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中国文化、道德、教育堕落的症结在哪里？

　　中国改革快30年了，需要认真总结。对经济改革前后进行了3次反思与讨论，对政治改革的讨论近几年来一直在进行中。文化、道德、教育的改革则始终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传统儒学的涌动和抬头，文化复兴的呼吁和争论，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近30年来，中国从上到下把精力放到经济上，这似乎没有错。但事实证明，经济发展固然决定着国人生活的质量，然而文化、道德、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困扰着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将在更深层面上决定中国的前途、国人的命运。中国文化、道德、教育全面堕落的态势不能继续下去了，该找到其症结，对针下药。

　　首身分离的方针

　　为了解决当时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生计问题，选择改革相对容易突破的领域，使广大农民、工人从改革中受益以获得民众的支持，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的务实作风，这一系列因素决定了中国改革从经济领域起步。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中国迅速成为有影响的经济大国，国人的生活水准很快达到小康，都源于此。成功的原因就是问题的根源。中国经济改革单边独进，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教育改革严重滞后，也就带来一系列问题，文化、道德、教育的堕落就是恶果之一。

　　中国30年的改革，身体向右转，脑袋向左转，能不出问题吗？30年，中国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追求物质利益、实现个人欲望，成为中国人的行为准则。这是发展经济的动力，也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国的经济目标、经济制度、经济法规、经济机理、经济调控，无一不是建立在这一经济行为的认定上。中国人的身体集体向右转了，这可不是国人的叛逆，而是响应中央的号召；
不是国人的自私，而是中国的国策。可是，中国人的脑袋却不断得到“向左看齐”的口令。对于这种背离和扭曲，至今没有人作出解释，这是“暂时的困难”，还是“中国特色”？

　　中国的文化、道德、教育属于意识形态，中国的意识形态属于政治，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起步，中国的意识形态只能延续改革前。首身分离，就成了中国不可动摇、不许疑义的既定方针。

　　脑袋不转思想转

　　国家将发展经济放在首位，以GDP为目标；
鼓励民众先富起来，以财富为第一，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不仅是合法的、允许的，并且被赞许、受鼓励，成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手段，得到社会共识的价值尺度。由于改革一直被限定在经济领域，意识形态不允许改革，经济领域引入资本主义的理念、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文化，被称为中国特色，成为必须坚持的一项原则。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身体转，脑袋必须跟着转，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而我们的改革方针居然规定身体转，脑袋不许转。这就发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人想的、做的是“为人民币服务”，但嘴巴必须说“为人民服务”；
中国人想的、做的是“爱自己”，但嘴巴必须说“爱祖国”、“爱人民”；

中国人想的、做的是“化公为私”，但嘴巴必须说“集体主义”、“大公无私”。反映在党和政府的官员身上，那就反差更大了，想的、做的是“自己先富起来”，但嘴巴必须说“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
想的、做的是“公款吃喝玩乐”，但嘴巴必须说“要艰苦奋斗”；
想的、做的是“傍大款”，但嘴巴必须说“关心群众的安危冷暖”；
想的、做的是“争权夺利”，但嘴巴必须说“执政为民”；

想的、做的是“增加GDP好升官”， 但嘴巴必须说“发展经济是人民的共同心愿”……

　　这就成了当今中国的主流文化，从官员到民众，要求说的与做的、想的与行的、理论与实际、意念与嘴巴、脑袋与身体实行分离，号召言行不一，鼓励说假话，睁眼说瞎话，公开说人话，暗里讲鬼话，好话要说透，坏事可做绝，脑袋埋地里，屁股蹶天上。中国人的人格分裂、精神分裂、思想分裂、文化分裂成了主流和主导，还讲什么文化、道德、教育呢！

　　空中建楼阁

　　意识形态领域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就是经济领域实行改革开放，思想文化领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否定、遭排斥。西方文化的合理内核是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政治制度、自由文化制度都是由此演变而来。西方文化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偏向于物的追求，表现为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经济领域实行改革开放，接受了西方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而思想文化领域坚持社会主义，就将西方文化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来反对。中国从官员到民众，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西方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但都拒绝西方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中国官员拒绝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是有理由的，可以使自己的权力不受制约。中国民众拒绝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也是有理由的，可以使自我不受约束。结果，吃亏的当然是无权无势的民众。民众就以官员反道德、反法律为由，进行反道德、反法律的报复行动。知识界、文化界、舆论界一致反对反法律的行为，但对反道德的行为表示同情。你恶我也恶，作恶有理由；
讲善是愚民，行善是傻瓜，竟成了社会共识。中国文化、道德、教育的堕落也就不可避免。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热开始兴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是对人的感恩。儒学以孝为核心的感恩文化，是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父母给了我们生命，又养育了我们，这是每个人都能认知、感受的道理。懂得爱父母，懂得感恩，就会爱一切有恩于自己的人，就会爱妻子、爱兄弟、爱朋友、爱老师，以至爱家乡、爱母校、爱祖国。因此，爱父母是博爱的起点。一个连生我、养我、育我的父母都不爱，很难想象会爱其他人。

　　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不要继承存在着巨大分歧。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要求爱党、爱祖国、爱人民，不讲爱父母，不倡导孝。知识界、文化界、舆论界中接受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人，则把中国传统文化斥为封建专制的思想工具，坚决反对孔子及其儒学。黎鸣归纳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毒，即精神的复古主义、做人的唯上主义、认知的独断主义、行政的人治主义、政体习惯的专制主义确实与现代文明相冲突。爱父母与爱自己怎么统一，道德追求与物质追求如何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怎样衔接，这都需要在文化、道德、教育改革的大环境中充分地讨论才能得到共识。可是，意识形态是不允许改革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毒”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清算，而黎鸣归纳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柔”，即孝、悌、忠、恕却被抛弃了。中国人除了爱自己以外，再不懂得孝敬父母、爱护兄弟、忠于职守、宽恕他人。

　　既不继承具有五百年历史的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又不发掘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却要在空白的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无疑是空中建楼阁。而学好难，学坏易。中西方文化中好的不吸收，坏的却学得快。中国文化的专制、西方文化的利己，学的又快又好。中国文化、道德、教育不堕落那才怪！

　　中国人没有了精神支撑点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德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中国人一直受爱党、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要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大公无私、斗私批修。这种“无我”的道德文化，在改革开放前，既有体制的支撑，又有精神的支撑。

　　中国的所有社会成员，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都分属于一个单位，人身依附于一个单位，在一个单位劳动，依靠一个单位生活。一个人离开单位，就不能生存。个人没有独立的利益，只有公，没有私，确实处于“无我”的境地。感恩共产党、感恩毛主席，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支撑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是每一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口号。听毛主席的话，学毛主席的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座右铭。那个时代，毛泽东就是心中的神和上帝。记得文革中，我看到彭德怀上书毛泽东的万言书，觉得没有错，怎么是反党呢？当我产生这个念头时，马上警告自已不能这样想，不能怀疑毛主席，这是反革命思想。当林彪事件发生后，我才产生了对文革的怀疑，对毛泽东的怀疑。

　　今天，中国人的心中，除了自己以外，没有神了。中国人已没有了精神支撑点。党尽管依然掌握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重复着过去的道德口号，但提供不了能为中国人接受的精神支撑点。今天的中国人已没有了精神，也就没有了文化、道德、教育。每一个中国人正在自己找心中的神，钱是第一尊神以外，宗教、迷信、明星、超女等等成了中国人的信仰。为了一个刘德华可以倾家荡产、父亲跳江，这是中国人精神状态的缩影。

　　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也没有了精神支撑点。今天，有多少共产党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是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他们的大多数是看中了共产党手中的权，有权就有好处，所以以权谋私、买官卖官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反过来，要求共产党员“执政为民”、“执政为公”，精神动力何在？凭什么不为自已，要为民、要为公？党在精神上约束不了自已的党员，又不在制度上约束权力，这样掌权的共产党人必然与民争利，国民收入的分配严重向权力机构倾斜。中国行政公务的实际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37.8%，高居世界第一。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行政支出的比例在10%以下。这还不包括灰色收入。

　　中国经济改革的单边独进，形成了全民博弈、多捞多得的局面，利益分配不受制度、道德、法律的约束，按权力、关系、资源、胆量、技能、苦力的顺序进行分配。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使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恶化，这最终将演变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危机。

　　意识形态改革必须放到议事日程上

　　中国经济改革30年，归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允许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这使中国人有了巨大动力来追求自我，尤如解开僵绳的13亿匹马，以满足物欲为目标，奔腾起来。一个简单的社会政治常识，原子化的个人需要制度、文化、道德、法律、组织来整合、规范、引导，需要创造一种精神、一种理念作为灵魂来统帅、引领、指导。因此，迫切需要政治、社会、文化、道德、教育等领域的改革来配套、配合。尤其是意识形态对这场深刻的变革，不仅要作出解释，更在于寻求新的精神支撑点。

　　纵观西方文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都是以打倒神权为目标，将人从神的约束下解放出来，追求自我。但西方推翻的是教皇的统治，并没有反对神，而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信仰上帝的自由和权利。西方人又创造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等作为制度安排、道德规范的理念。西方人的精神支撑点就是敬畏、感恩上帝，以人人都是上帝子女的名义，宣扬无差别的爱，即人道和博爱。对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成为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再看东方文明，儒家学说在中国流传2500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是为中国人找到了精神支撑点，就是敬畏、感恩父母，形成了由此及彼有差别的爱。从爱父母出发，爱家人、爱朋友、爱众生、爱自然。中国人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艰难痛苦而活下来，华夏文明经过多少天灾人祸、内忧外患而延续至今，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学创造的伦理体系。

　　中国改革从经济领域起步没有错，邓小平让中国人先富起来没有错，中国共产党重视经济建设没有错，因为人需要物质，用以生存和享受。但人还需要精神，用以约束与寄托。毛泽东是十分重视中国人的精神供给的，并且成功地为当时的中国人找到了精神支撑。那么，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怎么办呢？搬出精神存货，不管爱听不爱听、接受不接受，不管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这，怎么行呢？表面上看，党依然控制着意识形态，实际上已失去了主导作用。这给党、国家、社会、民众都带来严重的后果。总结30年改革，文化、道德、教育的改革，意识形态的改革必须放到议事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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