理。

　　我是他人所生，即父母所生，没有父母就没有我。父母生我、养我、育我，对父母要知恩、记恩、感恩、报恩。敬养父母是人一辈子的义务和责任。敬养父母不仅物质上的关心，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崇敬。这就是中国传统道德提倡的“孝”。对父母“孝”，就应该“养中有敬”，不应该“养而不敬”，更不能“不养不敬”。对父母“孝”，一直是中国人的重要的精神支柱。为父母增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成为中国人刻苦耐劳、奋发向上的原动力。“孝”是一种人类之爱。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不忘恩，不忘记有恩于自己的人；
报答恩，奉献有恩于自己的人。这就是体现爱的一种情感、一种精神。一个不知恩、不记恩、不感恩、不报恩的人是不会爱人的。因此，“孝”，爱自己的父母是人类走向博爱的起点。

　　“孝”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德，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在西方文明中没有“孝”的概念，西方人倡导人的独立、平等，子女成年后就离开父母独立，子女与父母是平等的，因而子女既不需要在物质上赡养父母，也不在精神上崇敬父母。但西方人忘了在长大成人之前是父母养育了你，父母在物质上供养你，在精神上抚慰你，没有父母就没有你，怎么能在长大成人后忘了父母之恩，如同陌生路人般，不记恩、也不报恩呢？西方人感恩上帝，感谢上帝赐予丰饶的食品、幸福的生活，但恰恰不感恩自己的父母。这是没有道理的。动物长大、离开父母后就再也不认父母，人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呢？西方赡养老人的责任，是由社会负担的，有养老保险提供生活保障，也可进养老院度过晚年。但老人最缺的是精神上的抚慰，在他们年老孤独、最需要照顾的时候，却被儿女们遗弃了。这是不符人性的。在中国大陆，对父母的不孝也有所蔓延。在口头上，中国人还不敢说不孝，但在行动上不敬养父母的事大量存在。“孝”一直是中国人的道德观，今天更应该大力倡导和宏扬。

　　自我求于他人，即自我是他人所造就，没有他人即没有自我。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配偶、亲属、老师、同学、朋友、同事、上级以及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都是自己的恩人，没有他人的支持、帮助，没有我今天。因此，“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这里，知恩、记恩、感恩、报恩是必要的。“知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是小人”。中国人重人情有一定的合理性。知恩图报，人要有良心，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一个知恩图报、看重良心的社会，就多一些正气和温暖，少一些势利和冷漠。知恩图报、讲良心是人对他人一种情感，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爱。推而广之，自己有今天，生我养我的家乡有恩于我，培养我教育我的学校有恩于我，为我提供工作岗位的单位有恩于我，我们伟大的祖国、民族哺育了我。所以，我应该爱家乡，爱母校，爱集体，爱祖国，爱中华民族。

　　自我实现于他人，即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向他人、向社会提供自己的物质的或精神的产品，从这个意义讲，没有他人也即没有自我。一个人的价值怎么衡量？不是看一个人吃了多少、穿了多少、消费了多少，即他人满足了我多少，而是看一个人向他人满足了多少，向他人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马克思的伟大在于写了《资本论》，爱因斯坦受人爱戴是提出了《相对论》，牛顿的功绩在于发现了万有引力，李嘉诚了不起是因为他向社会创造了众多的物质财富。那么，对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一个人的价值在哪里呢？也在于向他人的付出。敬业，精益求精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做一个好工人、好农民、好医生、好教师、好公务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他人提供好服务，从中发现自我价值、实现自我价值。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一个卖糖的售货员叫张秉贵，他练就了“一把抓”的绝技，称一斤糖，只要“一把抓”，不会多一粒、也不会少一粒。他赢得了广大顾客的赞舆，为他的绝技和蕴含的敬业精神所折服。张秉贵实现了自我价值。淘粪工人时传祥，“臭了我一个，香了千万家”，从被人最看不起的苦力活中挖掘出了人生的价值、找到生命的意义，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亲切接见，成为当时的美谈。诚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无疑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做好工作，是为了取得报酬，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敬业精神是一种超越，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通过服务他人，获得精神的乐趣、情感的满足，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体验人生的意义。其实，任何人都可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只要你愿向他人真诚的付出。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

　　现在，回顾一下人与人关系的三原则：承认自我、承认他人、无他人即无自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是由爱我及爱他、由爱他及爱人，逐步提升、逐步升华的过程。承认自我，人要活得快乐、潇洒；
超越自我，人才活得有意义、有价值。这些道理浅显易懂，每个人都可从自己的生活中体会到。这里虽没有讲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但已经融化其中。新道德观应避免政治化，没有必要强调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吸收人类一切进步的道德文明。西方文明对个人的尊重、中国传统文明对“孝”的提倡，都是十分宝贵的贡献，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承认自我、承认他人，较多的吸取了西方文明；
无他人即无自我，较多的吸取了东方文明。

　　灭欲.节欲.纵欲

　　灭欲与纵欲，旧道德与现代文明又尖锐对立。宗教要人灭除欲望。基督教称“贪婪、情欲和欲望都是原罪” （38）。佛教要求“世间所有一切名闻利养、荣华富贵，都要彻底从心里头舍得干干净净”（39）。宋代儒学宣扬“存天理、灭人欲”。而现代文明反其道而行之，“纵人欲、灭天理”，有物欲要满足，无物欲要刺激。人为了物，疯狂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哪里？大都认为，人与动物的一致在于满足欲望，区别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其实不然。对无限性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动物出于本能的需要，饿了会觅食，饱了会中止，属生理性的。而人“远远超越生物体为维持生命所必不可少的需要”（40），存在对无限性的追求。丹尼尔.贝尔说：“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41）

　　人对物欲的无限性追求，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科技进步的原动力。这充分表现了人区别于动物的创造才能。人凭借科学技术手段，运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依靠高效运转的市场经济制度，从自然界源源不断地榨取各种资源，创造了一个与大自然对立、抗衡的人造世界。为了克服地球引力，人发明了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火箭及宇航飞船，到太空遨游，登上月球，很快就将登陆火星。为了增加食物供给，人发明肥料增产、农药杀虫、激素催肥以及各种基因食品。为了调节天气的冷热，人发明了空调、冰箱和各种制冷供暖设施。人不仅从自然界直接索取物品，还制造了大量名目繁多的人造物品供人类享用，从汽车到电脑，从塑料薄膜到化纤制品，从洗洁精到染发剂……。人没有依靠上帝，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天堂。人不求助于上帝，自己就可以克隆自己。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踌躇满志、趾高气扬，科学技术就是人手中的魔盒，需要什么就能变出什么。然而，今天人们发现，从这个魔盒中跳出的是人类已失去控制的魔鬼，而这个魔鬼要吞噬的正是全人类。

　　人对物欲的无限性追求，已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表现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延续。这不能不引起人类的深刻反思。人对物质的追求，不仅超过了生理需要，也超过了“求美”、“求丽”、“求乐”的正常的心理需要，成为一种畸型消费，“以不断增长的速度把东西消费掉、烧掉、穿掉、换掉和扔掉。”（42）所谓现代化就是学习西方人的生产消费模式。“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生活和生产，那么人类为了得到原料和排放废物需要20个地球。”（43）圣雄甘地早就说过：“地球上的资源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但它无法满足每个人的贪婪”。

　　人类的旧道德，要人灭欲、禁欲，凡人难以做到。但是对人的贪欲的警告却是十分深刻的、有预见的。人的贪欲，确是罪恶的根源，不仅使人坠落深渊，还将灭绝人类。人需要在灭欲与纵欲中作出理智的选择。人做不到灭欲，但不应该纵欲，可以做到节欲。“对于以往的和可见到的未来社会，甚至对于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存在着一个如何把握人的欲求和其实现可能性的问题，既要承认欲望之火是生之与俱，不可灭除的，是照耀着生命前进之路的光明和支撑着人们在生命之途跋涉的原动力，要让它尽量旺盛地燃烧；
而又要看到，现实世界的原野上，可供其燃烧的材料和范围都是有限的。个人欲求的膨胀，也许就会造成相互的冲撞和毁灭，造成和欲求正相反的结果。” （44）“这两者的中介点和最佳组合”，对每一个人也许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可谓节欲。

　　人区别于动物的无限性追求，更应表现为对精神的追求，即对对知识的追求、对艺术的追求、对仁爱的追求、对信仰的追求……新道德就是将单一的物质追求转向物质与精神的多向追求，将冲向物质的人欲洪流分流、疏导到精神领域。

　　我提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三原则：

　　尊重人类的存在。人类为了存在，需要向自然界索取物质成果，但这种索取应该是有节制的，因为只有节制索取，人类的存在才能持续。节欲是自我存在、人类存在的需要，也是自我存在、人类存在的统一。我们应倡导的人生目标是有节制的物质欲望和无限的精神乐趣。物质追求必须有度，因为它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
精神追求可以是无限的，它提供给人无限性追求以广阔的天地。

　　尊重自然的存在。人类赖以存在的自然界是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中生物类与非生物类、生物类内部、非生物类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地球的生物圈，一切生命的机体被地球的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包裹起来，构成生命物质生存、繁衍的大系统。生物圈是生命的栖身地，也是人类目前以至将来唯一的栖身地。生物圈之所以能够栖泊生命，是因为它的诸要素互补，并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人类出现了，生物圈的平衡被打破了、生物圈的节奏被打乱了。人类成了生物圈中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人类是地球母亲的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人类“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45）人类必须反省对自然的态度。

　　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类。宇宙已诞生200亿年，地球诞生45亿年，生命出现在地球上，大约是35亿年前的事；
人类的出现，不过两三百万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史，不过6000年左右。人类是自然长期演化的产物，人类血液中含有的60多种化学元素，与地壳中所含的化学元素在含量、比例方面基本一致。是大地母亲孕育了生命，生命物质经过长期的进化，才产生人类。大自然不仅生育了人类，而且养育了人类，对人类有着养育之恩，人类对自然应有感激之情。人有了这种情感，才会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没有人类，自然界照样存在，并且运转得更好；
而没有自然界，或者自然界不能正常运转，就没有人类，或者人类就无法生存。因此，人类应该把保护自然界、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最高原则，作为绝对命令。人类的一切行为规则，都应该服从于这个最高原则、听从这个绝对命令。人类比其他一切生物有智慧，就应该担负起维护生态的责任。人类决不能成为地球上的癌细胞，无限分裂和繁殖，并且繁殖到哪里，就把哪里的营养物消耗尽、把哪里的生命体毁灭掉，最后自己走向毁灭。

　　现在回顾一下人与自然关系三原则：尊重人类的存在、尊重自然的存在、没有自然就没有人类。这三条原则要求提升人的道德标准、伦理要求，从爱自我、爱他人到爱人类、爱自然。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体现，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的存在、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爱人类就必须爱自然。这是现代人摆脱面临的环境危机、生存危机而必须遵循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保护自然、保护环境应超越国界、民族成为全人类共同遵守的最高法则。

　　“精神人”.“经济人”.“生态人”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序言中说：“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最终必须回答的问题，不在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创造了和能够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要估价一个文明，我们必须问的问题是它能够生产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文明产生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创造什么样的文明。

　　中国古人活着为他人，以“仁”作为价值目标。中世纪西方人活着为上帝，以来世的幸福作为价值目标。他们追求的都是精神，可统称之为“精神人”。

　　当代西方人和中国人活着为自己，以今生的快乐作为价值目标，追求的是金钱，可统称之为“经济人”。

　　未来社会的人活着也是为自己，以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追求的是和谐，可称之为“生态人”。

　　“经济人”为自己而活的人生观，追求金钱的价值观，创造了政治民主、科技进步、经济繁荣的西方工业文明。但“经济人”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不懂得：人首先是“生物人”，人离不开自然，依赖自然而生存。人与自然的关系，仅以利益为原则，必然置自然以不顾，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循环发生危机，威胁人类的生存。人还是“社会人”，人离不开人，离不开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仅以利益为原则，必然置他人以不顾，造成道德败坏、人情冷漠，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受到障碍。现代文明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循环和交流都受到阻碍，无可避免地到了人类寻求新的出路的时候了。

　　“生态人”是人认识自己的进步和觉醒。人是为自己活着，人是自己的主人。人既不做神的奴仆，也不做任何他人的奴隶，也不应接受物的奴役。人应该是自由的，有思想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有发展的自由。但是，人只有在与自然的和谐中、与他人的和谐中、与自我的和谐中获得自由。“生态人”具有新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把“和谐”作为最高原则和目标，因为只有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才能带来人的快乐和幸福，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态人”也发展经济，也追求利益，但不把经济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不破坏生态为原则；
不把金钱当作价值尺度，以不损害他人与自我为原则。“生态人”懂得，人是为自己活，但人活在自然中、活在他人中，要活得愉快、活得幸福、活得充实、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就要维护自然生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维护社会生态，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
维护心理生态，处理好人与自我的关系。所以，人成为“生态人”，才能建成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生态人”的理想。

　　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首要的、根本的任务是实现从“经济人”向“生态人”的转化。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程。然而，现行的政策、教育、舆论都依然在强化“经济人”。我们的国策是把经济放在首位，一切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这是“经济人”观念的政策化。把人培养成“经济人”是教育界的目标。学校注重的是知识的传授、挣钱手段的培养。家长对孩子的要求是考高分、上名校，选择热门专业。进入社会，从单位领导、同事朋友，到配偶亲戚、舆论媒体，都关心你会不会挣钱、怎么花钱。会挣钱的、挣钱多的，受到羡慕、赞扬，身价百倍、趾高气扬。不会挣钱，挣钱少的，遭到鄙视、冷落，矮人一截、心灰意冷。能带来利润的科学技术倍受重视，研究做人学问的人文科学很不景气。做“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中国眼下受到上下鼓励和社会赞誉。中国人从“精神人”转变为“经济人”，是一个大进步，推动了中国经济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中国人刚刚做了二十多年的“经济人”，现在又面临重新做人的问题，是太难为了我们中国人。但世界性生态危机的出现，警告人类“经济人”的不可持续。中国生态危机的严峻现实，也向中国“经济人”警示，应迷途知返。我们要识大局、顺大势，“经济人”与自然相悖、与他人相悖、与自我相悖，不应是中国人的榜样和楷模，中国人应早觉醒、早转向、早进化，向“生态人”转变。

　　人为自己而活，就行为的出发点来说，“生态人”与“经济人”是一致的。人是从生物进化而来的，所有生物的代谢功能都是由生命密码性质的基因控制的。基因通过不断复制、再生、遗传的活动实现自己的续存，因而基因都是“自私”的。“基因为争取生存，直接同它们的等位基因竞争……因此，基因是自私行为的基本单位”。（46）“自私”是生物体维持生命正常状态的需要。来自生物体的人不可能违背这一自然规律。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出自自己的某种需要。因此，人是自私的，自私是人的本性，这是千真万确的。西方的人文主义、西方的工业文明、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都是顺应了这一自然规律，因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明。为他人、为上帝而活的“精神人”，都不如 “经济人” 为自己而活所具有的活力、动力和创造力，这已为人类的实践所证明。“生态人”依顺人的本性，承认人为自己而活，但人怎么活法，以什么为追求，则区别于“经济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经济人”把追求利益、追求金钱作为价值目标和价值尺度，把利益最大化作为至高无上的原则，把金钱当作人生幸福的全部，理性的“经济人”就变成疯狂的“经济人”，为自己而活就变成为金钱而活。“经济人”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灵魂、情感、健康，摧残自我，恶化了与自我的关系；
“经济人”把金钱为目的，把他人作手段，不讲诚信、廉耻，不顾良心、道德、法律，丢弃友谊、爱情甚至亲情，恶化了与他人的关系；
“经济人”盲目追利的生产方式，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消耗资源、破坏环境，恶化了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人”就成了不可持续的人类。

　　“生态人”懂得自己要活得好、活得愉快、活得充实，不能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人仅仅拥有财富和金钱是不够的，人需要一个和谐的自我、和谐的社会、和谐的自然才能续存，并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历史上，“和谐”第一次成为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基因的特性，一是“自私”，二是合作。人体的基因有数百万个，它们必须彼此相互合作，才能使人健康、长寿，并成功地繁殖后代，从而实现续存，基因遗传至下一代，最终达到基因“自私”的目的。大量自私的基因合作组成了一个“和谐”的生物个体，这就是生物生存、繁衍、进化的奥秘。（47）人类社会也是这样。每一个自私的个人，需要通过竞争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但同时需要人与人的合作，还需要人与自然的合作，求得人类的持续协调发展，从而又为个人生命的续存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基因的自私和合作是无意识的，是生存竞争的产物，因为基因如果不自私、不合作，它所控制的生物体就会被淘汰，基因也就死亡。人是有意识的生物体，然而并不比无意识的基因聪明，人知道自私，但缺乏合作的诚意。人类社会进化到今天，面临不持续的危险。人类续存提出了要求，人懂得为自己活是不够的，人把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是不行的，人要追求与自然、与他人、与自我和谐。“生态人”是人类生存竞争的自觉结果，是基因仿真的人类学。

　　现在，我们的百姓，特别是年青一代已经在为自己而活，改革开放政策、市场经济制度，使中国人迅速恢复了自私的本性。要使百姓从追求利益转为追求和谐，成为“生态人”，则需要启蒙、引导。而我们的官方舆论则不承认人为自己活，要求以集体为本位，为人民服务。道德口号、道德要求与百姓的现实思想脱节。我们在道德要求上，不承认人为自己活，而在行为追求上则鼓励以利益为原则。从“以经济为中心”的国策到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从刺激消费的措施到金钱为尺度的舆论，从大众媒体到广告宣传无不把“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当作金科玉律。道德要求与行为准则之间的矛盾是必须克服的，说服不了人，怎么能引导人、教育人？

　　按照“生态人”的标准，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我国最最缺乏的、也是最需要强化的是：爱护自然的环保意识，尊重他人的公共意识，尊重自我的生命意识。

　　我们的思想工作、教育工作、文化工作、经济工作的落脚点就是造就、培养中国人成为“生态人”。

　　注释

　　注1：黎呜《道德的沦陷》第207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9月笫1版

　　注2：同上第206页

　　注3：同上笫70-71页

　　注4：同上第132、134页

　　注5：《孟子.尽心上》

　　注6：黎呜《道德的沦陷》第172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9月笫1版

　　注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275页

　　注8：黎呜《道德的沦陷》第165-166页、168页、173页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9月笫1版

　　注9：同上第213、214页

　　注10：同上第215页

　　注11：黎呜《中国危机》下册第844页改革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注12：《礼记.礼运》

　　注13：《吕氏春秋.持君》

　　注14：《吕氏春秋.不二》

　　注15：《孝经.三才章》

　　注16：《吕氏春秋.不二》

　　注17：《孟子.万章上》

　　注18：《论语.宪问》

　　注19：《论语.述而》

　　注20：《孟子.尽心上》

　　注21：《孟子.离娄上》

　　注22：《论语.颜渊》

　　注23：
转引自《书屋》2003年第4期第35页《吕氏春秋.不二》

　　注24：转引自冯俊科著《西方幸福论》第10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注25：转引自黎鸣著《问人性》第617页，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第2版

　　注26：同上

　　注27：转引自冯俊科著《西方幸福论》第13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注28：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克伦理学》

　　注29：引自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366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9月第1版

　　注30：同上，下卷第466页

　　注31：同上，下卷第89页

　　注32：同上，下卷第88页

　　注33：净空法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第14-15页

　　注34：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11—12页，香港集贤社1985年8月第2版

　　注35：《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120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9月第1版

　　注36：同上，下卷第75页

　　注37：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注38：黎呜《问人性》上册第32页，团结出版社1989年9月第2版

　　注39：净空法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第15页

　　注40：沃克迈斯特著《科学的哲学》第400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注41：丹尼尔.贝尔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68页，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注42：施里达斯.拉夫尔著《我们的家园—地球》第56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注43：转引自余谋昌著《生态伦理学》第230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注44：李庆《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第 431页，学林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注45：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第5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

　　注46：道金斯著《自私的基因》第49页，科学出版社1981版

　　注47：参考黎鸣著《问人性》第367页，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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