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多丽斯·莱辛在中国

　　多丽斯·莱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消息我是从诗人童蔚给我的电子信中得知的。她说，“多丽丝·莱辛得奖了。你还记得，你那次举行活动，她来京是哪年么？”我看了童蔚的信，上网看，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刚给了多丽斯·莱辛。对这个消息我毫不惊异。莱辛早就该获奖了。她的作品是二十世纪的见证。也许没有那一个作家能像她这样以长达近六十年的写作生涯来分析、思考、描述她生活的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的生活。

　　我看在网上到处都飞的她与记者见面的照片。她随随便便地坐在家门口的石头台阶上，手放在下颏，看着那些举着本子和照相机的记者，好像对这些热闹的喧嚣感到既不解又好奇。她的这个坐姿，如此说明她对世界喧嚣的态度，让我想起她说的话，“我们是自由的，这里我能说我所想的，我们是幸运的，有特权的，为什么不利用呢？”莱辛所指的特权，就是自由地不为任何意识形态写作，独立发言，从自己对生活和世界的观察出发来写作。即使某种意识形态是进步的，即使莱辛自己本人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一直是一个进步作家。比如，她最著名的小说《金色笔记》在六十年代妇女运动中成为女性解放风口浪尖的必读书，而她自己却诚恳地说，“我并没有为一个运动写作。我写的是我们那个时代最普通的女性的生活。”

　　自由是莱辛问我的问题之一。1993年五月初，莱辛以及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和传记作家麦克·霍洛伊德来中国访问。我那天陪他们逛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上我回忆几年前这里发生的事情，讲述我们在广场上的经历。她问我，“你觉得你们有自由吗？”我对她的问题，真的觉得困惑，我抬眼看看天安门，“自由？什么是自由？我不知道什么是自由，怎么说我有或没有自由呢？”她点头称是，好像自言自语地说，“是呀，自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天我们走过广场，走到西单，因为一直在谈论写作与政治，我都没有注意到我们走了那么多路。我们来到我的家，在我的家喝茶。晚上莱辛和十多个中国年青的写作者在一个餐馆吃饭见面，最后是她付钱买单。她问我要付多少钱小费，我回答，中国没有小费这一说啊。

　　写自己的时代――她的作品总是与时代合拍，好像是时代通过她的笔在表达自己。1949年她的第一本书《青草在歌唱》写的是南非的生活，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写的是她自己目睹的生活。今天读起来，还是描绘南非生活最好的小说之一。而我喜欢的却是她的《简·萨默斯的日记》，一部描绘一个中年知识女性与一位老年劳工阶级女性的友谊的故事。这是一本美好的书，写的是女性自我发现和对其他女性生活的发现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既回应了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的女性寻找自己历史和关系的努力，也是对年龄的意义与女性的关系的一个考察。

　　那次多丽斯·莱辛是应官方邀请来访的。可是来之前，通过朋友她表示希望见见中国年青的或意见不同的作家。我的朋友就从英国写信来，请我为她安排这个活动。而我，承担这样的责任，却谁也不认识，打电话找到中国一个著名的作家，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好几个当时就已经很知名的年青作家，其中有王安忆，史铁生等。大家一起吃晚餐。在晚餐上大家谈论了很多问题。我因为作翻译，关注了语言，却没有关注到底大家谈了什么。走的时候，莱辛送给我她的小说，签上了她的名字。

　　我记得更多的是我问她的问题，“你怎么想女权主义？”她回答说，“在我看来，女权主义对西方那些有特权的女性有很深刻的影响和改变。但是从很多方面看，没有对穷人和第三世界劳工阶级妇女的产生作用。这点让我不满。”莱辛的话让我印象深刻，可是我当时却不明白。一年后我来到美国读书，选女权主义理论课，读到美国黑人女权主义理论家贝尔·胡克斯的书，才明白莱辛说的问题是什么。莱辛从未宣称自己反对女权主义。她不满的是西方第二浪潮女权主义关注和改变的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生活，而下层阶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并没有因为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而改变地位。莱辛的写作不是从某个主义出发的，虽然她的写作是非常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是她的出发点，不是目的地。在她关注的两性之间的关系中，平等只是关系的一个方面。所以用一种主义来理解她，或把她描绘成女权主义的敌人，都是哗众取宠的简单思维。

　　我们还谈到女作家与孩子的关系。在我家的时候，她问我有几个孩子。我向她解释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她说她有三个孩子。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告诉我她也有三个孩子。我惊讶有孩子怎么能有时间写作。她们都说有孩子帮助她们写作。我听到这样的答案感到吃惊。我这代中国女性都认为有孩子是负担。我的朋友中没有孩子的比比皆是。我自己二十五岁就生了孩子，在我的同龄人中可谓特殊。因此当时对她们谈及孩子与写作的关系很不解。她们还告诉我她们的孩子都长大了。那天我的孩子正好上学去了，我把自己孩子的照片给他们看。

　　我还记得她谈到环境问题。她说，“英国恐怕没有一寸土地没有被整理和耕种过了。我们已经不生活在一个自然的世界里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关注导致她采用科幻小说的体裁来写作。她送给我的小说就是她写的科幻长篇，以《南船座上的凯纳伯斯城》为名的系列“太空小说。” 这个系列共包括五本小说。莱辛的“太空小说”以科学幻想小说体裁，表达了她对人与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多年后我阅读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库切的书《伊丽莎白·卡斯特罗》，里面的年迈的女作家为环境问题与世界对抗，总让我想到多丽斯·莱辛，甚至相信伊丽莎白就是多丽斯――一个为正义、自由、平等权利――包括动物的平等权利，而与世界对立的孤独的声音，一位年迈的我们的精神母亲。

　　莱辛似乎从来没有写过她这次到中国的访问。有一次一个访谈者问她对中国之行的印象，是否她会写点什么。她回答说，“我还没写，恐怕也不会写吧。因为我有很多印象，但是都是根据一次很短的访问。我去中国之前，被告知说中国人不会谈论政治，但这不是真的。我是和玛格丽特·德拉布尔，麦克·霍洛伊德一起去的。我们发现中国人非常公开，显然毫不畏惧。他们批判文化大革命。没有一个人回头看看自己的肩膀，期待被逮捕。在上海我看到巨大的反差。在某个街上，可能有非常显眼的商店，卖灿烂夺目的欧洲时装的仿制品。但是走到一个后面的街口，就是贫穷的家庭，拥挤在只有一盏光秃秃的灯泡的一间房子里。一个晚上我听到一个中国家庭唱”祝你生日快乐“。这非常奇怪。你一定会想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庆祝生日的歌曲。世界上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无论是法国或英国或美国，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在其他没有那么发展的社会身上。”

　　10/2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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