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建学：中印对外战略异同与双边关系

　　摘要：冷战后，印度将务实主义和经济发展作为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向西方发达国家做出一定的倾斜与迁就，主动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同时通过军事外交提升国际地位。中印对外战略均着眼于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都希望改进现存国际秩序以体现新兴大国的声音和利益，但印度仍将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竞争。随着印度的崛起和日益自信，与中国建立稳定、合作和互利的关系已成为其主流政治势力的共识，两国威慑对方能力的同时加强也巩固了这一点。未来两国关系将步入攻坚阶段，触及双边核心利益的问题将逐渐显现，两国需要实现战略互信与利益协调，最终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培养求同存异的能力，完善两国关系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对外战略；
中印关系

　　中共十七大报告将冷战后中国的主要外交对象大体分成四类，即中国“将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以及“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①]

　　无疑，这四种外交对象均涉及印度。尽管国际社会对印度崛起的前景看法各异，但人们对其迅速发展且日益强大这一点并无争议，印度在中国外交视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当前印度已成为各大国或国家集团竞争拉拢的对象，其亦善用大国的互动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印度是中国的最重要的周边邻国之一，两国需要解决悬而未决的边界争端，超越传统的地缘政治竞争困局，妥善处理日益凸显的竞争因素，强化并扩大逐渐增多的两国合作与共识。两国均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其合作程度与成效对发展中世界在未来国际新秩序中的地位意义重大。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其战略视野逐步超越南亚地区，并越来越积极地以亚洲大国的身份全面参与亚洲事务与各种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合作，现存的或即将出现的一些亚洲区域架构或安排势必做出调整。无疑，在中国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进程中，印度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应该定位为可以借重的战略合作伙伴。

　　一、冷战后的印度对外战略

　　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务实主义和经济发展正越来越成为印度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经济改革使得印度不得不向西方发达国家做出一定的倾斜与迁就，同时也更加务实地看待和处理全球和地区事务。印度的战略文化既有延续也有转变，尼赫鲁时期的大国思想、独立自主的思想、印度中心的思想以及后尼赫鲁时期的现实主义思想、实力对实力的思想仍然居于主流地位，而冷战时期印度对外政策中反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结盟思想都已大大淡化。[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印度国大党执政时期，印度的对外政策理念已开始转变。其外交战略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和那些能够帮它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发展紧密关系；
二是以一个世界大国和亚洲主要角色的身份来推行其外交，而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南亚国家。[③] 印度人民党政府在随后执政的六年期间，更加果断和大胆地推进了外交政策转变的进程，摒弃了尼赫鲁时代的理想主义和道义色彩浓厚的外交，将本国威望与利益至上的原则渗透到印度的外交决策进程中，基本上奠定了今后印度对外政策的基本理念和框架。2004年上台的国大党政府也基本延续其前任对外政策，而且在大国外交和经济外交这两方面下了更大的功夫。

　　概括而言，当前印度采取的对外战略与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而且各种主要的政治势力和主流政党在这些内容上已基本达成共识。

　　第一，积极参与并全面拓展大国外交，在避免卷入大国或大国集团之间对抗的同时，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上营造一种有利于自身崛起的战略环境。冷战后，印度对外战略的最大变化就是高度务实地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印度看来，美国在全球战略秩序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可见的未来内不可能被削弱，美国是能对印度国家利益产生最大影响的国家。密切的印美关系可使印度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获益，从而加快自己的大国化进程。另外，借重美国的力量还会得到中俄等其他大国的重视和尊重。但是，出于民族抱负、民族自尊以及战略自主的考虑，印度并不甘愿成为完全听命于美国的小伙伴，其仍然通过发展与俄罗斯、中国和欧盟等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关系，来平衡日益紧密的美印关系，安抚国内的反美势力，同时拓展自己的崛起空间和影响力。

　　第二，主动改善与南亚邻国的关系，推动南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确保主导地位的同时获得邻国的认可与尊重。独立后印度一直视南亚为其势力范围，对外部势力涉足南亚保持相当的警惕和排斥。近年来，印度认为南亚邻国正面临着危险的衰败局面，而且衰败国家还可能引来区外列强的干涉，同时非法移民、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军火和毒品走私等问题正威胁着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南亚国家的安全。因此，印度对其南亚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调整，着眼于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将改善和稳定与邻国的关系作为印度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在一些双边和地区问题采取了更为灵活和现实主义的态度。目前印度仍将巴基斯坦列为主要的军事威胁、防止巴利用外部大国的力量与其抗衡，但同时已意识到一个稳定、温和与繁荣的巴基斯坦符合自己的利益，因而主张对巴基斯坦缓和与接触。

　　第三，冷战后印度积极主动地推行周边外交战略，重视经营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印度将中亚、东南亚、西亚和海湾国家视为“延伸的邻国”，对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推行“东向政策”，以期扩大能源进口渠道，拓展商品销售市场，稳定国内众多的穆斯林人口，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印度学者称之为“新前进政策”，其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①加强与这些地区和国家恢复经济合作；
②与这些地区或国家建立制度上和政治上的联系；
③修建公路与临近地区建立陆上联系；
④修建跨地区的天然气管线以保证印度的能源需求；
⑤与周边一些重要的国家以及世界大国建立防务联系；
⑥暗地里与中国和巴基斯坦展开战略竞争。[④]

　　第四，加强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印度周边地区的军事威慑能力，以军事力量提升印度的国际政治地位。在军事与外交的关系上，印度认为，军事交流和防务合作是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只有以强大军事实力作为后盾的外交政策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加强军备能够给印度人带来宽心”。[⑤]近年来，印度频繁地与周边国家和主要大国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扩大在军火采购和武器研发上的合作，联手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提高印度军事实力的能见度和威慑力。随着其大规模重金采购先进的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印度与美国、法国、以色列等国家的关系获得实质性的提升。印度的能源扩张与武器进出口正日益捆绑在一起，把能源需求与武器出口或采购合同挂钩，这种新战略正在中亚、缅甸和非洲等地区实施。

　　第五，经济因素在后冷战时代印度外交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国内环境和国际格局的相互作用下，印度已经意识到经济实力是其国家崛起的基础，其外交也基本上围绕这一点进行。20世纪90年代初，当拉奥政府把经济改革作为政府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后，“就必须改变外交政策的内容，削弱其原有的政治色彩，使得经济外交和全方位的多元外交成为新的外交政策的基调”。[⑥] 前外长辛哈认为，“核武器时代的来临、基于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实力的崛起，使军事实力在整个实力构成中的地位下降，现在无论是从道德出发还是从实用角度考虑，追求国家利益时赤裸裸地使用武力已经不再可行。21世纪的实力将来自运行良好的经济的各个方面。繁荣和经济指标，而不是战争和侵略，将成为世界舞台上实力的关键决定因素”。[⑦] 2004年上台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也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国家对印度国家安全关切的回应正被印度商业和经济机会的观念所塑造”。[⑧]

　　综上所述，冷战后印度对外战略与政策的转变有其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这种转变既是印度对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其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自身崛起愿望的迫切需要。尽管印度的对外政策会随着其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但其现实主义外交的基本理念没有改变，对外政策大体上保持连续性。

　　二、中印对外战略的异同

　　印度国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贾斯吉特·辛格（Jasjit Singh）认为，中印关系的未来是竞争性的而非合作性的；
中国是“印度战略的主要挑战者”，“两国战略信条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和谐”，“两国战略就像两个对抗的车厢”。[⑨]毋庸讳言，作为曾经发生过军事冲突和目前正同时崛起的两大邻国，中印各自的对外战略存在“不和谐”乃至竞争的方面；
但是，冷战后中印关系仍能超越各种障碍在各领域获得全方位的发展，关键就在于两国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都不愿双边关系走向对抗与冲突。早在2005年，两国政府已同意将双边关系定位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新定位至少意味着两层含义：首先，两国关系是长期的，拥有共同的看法并且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担心，而非战术性的、短期的或者权宜的关系；
其次，两国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上存在重要共识，而且可以开展实质性合作。

　　（一）中印对外战略的共同点

　　1．两者目标均着眼于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外部环境，服务于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的国家战略。

　　中印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都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⑩] 两国的现代化进程都将是一个异常复杂甚至危机丛生的艰巨过程，都面临着分离主义、恐怖主义以及社会动荡等安全威胁，各自对外战略都具有明显的“内向性”，都为了营造有利于自身崛起的较为宽松的国际国内环境。

　　1947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印度的外交活动基本是围绕“与近邻的安全关系”进行，它与巴基斯坦和中国在传统安全领域（军事安全和领土争端）内的交涉是其此间外交的核心内容。80年代末以来，在世界政治和经济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印度在发展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强调合作应成为基调；
印度在将建立的世界新秩序里，首先要关心本国的地位和利益。[11] 若细察冷战后印度的外交战略转变，就发现其与中国改革开放时的外交转向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共十七大报告则提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12]

　　2．两国积极看待对方的崛起，不视对方为主要威胁。

　　中印在对方外交议程中的地位都日益提升，强调合作避免对抗逐渐成为两国政府间文件的主基调。两国都认为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能同时容纳双方的发展，“欢迎并积极看待对方的发展，认为对方的发展是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积极贡献”。[13]值得强调的是，“印度改善对华关系，并非要在外交政策上或国家战略上与中国结成什么更广泛的两国联盟，但却表明两国正朝更深层次的务实合作迈进”。[14]

　　“中国威胁论”在印度政府内部、媒体、尤其是印度军方和强力部门内部仍有一定的市场，但这种论调迄今并未构成印度政府对华决策的主流价值取向。尽管有些分析家声称印中之间由于势力范围的重叠和两国决心要成为世界大国而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但是“印度不会追求也不会制定基于两国冲突不可避免的政策……印度对待与中国关系的态度是向前看的和乐观的，印度的政策不是基于畏惧中国的强大，也不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嫉妒，而是基于印度必然走向繁荣和中国也必然走向繁荣和强大的信念”。[15]

　　印度的崛起可能增加中印之间的竞争，但同时也扩大了两国合作的空间和潜力，因此中国对印度的发展和崛起也抱持肯定态度。“中方始终认为，印度的发展有利于提升亚洲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地位，有利于壮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有利于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于为深化中印友好合作、实现互利双赢创造宝贵机遇。”[16]

　　3．两国外交的重点对象都是世界大国与发达国家。

　　独立初期，印度总理尼赫鲁为维护本国政治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曾经高举不结盟、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的三面旗帜，争取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冷战格局瓦解后，出于对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的需求与营造友善崛起空间的务实考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印度外交逐渐向美国、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等大国与发达国家倾斜，“不结盟和第三世界联合的主张已经从印度官方的词汇表中消失，印度对不结盟运动的介入也只剩下了早期的影子”。[17]

　　中共十七大报告也将发达国家放在中国各类外交对象的首位，强调“将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18]从冷战后的外交实践看，美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东盟、印度等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是中国外交资源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中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和海外市场也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

　　4．两国都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存在不满，都希望对其加以改进以体现新兴大国的声音和利益。

　　作为一支重要的非西方力量，印度的崛起将推动全球的多极化进程和多边主义的发展。当前，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并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单边主义将越来越多地面临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冲击，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有助于平衡和制约单边主义的倾向。随着印度逐步向外部世界拓展其影响力，它已经开始要求重组现有的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比如要求重新分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并要在其中占有一席。

　　中国与印度在诸多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立场，这将为促进两国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的进一步协调与合作奠定重要基础。在政治领域，两国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肯定和维护联合国在促进国际和平、安全和发展上的核心作用；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干涉主义外交，反对以“民族自决”旗号从事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反对将贸易问题与社会、环境等问题挂钩。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两国都呼吁世界和平，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主张全面、彻底地销毁核武器；
反对不经过联合国授权而对他国进行军事打击，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印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秩序，主张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

　　随着印度的崛起，中印关系将越来越多地涉及地区、跨地区乃至全球等领域，这为两国未来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合作提供广阔的前景。不过，从目前两国的综合实力和政策宣示来看，中印都很难也不愿去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更愿以“利益攸关者”的身份融入其中，扩大自己的声音与利益；
而在两国融入并改进现存秩序的过程中，两国可能会慢慢地转变为一些既有的国际规则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

　　（二）中印对外战略的差异

　　1．两国与南亚国家发展关系的主要着眼点不一样。

　　中国着眼于西部稳定和经济发展，防止南亚地区成为不友好势力危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跳板，因而具有明显的“内向性”。印度则重在构筑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显然是冷战思维在后冷战时代的延续，从而具有一定的扩张性。印度虽然是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但是由于常常表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老大哥”态度和控制弱小邻国的意图，因此短期内其在南亚的主导作用难以获得邻国的认可。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都对印度怀有很深的不信任和戒备心理。印度的南亚邻国出于平衡印度影响的考虑，希望外部大国参与南亚事务。

　　2．在中美印和中印巴三角关系中，两国存在不一致的判断。

　　中印的发展与国际外交都是在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中进行的。两国都或多或少地把各自与对方的关系放在对美关系的大框架下看，或者说中印双边关系总是离不开美国因素。这无疑为两国相互借重、提升各自与美对话的筹码提供机会。但是，中国相对更加担心印度领土会成为美国势力的延伸，而印方则着眼于在中美之间游移以期左右逢源。

　　不论是印度人民党还是国大党，都有根深蒂固的美国情结，而且美印各自国内都活跃着能量较大的亲美院外集团。另外，借重美国的力量不仅可以得到中国的重视和尊重，还可以在战略上保持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牵制和压力。部分有影响的印度学者认为，“如果美国与中国之间爆发新的冷战，那么印度在美国安全考虑中所处的位置，可能类似中国在美苏冷战对抗年代（1971－1989）中那样的有利地位”。[19] 部分印度战略家还主张，印度应与中俄保持一定距离，预留美印关系的空间。

　　在中印巴三角关系中，尽管近年来印度对中巴关系的进展逐渐能平静处之，但部分官员和学者对中巴关系仍感到难以释怀。中国希望“印巴在判断中国的动机的时候，应该以中国对各自政策本身为判断基础，而不应过分夸大中国与另一方关系的重要性”；
[20]印方则倾向于将中巴关系和中印关系挂钩，往往从“中巴合作针对印度”的先入之见去看待中巴之间的合作。

　　3．双方赋予两国经贸合作的战略含义不全一致，积极性也不一样。

　　中国主张积极扩大两国经贸合作的范围和力度，推动中印区域贸易安排（RTA）等贸易便利化措施的谈判，夯实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内容，扩大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和共同利益。印度扩大对华经贸合作的重要目的则是，希望通过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来塑造两国的既得利益集团，降低中巴关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也为尽早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营造合适的氛围。

　　此外，尽管尚处于起步阶段，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增加并可能继续扩大的现象已引起印方的警惕。由于两国互信的起点较低，经贸摩擦极易变成印度经济民族主义势力用来挑拨大众情绪、向政府施压的工具，印度政府在对华开展经济外交也受到掣肘。

　　4．印度的“东向政策”包含与中国展开竞争的意图。

　　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日益上升，而印度不仅被排除在核大国俱乐部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之外，在亚太地区还被排除在APEC和亚欧高峰会议之外。印度一直认为自己受到排挤和轻视，并为此忿忿不平甚至迁怒于中国。为了进一步扩大安全、发展和战略空间，印度推行“东向政策”，密切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扩大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在相当的一部分印度战略分析人士看来，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紧密联系，能反渗透到中国的后院，同时扩大印度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能见度和影响力。

　　5．印度积极开展防范和制衡中国的军事外交。

　　如上所言，印度将军事交流和防务合作视为外交的重要内容。2003年公布的“印度10年（2003-2013）强军计划”宣布，印度将在塔吉克斯坦新建军事基地，改善在伊朗、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后勤服务，增加与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老挝、越南的军事交流，加强与南非以及其他非洲国家、伊朗、阿曼、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国家的海军互动，扩大对缅甸的基础设施、后勤和原料方面的支持以牵制中国在那里的行动。[21]

　　引人注目的是，随着国势的上升，印度近年来积极地在中国周边地区进行密集的军事活动。印度积极在中亚地区部署军事基地，将中亚国家打造为印度“延伸的邻国”；
在蒙古境内设立早期预警雷达系统，扩大并升级位于蒙古境内的监听站；
加强对阿富汗、缅甸、越南等国的拉拢和防务援助，与美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频繁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或安全合作对话；
以安达曼群岛为中心打造印度海军远东司令部，并在孟加拉湾建设新的海军基地，将印度海军的活动半径从印度洋扩大到南中国海和太平洋西海岸。

　　（三）小 结

　　总体而言，中印对外战略的共同利益是根本性的，也是指导和推动中印关系向前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冷战后尽管遭遇诸多挫折，中印关系依然能够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领域中稳步推进的深层原因。用印度前任驻华大使梅农的话说，“事实上，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印中之间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寻求一个多极世界，一个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发展的世界，我们希望了解彼此的全部潜力并使我们的人民得到他们应得的生活质量”。[22]

　　两国对外战略相抵触的部分属于枝节，这对曾经敌对的中印关系而言，应属于正常现象。印度对中国的防范措施主要是由于其国力总体上弱于中国，因而要发展能应对中印关系种种不确定性的手段，并获得中国的重视与尊重。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中印战略的完全“和谐”是一种很难达到的理想状态。从未来发展看，中印之间的关系形态往“动态的咬合”方向发展更有前途，而不是追求“静态的和谐”。[23]

　　三、中印双边关系的未来走势与特点

　　当前，中印关系的基本面已经确定，加强合作与对话已为两国决策层的共识，这一点基本不会受到各自国内政治变动的影响。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在各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两国关系呈现出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中印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两国高层频繁往来和会晤，一方面表明两国关系的良性状态，另一方面也暗示双方领导人引导和处理两国关系的能力在提高。

　　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印度仍将加强对中国防范与竞争。无论是哪种政治势力在印度执政，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的改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关系越来越稳定与成熟，但同时也步入了双边关系的攻坚阶段，触及双边核心利益的问题将在可见未来逐一浮上台面。随着两国接触面的日益增多，双方发生摩擦的概率也同步上升。要从目前的“处理”双边关系过渡到实质性地加强这种关系，两国的外交智慧和耐心将面临新的考验。

　　值得提及的是，印度对中国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提法有较强的共鸣。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公布的第11个五年计划（2007.4－2012.3）草案中即提出要“实现更快和更全面的增长”。“和谐社会”与“全面增长”虽用词不同但异曲同工，都暗示两国政府既谋求经济增长又要实现社会公正的决心，都反映了两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已到了必须调整为更加平稳、均衡和全面的阶段。不过，部分印度官员和学者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提法抱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国力所限而采取的战术性缓兵之计。这种情况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在构建和谐世界的过程中争取印度的问题。

　　1．实现战略互信与利益协调

　　两国政府间文件已经达成共识，即两国互不构成威胁，两国友好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但是，“中国威胁论”并未因印度的壮大和自信而消失，往往成为中印关系中不和谐的噪音。宣扬、赞同或附和“中国威胁论”的印度人中，既有声东击西的政客、军方人士和军火利益集团，也有人云亦云的普通民众；
既有故弄玄虚的新闻记者，也有标新立异的专家学者。

　　只有在问题发展到危机程度时才去处理，这是印度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而一旦有外界推动尤其出现一个“外部的威胁或震动”时，印度政府的决策能力和力排众议能力就十分突出。从历史经验上看，中国时常不幸扮演这种“震动印度”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中印之间建立战略互信，就不仅是个政策宣示，而且是两国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基石。此外，和谐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各国利益比较平衡、实现共同发展的世界。在同时崛起的背景下，中印两国还面临各自海外利益的协调问题。

　　2．两国边界问题的最终妥善解决

　　边界问题是中印之间最大的问题。中印是世界上少有的陆地边界还未正式划定的两个大国，而且谈判也是少有的漫长，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持续了20多年。从某种程度上说，边界争议已经成为中印缺乏战略互信、历史恩怨、民族主义情绪的综合性载体，这也增加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

　　目前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立场差距不小。中印边界问题异常棘手，其解决不仅需要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外交智慧，需要相互妥协的勇气和引导舆论的能力，也需要国际环境的变化，更需要两国从战略高度来看待该问题。考虑到该问题在目前仍高度敏感，牵一发而动全身，两国倒可以在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扩大两国边贸往来上多做工作。尽管目前的边界信任措施只是消极地控制危机和争议的扩大，但却是边界问题最终解决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3．“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的能力

　　和谐并不意味着两国的地区和国际战略完全一致。“和而不同”与求同存异是一种国家能力，不会自动实现，而需要培养和学习。尽管两国都认为，世界有足够的崛起空间容得下两国的共同发展，但是两国相互进入对方的“领地”（不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与国际组织方面）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双方对一些国际问题肯定有不一致的观点。双方都应致力于建立开放和包容的国际体系，摒弃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划线的做法，在竞争与合作之间需要留存足够的空间，以便两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4．两国关系进一步提升的制度基础

　　印度学者苏吉特·曼辛格在1994年就曾经概括了“正常”的中印关系应该包含的内容，本文认为其分析至今仍不过时，即两国需要保持经常性的最高政治层级的互访；
保证恰当的各层级官员之间经常性的交流；
商业和经济的开放和机会、合资开办企业、包括边界贸易在内的国家间整体贸易；
两国学术界、文化界和知识界的非对抗性对话；
确定边界联合工作小组的制度化机制，以制定信心建立措施、划定两国边界的实际控制线、不对各自对争议地段的领土要求持偏见，以保持边界的和平与安宁；
中印之间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易能够与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相比；
在敌对与合作两个极端之间有足够的空间，以便两国培植国家间“正常的”关系，以适应各自对国家利益、国内国际环境各种变量的认知。[24] 如果概括并发展其观点，中印关系要再上一个台阶，至少应该实现：（1）两国官方、非官方的交往机制化和常态化；
（2）双边经贸关系至少达到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和互补互惠，并构成两国政治、安全关系的减压阀；
（3）随着两国影响的日益扩大，两国需要建立双方海外利益的协调机制。

　　注释：

　　[①]《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社北京2007年10月24日电。

　　[②] 孙士海、江亦丽：《二战后南亚国家对外关系研究》，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③] Walter Anderson, “Recent Trends i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sian Survey, Vol. 41, Sept., 2001, p.776.

　　[④] C.Raja Mohan,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Shaping of India’s new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India, 2003, pp.209-210.

　　[⑤] Siddharth Srivastava, “India’s Military Hungry for More”, Asia Times Online, Feb 16, 2005.

　　[⑥] 林承节：《印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02页。

　　[⑦] 印度外长辛哈：《地缘政治：成为世界强国的条件》，《今日印度》2004年第3期，第11页。

　　[⑧] Manmohan Singh, “A New Indi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ursday, May 19, 2005.

　　[⑨] Jasjit Singh, “Future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Strategic Analysis, Vol.16, No.2, March 1994, p.1516.

　　[⑩]《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印度科学宫发表重要演讲》，.新华社新德里2006年11月22日电。

　　[11] Hindustan Times, Oct.22,1991, 转引自林承节：《印度史》，第602页。

　　[12]《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3]《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联合宣言》，新华社新德里，2006年11月2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新华社北京2008年1月15日电。

　　[14] “A Thaw in India-China Relations”, South Asia Monitor, No. 62, Sept. 1, 2003.

　　[15] Inaugural Address by Mr.Yashwant Sinha, India’s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the Fifth Asian Security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Analysis（IDSA）, New Delhi, 印度驻华大使馆网站，2003年02月04日。转引自孙士海、江亦丽：《二战后南亚国家对外关系研究》，第154页。

　　[16]《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印度科学宫发表重要演讲》。

　　[17] Kanti Bajpai, “Indian Strategic Culture” in Michael R. Chambers ed., South Asia in 2020: Future Strategic Balances And Alliances, November 2002,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carlisle.army.mil/ssi/.

　　[18]《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9] Satyabarata Rai Chowdhury,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Why the President Drew a Blank?” The Tribune (Chandigarrh), Sept. 12, 2000.

　　[20] Cheng Ruisheng, “The Situation in South Asia after ‘September 11’ and China’s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No.68, June 2003, p.39.

　　[21] Stephen Blank, “India’s Grand Strategic Vision Gets Grander”, Asia Times Online, Dec.25, 2003.

　　[22] 印度前驻华大使梅农：《印中关系现状、未来及存在的问题》，新华社北京2001年3月20日电。

　　[23] 蓝建学：《后冷战时期的中印关系：正常化与战略和谐》，《南亚研究》，2005年第2期，第14页。

　　[24]Surjit Mansingh, “Ind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sian Survey, Vol.34, Mar., 1994, pp.2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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