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柱：草根文化的意义

　　看了郑大圣到农村拍的一部纪录片，十分欣赏，介绍给几个博士生，他们也兴奋不已，甚至说真想放下手头的课题，去研究这个新题目。这是个什么题目？江西景德镇竞成镇文化站长周元强带领农民自筹资金自编自导自演自拍电视剧。

　　其实这已经不是新闻，周元强他们从1992年到现在拍了二十多部三十多集电视剧，该镇一千多个农民干部上了镜头。我在去年写的一篇时评里就提到过这件事，但看到大圣的片子，加上最近听到的一些事情，觉得这件事的意义更大了。近来一些地方流行起脱衣舞，让官员们极为头疼，演出人少价廉流动性大，往往屡禁不止。网上还引发了关于“农民夜生活”的讨论，有人认为农村文化条件差，没有更好的娱乐和专业的演出可以欣赏，看点脱衣舞也是自然的。此话并非没有道理，只是论者也许没有想到，“自然”未必好，自然有个对立面叫文明。同样是在缺乏专业艺术的农村，周元强就用拍电视剧这样的文明为农民带来了乐趣，提高了农村生活的素质。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周元强们，有更多的农民业余电视剧演员，那么官员们还用得着担心如何去禁脱衣舞、如何去解决农民的夜生活问题吗？

　　可能有人会说，周元强是个特例，他是不可重复的。你看，他都在那拍了十多年了，他的名字也上了报，可哪里又见到过第二个周元强？文明的传播确实不象“自然”的脱衣舞那样容易，但周元强的出现毕竟已向世人证明，农民也是可以搞现代艺术的。十多年前我研究过1930年代活跃在河北定县的一个为期五年的农民话剧试验，农民自发表现出来的对新文艺的热情令人振奋，但说到底，那个运动还是由北平去的教授发起的，如没有专业的指导很难推广。而周元强的电视剧完全是自己搞起来的，十多年来没有任何专业人士参与，这不是缺憾，而正是这一活动的最大意义所在。竞成算不上什么富裕地区，他们拍电视剧用的只是一般的家用摄像机，这些条件全国很多地区都具备，因此，从物质层面来说，农民自拍电视剧是一种可以全面推广的农村文化活动。

　　关键在人。在这部纪录片里，就有两个相对富裕的浙江人专程开车来到竞成，要请周元强过去帮他们拍电视剧。不用说，周元强是个奇人，他不仅有献身精神和组织能力，还有一套在专业导演郑大圣看来也相当不错的运用镜头的技巧。这三者的结合在一般农民身上似乎不大可能，但事实上周元强已经不是农民。他虽是农民出身，现在却是竞成文化站的站长，手下还有两个正式编制和一个非正式编制的助手。应该说我们的农村文化工作体制已经有了一个不错的基础，问题是怎么来用好它。如果说一般的农民还无暇来做周元强做的事情，也没有他那样的能力，那么我们的文化领导部门能不能想些办法来培训更多的文化站工作人员，帮他们也学学如何组织农民拍电视剧呢？

　　文化部门现在有一个针对农村的“三下乡”的做法，让城里人到乡下去走马送花。考虑到农村文化活动贫乏，送当然比不送要好得多，可是中国农村那么大，光靠城里的专业团体送得过来吗？报上看看很热闹的活动，大多数农民还是看不到的，即便看到过一两回，对他们长期的文化生活又能有多少作用？其实文化活动的关键在基层，国际上的说法叫草根。以前我们总说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重要，从现在的媒体报道来看，显然是锦上添花比雪中送炭热闹得多。其实雪中送炭这个比喻也不很贴切，靠人送炭总是不够的，教人自己烧炭才是根本的办法。

　　反过来说，锦上之花需要肥沃的土壤才能长好，土壤既是草根赖以生存的地方，也是鲜花盛开的基础。草根文化总是以业余为主的，业余文化活动不仅能满足老百姓在温饱之后进一步提高生活素质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整体文艺质量提高的基础。要是没有东北二人转广泛的群众基础，怎么会有赵本山这位表演艺术大师？我们的媒体总是很关注来自欧美的名家名作，一个《悲惨世界》一群《猫》不知道占去了多少版面，但这些名家名作是怎么来的？媒体喜欢介绍百老汇和好莱坞，还常讨论如何打造中国的百老汇和好莱坞，却不想想那两个金字塔尖底下有着多多少少业余剧团和民间制片人摄制组。如果我们没有繁盛的草根文化，我们也决不会有百老汇。

　　愿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周元强那样的草根文化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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