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我们有义务时时证明财产的合法性吗？

　　轰动全国的上海袭警案，导火索却是很不起眼的自行车拦路查证。上海警方认定，杨佳之所以行凶，是对警方对其盘查心存不满，进而疯狂报复。

　　杨佳遭遇的拦路盘查和扣留，让我联想到三十多年前读小学时的一个场景：班上有学生丢了一支铅笔之类的小东西，班主任让每个同学翻自己的口袋和书包给大家看，证明了自己是清白的才准出教室。孩子们一般都急于自证清白，但也总有个别孩子拖延或拒绝合作，我便是其中之一。

　　不能因为可能有一个孩子做了小偷而逼迫所有的孩子自证清白，这在教育界早已成为共识。以拦路查证的方式找偷车贼，比教室里失窃后人人过关还要荒谬：大街上人海茫茫，你知道哪个是偷车贼？牌照能证明什么？偷一个自行车牌照比偷一辆自行车更容易。

　　不能随时证明自己所骑自行车有合法来源，就有偷窃嫌疑么？占有是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通常情况下，人们占有的财物都是他们所有的财物。我们无论是买一本书、一台电脑还是一斤蔬菜，都不可能随身带着发票。至于农民种出来的粮食蔬菜和养出来的牛羊，要随时提供合法证明就更无可能。从法律上推定占有人就是权利人，权利人对自己财物的使用、处分才能不受他人干扰。各国法律无不规定占有的权利推定制度，任何第三人、政府甚至拿不出证据的真正权利人都应当尊重占有人的权利。警察要怀疑一个公民占有的自行车是偷的，同样必须拿出证据来。对自行车拦路查证，和拦路索要人们穿戴的衣服鞋袜、手表等物品的发票一样，都是无视《物权法》对占有的权利推定并对公民实行有罪推定。

　　对骑车公民拦路查证，本身就是对骑车人人格尊严的冒犯和生活工作秩序的干扰，而一个公民骑车外出时基本上是不会带自行车证或发票的。因为自行车不像汽车，可以把证件放在车里。如果因此而扣押自行车，即使事后凭证领回了车，这种冒犯和干扰也很严重。仅仅因为骑车人没有证明自己对所骑自行车拥有合法权利（无论根据《物权法》还是《刑事诉讼法》，他都没这种义务），就剥夺他的自由数小时，这本身就是很不合适的。

　　自行车比衣服、皮带等物品更容易失窃，这并不能成为对自行车实行实名登记制和拦路查证的理由。在可能停放自行车的公共场所多装几个自动摄像头，成本要低得多，效果要好得多，不扰民，还兼具预防和惩治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作用。

　　尽管我反对自行车实名登记制，但实行自行车实名登记制也不必然导致拦路查证。例如我国对房屋是实行实名登记制的，但只要你不积极主张权利，没有人要求你出示房屋买卖合同或产权证。对其他的证件，包括身份证，道理也一样，只有你积极主张权利时才需要出示。拦路查证或入户查证，几乎总在侵犯个人权利。仅仅因不出示证件就被剥夺自由或财物，那实在是太过霸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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