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我在金三角偷越国境的日子

　　现在很多学者做的所谓研究，要么是在图书馆里待着，要么是带着一帮研究生，拿个手提电脑跑来跑去，和当地的政府官员做访谈。对于这种形式的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前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曾经有过一个苛刻的评论，他说西方的研究者跑到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做政治经济研究，就是住在五星级酒店里，让当地政府官员拿来一大堆政府报告、统计数据，听他们夸夸其谈一通，然后就拍拍屁股回华盛顿去了。斯蒂格里茨的意思是，做发展中国家研究的人，太依赖政府工作报告，而不愿自己去花费力气做实地调查。

　　这个批评，我觉得太有道理了！从2001年开始，我和泰国经济学家汪华林博士，这位全世界研究东南亚社会经济最优秀的学者一起做研究，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我们是用自己开车的四个轮子、走路的两条腿，把大湄公河流域的六个国家，东南亚五国——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加上中国西南部，全都跑遍了。大湄公河在中国境内叫澜沧江。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其中牵涉到的麻烦是无与伦比的。因为这些国家无论从地理环境，还是经济状况、政治环境、法律系统，都是千差万别，经常会遇到想像不到的困难。我们因为有了汪老爷子这个带队人，都能在“before too late”把事情基本解决。before too late就是太晚之前，在彻底绝望之前找到办法把事情解决了。

　　我们做东南亚研究，为什么要跑那么多偏僻的地方呢？我们这个研究团队，主要研究大湄公河流域的六个国家，怎样才能形成经济上的互动联合，这就需要考察各个国家的道路、港口、桥梁等，了解存在的问题，有哪些政治、法律、技术上的问题需要解决。

　　我们在汪老爷子的带领下，把通常研究者不会去的地方、想去而去不了的地方，全都跑遍了。我们完全无法预料，在行程中会遇到什么突发情况。

　　2002年的时候，我们一行六七人，开了面包车从泰国西南部向北，朝缅甸方向行进。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想考察修建国际公路的可能性。在路上走了两三天，到达泰缅边境时，突然被军队拦住不让走了。当时我们很着急，因为已是4月初，快到泰国的雨季了，雨点大到可以把汽车的挡风玻璃打出裂缝。汪老爷子就去交涉，才知道前面正在打仗。缅甸的联邦军队围剿贩毒集团，他们就逃入泰国境内，而缅甸在历史上多次入侵过泰国，两国素有旧怨，泰国就对逃入境内的贩毒集团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但缅甸军队一旦进入泰国境内抓捕贩毒集团，泰国军队就要反击。当时，双方出动了数千军队，已经打了好几天仗了。我当时很震惊，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其他地方，西方主流媒体早就报道了，汪老爷子说，这在金三角早就是家常便饭了。我们只能在那里等到战斗结束才过去。再往北走，在泰国境内一座山上，竟然生活的都是云南人。他们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一支部队的后裔，已经是第三代华人了，从来没有去过云南，旦仍然认同自己是云南人。他们只会说一点汉话，而且是云南口音的汉话。

　　汪老爷子带我去的地方，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每天都会有惊讶。这也正是我对东南亚研究这么上瘾的原因。

　　我们的考察，经常每天要穿越好几个国家的边境。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国民来说，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东盟之间有协议，只要停留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入境可以免签证。但我拿的是中国护照，就比较麻烦了。有一次我们想从泰国到缅甸一个非常重要的边境城市去，汪老爷子说你拿的是中国护照，要从泰国进入缅甸，缅甸一方要把你的材料送到省会才能办理，最短也得一两天才能办下签证。但我们只有半天的时间。汪老爷子非常有想像力，他说司机长得和我差不多，让我拿着司机的泰国身份证，穿上泰国民族服装，和他的女助手假扮夫妻，去缅甸那边探亲。汪老爷子说你不会泰国方言，千万别说话，否则一露馅被扣起来，就是偷越国境罪。于是我拿着司机的身份证，去买了些糕点、衣服、手电筒等日用品，两个人手挽手假扮夫妻去了缅甸。在那里实地考察了当地的边境贸易，下午两点钟去，赶在晚上八点前回来。我在汪老爷子的帮助下，多次偷越国境。

　　汪老爷子带着我们做研究，可以说东南亚没有哪个重要的地方我们没去过。有些地方，是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的。而且明知有生命危险，也还是得去。

　　1998年，柬埔寨内战刚刚结束，在边境地区还有小规模的战斗，我们从泰国南部最重要的港口到柬埔寨西南的古国岛去，考察如何开通两者间的航道。古国岛一带，柬埔寨内战双方埋下了几十万颗地雷，非常危险，属于军事禁区，反而因此成了生态保护得最好的地区。泰方和柬方的边防军事先沟通好，派了军队护送我们。汪老爷子就有办法，让泰国军队帮我办了一个泰国临时身份证，我成了泰国学者。一路上真是风景如画，几百公里范围看不到一个人，湖水清澈到像蓝宝石一样。

　　我们还有一次更惊险的考察。那次我们从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出发，沿澜沧江顺流而下，考察澜沧江－湄公河成为国际性商用通道的可行性。通过云南省的安排，找到一艘载重三四百吨的货船。严格来说，货船是不能载客的，我们通过疏通说服船老大，载上我们五个人，沿江而下，从云南进入老挝、泰国，再从泰国开车进入柬埔寨、越南。澜沧江一段航道非常狭窄，而且河里全是石头，我们就是要趁着旱季水浅的时候坐船南下，就是为了考察这条航道有没有作为商用通道的可行性。那里没有手机信号，也找不到人，如果船撞上石头沉没，没有人来救我们的。

　　我们出了中国境内，到达老挝、泰国、缅甸三国交界处的水域。这里惟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走私船。汪老爷子就有本事，安排我们从中国这艘合法的货船上下来，连同我们携带的资料，转移到跨国走私船队上去。这种船发动起来，整个船体都翘起来，脱离了水面，只有屁股那里沾到水，速度实在太快了。只有这么快，才能逃过沿岸缉私艇的追捕。这些走私船非常小，一艘只能坐三四个人，他们带上资料先走，我最后一个走。前面的四艘船都已经不见了，我一个人在最后一艘船上，到了半路，船突然停下来了。那里没有手机，语言又不通，我当时都差点吓昏掉了。如果船老大一竿子把我打到水里去，没有任何人会来救我，我的这条命就没了。最后，弄了半天我从明白，原来是这条船上的汽油不够了，他要等待停在国际水域的走私油船来加油。他不靠岸加油，因为沿岸的油价贵，而国际水域不归任何国家，成为走私的天堂。

　　当时不但我紧张，他们比我早半个小时到达泰国港口清盛，一直等不到我，也都急昏掉了，打算再等不到我就向泰国海岸巡逻队报告了。他们倒不认为船老大会暗害我，而是担心船会翻掉。因为走私船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很容易翻船，河里还有鳄鱼出没。船一靠岸，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的这条命捡回来了。

　　从2001年开始，一直到汪老爷子今年去世，我们每年都要进行多次这样的考察，在陆地、海洋、河流、森林，做一切有利于中国和东南亚经贸发展的考察。我现在完全无法想像，除了汪老爷子，还有谁能帮助我们做这样的研究。所以我才会说，汪老爷子对于中国和东南亚经贸交往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丁学良口述，周筱赟、鄂华吟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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