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警惕“现代化”的陷阱——《文化、权力与国家》读后

　　《文化、权力与国家》（CULTUR，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9）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精心力作。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因其视角独特，见解深刻，该书被选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通读全书，就我个人而言，感触最深的，是书中有关“国家政权的经纪体制”和“政权扩张的内卷化”的内容。我认为杜赞奇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论述高度概括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本质，从而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了其最终灭亡的原因。这无疑为我们认识、分析许多历史和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有益启示。

　　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权建设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按照杜赞奇的解释，所谓“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就是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原则，建立起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权组织网络，有效地行使其征收赋税、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多种经营、发展经济、合理配置资源等基本职能。杜赞奇指出，成功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逐渐加强，二是在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内，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在逐步扩大。他通过对１８７０－１９７０年间欧洲国家宪法的剖析，论证了上述观点。

　　在明确阐述了“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之后，他把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实践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实践相比较，指出两者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指出始于清末“新政”的中国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工作，在民国时期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以及当权者对“国家权力”和“政治现代化”的片面理解，最终使中国早期的国家政权建设误入歧途。这首先表现为当国家政权的某些职能迅速增长的同时，人民的民主权益和经济利益不但没有得到相应的保障，反而不断受到削弱。“国家权力”实际上沦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实施专制独裁统治的工具，“强化国家权威”的过程逐渐异化为单纯的对广大社会民众强化控制和敛集社会财富的过程。

　　接着杜赞奇又从政治体制和行政运作等方面探讨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权力性质蜕变的根源。他指出，现代国家政权的权威和职能必须以全新的行政组织形式为依托，它要求逐步实现各级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正规化和官僚化。而晚清和民国早期初步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实质上是一种“经纪体制”和“现代官僚体制”的混合物。在此后数十年的发展衍变过程中，国家政权并未实现由混合体制向规范化的现代官僚政治体制的过渡，而是走向全面的“经纪化”。

　　“经纪”或“经纪人”原是商业、贸易领域的一个概念术语，俗称“中人”或“掮客”。他们的基本职能是沟通交易双方，促成交易的达成，并从成交金额中按一定比例提取“佣金”以维持生计。杜赞奇用“经纪体制”一词来形容晚清和民国的政治体制，是因为这种国家政权的组织构成极不规范，行政职能部门组织网络中（主要是基层政权组织中）包含着大量的非正式机构和人员。这些非正式的机构和人员与正规化的官僚机构和人员一道，共同担负管理控制社会的职能。但是与正式的机构和人员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非正式的机构和人员的行政办公经费和工资福利并不由国家财政支付，而是由他（它）们凭借国家赋予的各种管理职权，在担负其管理控制社会、征收国家赋税等职能的同时，通过正常赋税以外的各种“创收”、“摊派”、“罚款”等途径自行解决。（为便于理解，这里我们不妨对杜赞奇书中的两大类抽象概念作出以下通俗的解释：所谓“正式的机构和人员”或“现代官僚”，大致相当于现在有行政级别的“政府机关”和各级各类“政府公务员”；
而“非正式的机构和人员”或“政权经纪人”，其原始含义大概类似于现在的治安联防队、居委会、农贸市场管理人员、农村中的村组干部及其所雇佣的“征粮队”，等等。当然，这种跨时空的类比并不十分确当，只是“大约”、“大概”而已。）

　　杜赞奇认为，从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看，“经纪体制”作为一种暂时的、辅助性的政治体制，存在于“传统精英政治体制”向“现代官僚政治体制”过渡的阶段，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新旧体制的交替需要一个过程，现代政治体制的确立和规范，不仅有待于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社会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新型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等，而且有待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就晚清和民国而言，基层政权“经纪体制”普遍存在的主要成因，是草创时期的国家政权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无力承担所有政权机构和人员正规化、官僚化所必需的巨大的行政办公费用和工资福利开支。

　　但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如果不能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由混合政治体制向现代官僚政治体制的过渡，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就有可能夭折。这首先是因为在“经纪体制”下，国家政权调动“经纪人”积极性的主要手段是“放权让利”。这种做法固然能在短时期内使国家财政收入有所增长，但同时也为“经纪人”贪污中饱大开方便之门。大范围的“经纪体制”的存在，不仅造成财源流失，加大了控制成本，极大地削弱了国家政权动员有限资源实施经济建设的能力，造成经济发展的困顿，而且“经纪人”往往凭借其特殊的有利地位，欺上瞒下，玩法自肥，巧取豪夺，竭泽而渔，极大地激化了广大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直接危及到新生的国家政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比如１９０９年国家法令规定，地方自治机构有权在财政短缺时决定征收“摊款”，第一次使地方财政摆脱中央的预算控制，并使各种强加在农民身上的不合理负担“合法化”。此后，正常赋税之外的名目繁杂的“摊派”、“收费”一发而不可收，实际上成为农民一项最为繁重的负担。其次，最初在基层政权“经纪人”阶层中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可能沿着国家政权的组织网络逐步向上蔓延，导致已经初步实现官僚化的高层政权机构的全面蜕化。因为基层“经纪人”资格的取得，有赖于与上级政府官员的“关系”。众多的竞争者们为获得“经纪人”资格，通常采用贿赂和分成等手段打通各种关系。贿赂盛行，使得国家政权失去对各级政府官员部分收入（占相当比重）的监督和控制，而随着他们各种额外的、隐蔽的“灰色”收入不断增加，其自身也就逐渐地经纪化。最终，初步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就被“经纪体制”所吞噬，“官僚”和“经纪人”的界限不复存在，他们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操纵控制着各级政权，使国家权力异化。由此必然发生杜赞奇所说的“政权扩张的内卷化”问题。

　　“内卷化”是杜赞奇从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那里借用的一个概念，克氏最早是在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时提出这个概念的。根据克氏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无法转化为更高形态的现象。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一旦发生“内卷化”，国家权力扩张的性质和内容就会改变。其表现是：一方面国家对普通民众的控制和榨取的功能不断加强，另一方面是国家对各级各类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控制约束能力不断减弱。在“内卷化”的政权扩张中，由于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任何积极的改革举措都会被各种消极因素化解，消于无形；
另一方面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晚清和民国的历史实践还表明，“政权扩张的内卷化”与“经纪体制”有可能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由于当时建立的国家政权缺乏广泛的社会民众基础，国家权力的扩张不得不依靠强制的手段实现，这就需要一套庞大的镇压机构和众多的行政人员作为其扩张权力和维护反动统治秩序的工具。而且国家权力介入社会生活的领域越广泛，所需要的机构和人员的数量也越庞大。我们不妨把这种政权扩张模式称做“经纪体制”下的“外延扩张”模式。但是国家财政显然无力支付外延扩张所必需的控制成本，这又反过来使国家政权更加借重“经纪体制”的作用。这样，国家政权就陷入了“为控制社会而不断扩张——外延扩张导致社会负担加重——负担加重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再次实行外延扩张……”的怪圈，直到国家政权最终崩溃。

　　通过对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向农村基层社会扩张活动的细致剖析，杜赞奇指出：“进一步探索国家政权内卷化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我们便不得不改变过去对共产党革命的一些看法。……过去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家政权的衰弱是发生革命的前提条件。国家政权内卷化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它认为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亦会导致自身的腐败和革命的发生。”

　　读完《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我们不得不服膺杜赞奇先生对有关历史问题的精辟见解。我想，晚清和民国在国家政权建设方面的教训，应该引起所有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的足够重视。

　　《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３月出版。定价１０。００元

　　[本文曾发表于《开放时代》1998年10月号]，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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