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布鲁玛：美国之后：西方正在被超越吗？

　　（吴万伟 译）

　　每隔一段时间，一个宏大的主题就会抓住世界的想象力，至少一直到更新的、更有说服力的主题或事件代替之前。在政策思想库、大学、外交机构、公司董事会、报纸编辑部、国际会议中心等出现的最新一个主题是美国的全球主宰时代已经结束，新的强国，如中国、印度、俄罗斯等被看作替代者。这个观点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有很多的市场。

　　所有大帝国都通过预测即将出现的垮台而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或许如希腊诗人康斯坦丁·卡瓦菲（Constantine Cavafy）在诗歌“等待野蛮人”中说的，帝国需要危机意识给它们提供继续前进的理由。如果不是要制服野蛮人的话，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金钱和努力呢？

　　虽然如此，当今中国、印度和俄国的经济发展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在《对手：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权力斗争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十年》（Harcourt; $26）中，《经济学家》前编辑比尔·艾摩特（Bill Emmott）提到世界银行分析预测说中国和印度在未来十年左右“可以几乎让经济总量翻两翻。”到了二〇二〇年代后期，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中国的涡轮资本主义正在激发西方评论家马可·波罗式的敬畏。《中国怎么想？》（PublicAffairs; $22.95）的作者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用热情而不是理性地报告“每年在珠江三角洲都会竖起一个像伦敦那样大小的城市。”[译者注：请参阅《学术中国》“中国新知识分子”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1947] 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在《第二世界》（Random House; $29）中高兴地告诉我们说“亚洲正在改变世界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暴露出西方文明宏大叙事的缺点。因为东方，西方已经不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译者注：请参阅《中国选举与治理》“告别霸权”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22664]

　　政策专家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使用诸如“命运”的术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那是我们开始听到的一种语言，既然美国的“超级力量”（hyper-power）（如前法国外交部长喜欢使用的）正在遭遇挑战。对于这样大胆的预测表示怀疑有很好的理由。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的经济统计学家不可靠是出了名的，值得回忆的是几十年前，诸如日本即将称霸全球的所有这些耸人听闻的预测。即便我们不这么快地贬低美国的文化、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但是美国经济不得不依赖来自中国、新加坡和海湾国家的现金输入的事实显示确实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正在发生的到底是什么，产生的后果是什么确实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些人看到了巨大的机会。在《后美国的世界》（Norton; $25.95）的开头，作者《国际新闻周刊》编辑法瑞·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说他的书讲的“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其他国家的崛起。”他是那些鼓吹这些新富裕起来的大国应该被迅速和紧密地吸收进入国际机构诸如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的人中的一个。其他人，如《理想的终结，历史的回归》（Knopf; $19.95）的作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说想象充满野心的大国可以这样被驯服的想法是天真的，非常“老启蒙”的想法。[译者注：请参阅《天益网》同名文章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6966]。卡根认为保护自由世界将需要更强大的军事实力。他设想了民主国家和暴发户专制国家之间的全球格局的冲突。卡纳则描述了强大的东方联合起来对抗越来越衰落的西方的场景。（他喜欢引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话，总是糟糕的迹象。）

　　扎卡里亚用不那么好战的术语来看待未来。他的声音可以被看作体现了达沃斯共识，这个来自经济和政治精英每年都参加的世界经济论坛的瑞士旅游胜地的共识。但是这个共识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的变化是多么快。我在世纪之交时第一次参加这个让人敬畏的聚会，听到的观点是美国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以至于没有人能够赶上。但是在今年的达沃斯会议上，美国的衰落成为美国人的口头禅。

　　扎卡里亚是个明智而审慎的人，说理透彻、语言流畅、聪明伶俐，却有点油嘴滑舌，没有做出很鲁莽的预测。他指出除了个别落后地区外，整个世界已经变得富裕多了，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按他的计算，全球化远非有些人担心的威胁当地文化，对于文化多样性是有好处的。他写到法国和韩国“长期以来被美国电影占主导地位，但是现在拥有自己强大的电影产业”，可他没有提到法国曾经有一个好莱坞威胁要将它消灭的电影业，而电影业在法国和韩国的复兴更多是因为国家的补贴而不是全球资本主义。虽然如此，即使经济情形现在看起来比他刚写完书时更暗淡，扎卡里亚坚持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从全球经济发展中获得利益是正确的。

　　扎卡里亚写到问题是“随着经济财富的增加，民族主义也在增强。”这在俄罗斯当然是明显的，在中国同样如此，他和一个年轻的商人交谈，感觉自己简直就是在“一九一〇年的柏林。”实际上，许多中国人的敏感的民族主义与其说与新获得的繁荣有关，倒不如说与中国的政治专制和经济自由的让人担忧的结合。民族主义和经济支持是专制者所能使用的用来合法化自己持续垄断权力的所有东西。不管怎样，扎卡里亚倾向于认为理性的计算将最终战胜。他认为中国人在本质上是实用的人，他们肯定认识到融入自由的国际秩序符合自己的利益。他解释说“对于抽象观点的敬重对中国讲究实用的思想来说有点格格不入。”

　　这样的文化分析并不能有效解释最近中国人对毛主席高度抽象观点的敬重。实际上，意识形态一直在中国政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或许是最聪明的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指出了中国实用主义的局限性。他写到像俄罗斯人一样，中国领导人有“一套完整的关于政府和社会以及统治者和人民之间关系的信念，”相信民主造成的混乱和不确定性是对国家的威胁。“因此，中国和俄罗斯领袖不仅仅是独裁者，他们相信独裁。”这实际上是中国统治者几千年历史的信念了，得到来自儒家哲学表达的高度抽象的观点的支持。

　　扎卡里亚说中国像印度一样肯定希望“得到力量、地位和尊重，但是通过在国际体制内的增长，而不是推翻现有体制。只要这些新兴国家感觉到他们能够被提供空间，他们就有动力成为该体制的‘利益攸关者’”。但是强大的专制国家真地能在既不破坏他们的专制权力也不损害自由民主国家的权力情况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吗？正如卡根所说，“权力就是让别人做你想让他做的事，防止别人做你不想让他做的事的能力。”有些东西必须舍弃。

　　扎卡里亚的答案是“协商、合作、甚至妥协。”他提醒我们，美国仍然被世界经济论坛认定为“世界竞争力最强的国家”。让美国霸权永久持续所需要的是对外部世界的更多的了解，开放边界给新移民的愿望，以及最重要的，和外国领袖协商的政策，而不是对他们指手画脚或者撇开他们单独行动。扎卡里亚说“能够温和地指导一群独立董事的董事长仍然是强大的人。”

　　罗伯特·卡根的文笔更犀利的地方是拥抱扎卡里亚的坚定信心。阅读卡根就像阅读非常聪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即使前提是错误的，论证逻辑却不可挑剔。他的主要前提并不特别新颖。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保守派中非常流行的思想一致，卡根认为自由派是相信国家一旦成为理性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后就会体面行动的梦想家，在这样的世界，人人都在国际认定的规则的框架下自由追求公正的自我利益，正如国联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传播的一样。自由主义者认为贸易和由此产生的相互依赖将削弱大国间的敌对态度。但是在卡根看来，自由主义或者他有时候所说的“启蒙自由主义”是自我欺骗。像德国保守派一样，卡根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基于人性本质”的世界，被古代希腊人称为“thumos”的东西所激励，“既用来捍卫氏族、部落、城市和国家的精神和凶猛”。这里，诸如受历史和血缘影响的“国家命运”之类术语拥有情投意合的归属感。正如他在从前的书《危险的国家》（2006）更详细论述的观点一样，他在新书中指出“危险的国家在历史上几十次地干预和推翻主权国家的政府。”“一个扩张型的，甚至侵略性的全球政策是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是一致的，”因为美国人爱国主义的本质“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他们国家的历史全球意义的信念中。”曾经是血腥的干预主义者，就永远是血腥的干预主义者。在卡根看来，这是美国的宿命，也是一件好事。

　　卡根对于美国本质的描述忽略了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传统。林肯强烈反对墨西哥战争，因为他尊重主权国家的边界，伍德罗·威尔逊积极推动卡根贬低的国际机构。在卡根看来，越南战争的溃败削弱了美国人对于扩张性外交政策的信心。因此，新保守主义计划一直是重新获得信心来再次推行美国的使命，以民主的名义，和“人人生而平等，拥有政府不能剥夺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的信念。对于那些赞同这些信仰的人，他写到，“捍卫这些原则的战争”是正确的，即使“公认的国际法认为它们是错误的。”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该让国际机构妨碍美国对于外国的干预。

　　但是，卡根认为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专制国家同样不喜欢这样的机构。他写到，对这些国家来说，“国际自由秩序不是进步，是压迫。”他们因此要组建专制国家组成的联盟，反对任何对于他们主权的侵犯。在他们看来，国际机构代表了另外一种侵犯。虽然对于国际体系有热情，但是欧洲人认为作为民主国家和美国结盟符合自身的利益。而像（扎卡里亚）等人喜欢的把亚洲、俄国、中东等国吸收进来的新自由秩序概念在卡根看来纯粹是根本没有希望的梦想。

　　正如铁幕隔开的两边的冷战思维创造了意识形态清晰性一样，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清晰区分也具有鼓舞人心的简单性。但是现实世界很少这么一清二楚。卡根承认美国有时候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支持专制国家。但是像从前的冷战战士一样（非常迟钝地认识到中国和苏联的明显区别），他似乎把潜在的敌人看作一个共同的结盟。作为专制国家的新轴心的例子，卡根引用了上海合作组织，这个把中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包括在内的松散的联盟。这些都是专制国家，但是他们的联盟真的如卡根相信的是建立在共同的对于民主干预的恐惧吗？正如比尔·艾摩特指出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因为对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穆斯林运动的担心，同时也因为中国不希望俄罗斯控制中亚，希望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提高自己在那里的影响力。

　　卡根认为中国人把自己看作传统的崛起的大国，就像十九世纪的德国和日本一样，他们在强调经济力量的同时都强调军事力量的增强，这一点应该是正确的。对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来说问题是如何让专制国家处于安全控制的范围内。和俄国、中国相比，美国仍然拥有决定性的军事力量。但是作为政策工具，它又有多大用处呢？比尔·艾摩特指出现在的情况已经和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炫耀武力的时代有很大不同。新兴大国不再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获得自然资源。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或者从迫切渴望现金的讨厌的政权那里获得。民主国家虽然强烈反对人权纪录糟糕的专制国家，但是他们与这些国家有经济上的利益。我们就喜欢中国的廉价商品。

　　在国际机构中通过显示军事实力来捍卫民主国家的利益也未必是好办法。当然，两种方式都需要。但是卡根自己观察到俄国和中国领导人担心这样的机构是对的。他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专制国家能够在不屈服于自由主义力量的时候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有充分的理由试图诱捕它们进入圈套。

　　大约二十年前，人们普遍相信军事力量是没有多大用途的，德国和日本的软实力将统治世界。这是错误的。但是硬实力很容易被高估，正如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所显示的那样。卡根对于他热烈支持的伊拉克战争一笔代过，“稳定的，亲美国的伊拉克将改变朝向亲美国方向前进的传略平衡。”当然，这没有问题。

　　但是，他确实精彩指出了那些相信贸易、资本主义和日益繁荣的结合就能不可避免地通向自由民主的人所忽略的问题。这就是专制政权在国际上的吸引力。苏联除了最初的工业化的成功外，在经济上基本是失败的尝试。到现在为止，中国在经济上并不失败。正如卡根指出的，“多亏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当今中国可以宣称他们的经济开放政治封闭的发展模式是许多国家发展时可以采用的一个成功选择。”

　　有些评论家比如马克·伦纳德把这个看作思想上的革命性突破。实际上，中国实验有先例的：皮诺切特的智利、军事独裁下的韩国、以及在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等。(扎卡里亚从前的书《自由的未来》详细探索了积极发展的专制政权这个话题。)第三世界的独裁者对这个模式感到鼓舞当然没有什么让人惊讶的地方。更加让人担心的是它诱惑西方民主国家的技术人员、商人、建筑师、甚至政客。谁不愿意和没有独立工会的国家做生意呢？谁又能放弃不需要受到公众干涉的整个城市的重新设计的机会呢？

　　在外交政策方面，正如伦纳德指出的，中国和美国相比有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伊拉克的灾难之后，“在美国政策制订者宣传华盛顿共识的时候，中国人在谈论渐进主义和“和谐社会“的成功。”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时候，中国政策制订者在谈论和平。在美国外交官谈论政权更迭的时候，中国人在谈论尊重主权和文明的多样性。”这样的论调是为了自我利益的，不真诚的，但是对于世界很多地方来说有吸引力。而且，孤立诸如缅甸军人集团独裁者的教条性做法对于推翻它们没有多大的效果，实际上还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

　　在有些亚洲国家，中国的经济成功也巩固了这样一个观念，即民主是不适应亚洲人的老一套西方观念的另一个例子。帕拉格·卡纳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观点。对于履历中包括曾经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的人来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对西方民主衰落的观点感到着迷，用特别的热情宣传新加坡的民主。(李光耀的“亚洲价值”的主要鼓吹者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名字多次出现在他的书中，也出现在本文评论的其他著作中)。在对于自由民主的蔑视中，卡纳的《第二世界》如果不是这么头脑糊涂和文笔恶劣本来应该是很吸引人的：“上海位于长江的入海口，在吸收行动文化中最好的和最先进的部分的方式上和著名的纽约人类似，上海一流的都市文化和世界性设计已经让它拥有了全球投资热土的地位。”

　　和全球各地的几百个思想库研究员和专家交谈后，卡纳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民主在亚洲尤其不需要，因为许多亚洲国家已经拥有了很好的领袖。”考虑到过去几十年来，韩国、台湾、泰国、中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运动，这个结论显得特别奇怪。不可否认，中国人（新加坡人）精英的代言人倾向于对民主变革持怀疑态度，把民主和政治动荡结合起来。马克·伦纳德说“许多学者抱怨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他们作为国家良心的传统角色，开始和政府合作。”实际上，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拥有社会良心的许多人要么被流放，要么被关进监狱）。虽然如此，知识分子的建议在有些时候是批评性的。伦纳德采访的中国思想家要么是希望更多资本主义的新自由派，要么是希望更多社会主义的左派。有些人更倾向于民主，很少人赞同卡纳的观点，即天真地信任领袖是亚洲人天生的本性。

　　说服力更弱的是卡纳认为亚洲联合起来的观点，即日本战争时期的大东亚共荣圈在中国屋顶下的复活。他引用马来西亚外交官（他从哪里找到的这些人）说“在黄种人或者棕色人种而不是和白人建立共同体更容易。”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中国和印度的竞争的事实所支持，同样的，东南亚国家在克服区域敌意，政治差异，只是为了在东盟贸易框架内把共同的经济利益制度化过程中遭遇的重大困难也不支持这个论点。

　　在罗伯特·卡根看来，以二〇〇六年核协议为象征的印度和美国越来越亲密的关系标志着民主国家开始站到一起来了。印度作为民主国家已经有六十年之久了，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一直比军事独裁者领导下的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更疏远。但是在冷战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印度不再需要挑动美国和苏联发生争端。相反，它在抗衡中国的时候需要美国的帮助。

　　印度作为民主国家，卡纳非常不以为然。他说，中国有秩序，而印度“因为混乱而成就不大。”但是很少混乱的日本也开始和印度接近了，并没有显示想脱离美国核保护的迹象。如果有什么的话，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崛起比印度人更加怀疑和担心。从十八世纪以来，日本第一次拥有了亚洲的对手，东中国海两边的政客仍然盯着上次大战的伤口呢。当中国政府为了国内的理由重新唤起日本侵略罪行的回忆，挑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利于执政时时，同样不可避免地激发日本人的民族主义的反弹。

　　不管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多么迅速，说他们将主宰世界的预测漏掉了很多东西。中国存在严重的人口问题，男孩子太多，同时还有潜在灾难性的环境问题。俄罗斯的财富依赖于石油的价格。虽然民主制混乱不堪，印度很可能继续强大，但是没有人认为它是美国的威胁。而且，亚洲的“和谐社会”仍然可能被有关台湾、北朝鲜、西藏、克什米尔的冲突所打破，也可能因为越南、中国、印度、韩国、台湾、日本等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的冲突而打破，其中有些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中国担心日本可能成为核武器国家，因此尽可能让冲突缓和下来，或者至少不要闹到联合国安理会中去。俄国和中国对于西伯利亚边界相互警惕对方。北朝鲜动不动向日本方向发射导弹。韩国和东南亚国家陷入两难的困境，一边是他们并不信任的民主国家日本，一边是必须小心对待的专制国家中国。

　　仍然能保证亚洲一定程度的稳定的唯一国家是美国，而美国的影响力被评论家们很快地不屑一顾。中国人可能不喜欢这个事实：美国在日本和韩国有这么多的军事基地，但是这总比核武器武装起来的日本更好些。美国大兵强奸当地姑娘的事件让韩国和日本的国民愤怒不已，但是他们仍然觉得拥有美军比没有美军驻扎更安全。除了越南的灾难外，美国一直是还算不错的亚洲警察。但是它的这个角色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呢？这种冷战后的安排持续时间越长，东亚国家理性处理自己的安全事务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这同样适应于欧洲人，正如巴尔干冲突的悲剧所显示的情况那样。

　　卡根说“世界的民主国家需要显示相互之间的团结，他们需要支持那些在过于拥挤的地方试图开拓民主空间的人。”但是如果美国摆脱卡根所相信的“扩张性的，甚至侵略性全球政策”的美国使命的话，通过和国际机构充分合作来扩大影响力，而不是把国际组织看作对国家主权的威胁，这个任务就可能变得容易得多。如果民主的主要支持者不那么迫切地相信开放的社会来自于枪杆子的话，民主模式将比中国和俄国的专制模式更有说服力。

　　译自：“After America，Is the West being overtaken by the rest?”by Ian Buruma

　　http://www.newyorker.com/arts/critics/atlarge/2008/04/21/080421crat_atlarge_buruma?currentPa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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