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枪杀长官是一种变态的“问责”

　　我国大陆虽然没有大范围的直选、“选战”，官场的新闻和丑闻却像爆米花似的一个接一个，往往还搞得动静挺大，叫人不关注不行。

　　本月27日的是，据《检察日报》报道，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原区委书记（副厅级）杜欣，涉嫌贪污受贿数百万元，占有巨额财产达1360余万元。2007年底，河南省开封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杜欣无期徒刑。而杜欣的东窗事发，是因发短信用顺口溜谩骂、煽动党代表们不要再选举邓永俭任平顶山市市委书记，在追查时意外挖出来的。

　　26日的是，《新华每日电讯》载，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公安局、兴安县政法委等部门了解到，2月17日兴安县发生的林业局长秦跃翔被枪击一案,经调查认定,直接原因是犯罪嫌疑人民警李雪明对岗位调整不满,“怀恨于领导,铤而走险”（我不懂新华社记者的这个“铤而走险”是什么意思，杀人者应该是想同归于尽吧）。

　　再往前有，大年三十的前一天2月5日下午，呼和浩特市市委副书记王志平与一名女税务干部，被呼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局长关六如枪杀在办公室；
2月15日自治区民政厅追认王志平为“革命烈士”。

　　穿插其间，与王志平在案情审清前被迅速追谥为“烈士”差不多同样惹起非议的、余波未息的有，昆明市委书记仇和铁腕行政，让昆明市机关及所属区县领导干部向社会公布办公电话；
在2月20日举行的昆明市招商引资专题讲座上，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蒋文辉因在会上打瞌睡，被仇和当众点名批评、勒令辞职……

　　对这些官场（我不想用“政治”一词，尽管在台湾的李敖看来，政治是最肮脏的，但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讲政治”很庄严）新闻，只要略加思考，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个案虽然发生地点不同（用“文革”时期颂歌的套话，是“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云云），起因不同，性质不尽相同，后果也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当事的官员其升沉与荣辱取决于或被认定取决于某个长官的好恶。

　　平顶山市新华区那个原区委书记杜欣当然不是什么好鸟。他不满意邓永俭连任市委“一把手”，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地站出来在党代会上反对呢？是因为他裤裆里有屎吗？肯定不是。他因不懂高科技的负效应而失算，不知道匿名用一次性的手机卡发出攻击也难逃下定决心的强有力追查。他绝对相信与掌握他仕途吉凶的“一把手”公开作对没有好下场——他就是“一把手”，只是低一级。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杜欣利用职务便利，在职务晋升、工作调整、安排就业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217次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550余万元、美金2.5万元。

　　如今，除了法官，谁都明白大贪官的巨额财产来源，一是靠用人权（卖官、调整职务、安排就业），二是靠工程招标权，三是靠审批权，四是靠干预司法权（所谓贪赃枉法）。

　　昆明市呈贡县那个丢官的副局长，为什么不采纳网友的建议，对市委书记仇和明显违反公务员处罚程序的侵权做法，提出抗议和行政诉讼？他明白官场的潜规则高于法律，那就是，早就流播官民之口的仿春联：“一把手”或掌权者“一言九鼎；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他或者甘认倒霉，不能忍也得忍；
或者相信，惩办自己只是仇书记立威的一时之需，时过境迁，同情自己的县委领导念他顾全大局会另有补偿性的安排，且忍了这胯下之辱。

　　如果将他一撸到底，且不再给东山再起的机会，而他的忍耐功夫不深，忍字诀念不下去了，“忍字头上一把刀”就会化作变态的报复，冲向他认定的仇人。比如，朝市委副书记（曾在市检察院、市纪委等机关当一把手）王志平开枪的分局局长关六如，具体案情虽然尚不明朗，他将自己的失意归罪于一个人的恩仇则是无疑的。例如，枪击兴安县林业局局长的民警李雪明,并非一般民警，曾任林业站副站长、站长、森林公安局副局长等职。他的“激情犯罪”（ 17日上午开会定岗，下午他行凶），产生于想到林业局处理纠纷办公室未能如愿。他连“公安岗位”都得不到了，积怨爆发，“怀疑（局长）秦跃翔从中作梗，遂……”

　　勿庸讳言，“一把手”的权力，迄今为止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这种口含天宪、言出令随的铁腕人物，其强权被用于（或像仇和做的被人们认为）有利于国计民生时姑且不论，对于某些自以为受到损伤的人来说，那就是不共戴天的冤头债主。

　　——这就是本文要说的，畸变的权责关系。按常理，应该是权责对应，有权就利就有责。而我们现在的情况往往是权大责小，有权问责的上司或无心问责，或被蒙蔽无从问责；
而有心问责的百姓或下级，却无从问责，无力问责。这就是买官卖官的丑闻不断、一些贪腐官员“带病提拔”的现实条件，也是一些官员有恃无恐擅作威福的社会环境。

　　佛教信徒讲因果报应，“现世报”是一种；
唯物辩证法则讲物极必反。总之，世界上没有谁可以随心所欲掌控一切的便宜事。于是，“枪杀长官”这种血腥的报复事件出现了，且呈愈演愈烈之势。按照“一分为二”和“坏事变好事”的观点，这些血案的作案人虽无佐罗和燕子李三的正义感，它们的发生却也未尝不是好事：它们一再警示我们，实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迫在眉睫，不然，不仅会耽误了中国的发展，而且将危害更多的官员生命。道理再浅显不过，实现民主法治，一切摆上桌面，官员的升降流转，按程序办，集体议定，不取决于某个人的态度，要怨也怨不到某一个人，决策权力分散，责任与风险也分散了。

　　我这样说，还真是为我们的掌权者的安危着想呢。

　　一般是农民工向不良老板索薪，或找不到工的流民生计无着时抢劫用的。他们在“问”谁的“责”，容另作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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