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谈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从经济人走向和谐人

　　当年的改革符号人物皇甫平认为,思想解放就是要突破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完成从经济人到和谐人的转变

　　周瑞金,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上世纪90年代初曾用笔名“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系列评论

　　编者按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背景下思想解放描绘出了怎么样的历史轨迹?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广东谋求破局的抓手在哪里?全国“两会”期间,南方都市报于3月14日在北京举办《广东解放思想论坛》,12位思想理论界顶尖专家学者为广东在新一轮思想解放中如何破局建言献策。笔名比真名著名,名字始终与解放思想相联系的皇甫平(周瑞金)告诉我们:只有解放的思想才能推动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也离不开解放思想。今天本报刊登他的精彩论述,敬请垂注。

　　历史走了这样一个巡回,路径选择一次次往南方走,由南往北,终于来到了广东。我感觉到,改革开放越深入,就越需要思想上的解放。而从中国的思想源泉上看,真正的新思想都出在南方。

　　政府要转型,首先要拿出财政来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这才是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站在前面,权钱必然结合,腐败必然加重,社会风气必然变坏。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这次思想解放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一轮的思想解放和前两轮是不一样的地方。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原来的经济人转化为和谐人,使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追求精神生活；
在追求物质的同时,精神层面能够平衡。这样人和人之间取得和谐,人和自然间也取得和谐,人和自我间也能够取得和谐。这就是马克思提出来的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也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来的口号。

　　历史是很有意思的。三十年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从北京发起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记得很清楚1978年5月10日。第二轮是1991年2月15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人》,发起第二次关于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这一次第三波的思想大解放是从广东发起的,在海外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历史走了这样一个巡回,路径选择一次次往南方走,由南往北,终于来到了广东。我感觉到,改革开放越深入,就越需要思想上的解放。而从中国的思想源泉上看,真正的新思想都出在南方。近代,真正放开眼睛看世界的林则徐就从广州起步,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者都是从南方出发。

　　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又杀出了一条血路:几个经济特区中深圳一枝独秀,珠海、汕头也搞得不错。所以,这一次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新的改革新的思想解放又发生在广东,从广东起兴,其是有历史的必然。

　　第一次思想解放:中国走上改革开放路

　　回顾前两次的思想解放,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都是处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发生的。思想解放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突破主要的思想障碍,树立了一个新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也是历史上每一次思想解放的共同点。

　　比如说第一次思想解放,当时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之后还是徘徊了三年,没有徘徊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国向何处去在当时是很大的问题。那时主要的思想障碍就是“两个凡是”,讲到底就是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带来的教条主义,唯上唯书不为实,这才有了第一次思想解放,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才能认识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才能从阶级斗争为纲中走出来,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才在后来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如果当初这一步不跨出来的话,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

　　第二次思想解放: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要再讲几十年

　　说到第二次思想解放。时间到了1990、1991年的时候,中国又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节点、重要时刻。改革开放搞了十年了,这十年内我们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中国的政治风波又引起连锁反应,波及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他们1990年一个个倒台,先从德国推倒柏林墙、伦敦走向统一开始,接下来是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把总统权力交给了新当选总统的工人瓦文萨,波兰就变了。这一年年底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到1991年苏联解体,8月变局发生了8·19事件。国内外面临这样一个形势,当时国内是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分析东欧、苏联的解体。不断地搞清理和政治风波有关的人和事,有的人重提阶级斗争,当时也处在思考中国走向何处的关口。

　　这三年中国的经济正急剧的下降,到1990年增长率只有3.56%。治理整顿,加上外国制裁的因素,在这个情况下政治经济都没有走出阴影。舆论上是一片反资本主义自由化的肃杀之声,经济上是把个体和私有企业闹得倾家荡产。中国是面临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在向何处去?

　　邓小平首先站出来,在1990年召开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夕找了相关的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明确提出来要抓紧时机把经济搞上去,要通过改革开放谋发展,不要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当作区分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准。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也要有计划,社会主义也需要搞市场经济。他明确提出,要走出历史的阴影唯有深化改革,而且要用大的招数来搞改革开放,认为上海浦东开发会带动全国的改革开放。后来证明,这个作用是很明显的。

　　又过了一个月,邓小平到上海过春节。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这是邓小平在上海过的第四个春节。但和前三次不一样,这一次他视察了企业、参观了工厂,还听取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汇报,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言论。当时我看到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视察情况,他谈的是动了真情的。他说改革开放我们要讲几十年,一定会有不同意见,所以我一个人讲不行,全党都要讲。

　　我当时感觉到小平同志绝对不是对上海讲的,而是对全国的情况提出了一个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动员令。当时我还在解放日报,我们研究后就接连发表几篇文章,就是传达了小平同志1991年初在上海的讲话精神,这就是皇甫平的由来。皇甫平真相:意思是奉人民之名宣传邓小平的思想。现在大家都说皇甫平就是黄浦江评论的意思,其实这是以讹传讹。我来给大家解个密,我虽然是温州人,但是老祖宗是泉州的,我讲话还是讲闽南话。皇甫这两个字用闽南话念就是奉民的读音,我的意思是我是奉人民之名来宣传邓小平的思想的,叫做奉民之命。

　　我用这个名字写了四篇评论。第一篇要做改革开放带头人,第二篇叫要有改革开放新思路,重点是阐述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的观点,就是把市场和计划只看作是一种手段,而不能看作是制度区别的标准。第三篇讲了扩大开放尺度要更大一点,包括保税区、免除出口税等等一些实施,不要纠缠于姓资姓社的问题,否则我们就迈不出步伐。第四篇,我又写到改革开放需要各类人才。

　　当时正处在关键时刻,有人很明确地提出要破除市场经济因为这是姓资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批判私有化和市场化。所以我一提市场经济,当时就遭来很多人的批判,1991年基本就在批判声讨声中度过。如果没有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我不敢设想后来会怎样。

　　当时听了小平同志的话之后,我就不断地思考,我想起了1956年八大确定的方针,要确定社会主要矛盾还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但在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后一切观点就改变了,就重提阶级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这样来回搞了20年教训惨痛,改革开放搞了十年,到1989年却又迎来三年徘徊。徘徊以后,中国社会要往何处去?此时邓小平出来登高一呼,呼喊改革开放,终于明确了我们的方向,他特别提出来90年代改革开放就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进入存量改革,进入国有企业改革领域,来深化各项事业改革。

　　历史上的第一次、第二次思想解放事实上都是在小平同志主导下推动的。第一次,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写了一篇文章引发讨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是改革开放的号角,就是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第二次,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争论,最后定下来的标志是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也有人提出,十五大前后有一次思想解放,就是指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在十五大上一举突破公和私的矛盾,提出公有制有多种实现方式,私有经济私有化也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到2002年十六大这十年是把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变成了现实,但它只是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必然延续。

　　政府全能主义亟待打破:中国发展又到了一个拐点

　　时间又过了15年时间,改革开放推进到了十七大前夕,2004—2006年连续三年改革大争论甚嚣尘上,围绕着市场化改革方向对不对的话题,十七大召开前夕两封万人书上书中央,影响巨大。万人书里大批特批我们搞市场经济改革是不对的,直接矛头指向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以十七大报告中要讲那么一大段解放思想,具体就是针对这个背景,作出的直接回应。报告在肯定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这一过程中积累的大量问题,包括了汪洋同志针对广东提到的几个尖锐问题,我总结为六大问题:

　　第一,三大差别的拉大,即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的显著拉大。第二,社会管理严重滞后,社会问题严重成堆,包括社会治安,包括整个教育、医疗卫生,特别是2003年非典后看到社会管理的严重滞后。全国在县一级医院只有一台呼吸机,根本救不了人。在这个情况下,2003年总结了非典以后才提出科学发展观,才要注意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要相协调。第三个问题是民生问题十分突出。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子难,问题都非常突出,第四个是粗放式发展,高投入、高消耗带来高污染,这种粗放式的发展一直没有转变。第五个问题是环境、生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环境受破坏、生态受污染。第六是腐败严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社会风气、社会治安混乱等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通过梳理这六大问题,我们能够意识到这时中国的发展又到了一个重要关头,又到了一个拐点,这时需要新思想的解放。这个解放突破的是什么一种旧思想呢?我认为这种突破就像第一次是突破对领袖的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第二次解放思想突破的是姓资姓社,驱除姓资姓社的干扰一样,这次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主要是突破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

　　那么,今天要树立什么衡量是非标准的权威呢?我认为,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权威。回顾历史,第一次思想解放树立了实践标准,第二次树立了生产力标准,今天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标准。我们要用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来破解我们当前面临的发展难题。这关乎全能主义的政治模式,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

　　前两次解放思想发展中,经济体制改革走在前面,政治体制改革相比较走得非常缓慢,两者不相适应。上面提到的六个问题,最重要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这个问题首先是政府职能,你不是服务主体,你根本没有想到连年增长的GDP、增加的财政收入是用来干什么的?专门拿去盖高楼大厦,把政府的机关造得很漂亮,老百姓住房却很困难,这是服务型政府吗?政府要转型,首先要拿出财政来解决社会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这才是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站在前面,权钱必然结合,腐败必然加重,社会风气必然变坏。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这次思想解放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这一轮的思想解放和前两轮不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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