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卫江：质疑：“海纳百川”作为上海城市精神的定位

　　近日里，上海市委的领导正在研讨：在新的形势下，以什么样的“强大的精神动力”来支撑上海的建设？

　　今天的上海，已经面临着一个难题有待解决。据《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指出，上海在国内的城市包容性排行榜上排名最后末位。该《报告》称，“文化兼容性”是判定一个城市开放程度与宜居程度的标准之一。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的主要城市里，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包容程度不如表面所见那么高，城市之间包容性表现得分差异也较大。外地人对沟通、就业和就学三方面的平等性评价低于本地人。其中，在就业和就学上，外地人认为，城市的平等容纳能力较低。——这样的现实对于近年来上海一贯标榜的城市精神旗帜“海纳百川”，恰是个嘲讽。

　　1)大凡彰显自身价值理念和理想追求的，必得有自身独特的长处、底气和潜力作依据。不然，则流俗于空洞的说教，或曰大而无当，由此反而落得给人以言而无信、虚假、虚伪之不良印象。

　　譬如上海常常引以自诩自豪的“海纳百川”，就是这样。既然我国一贯推行政治一元化建制，作为立国之本，那么在同一建制内部的任何地方上，都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体制上的“百川”得以存在，实际操作中也必定彻底摘除了“海纳”的面具。就如打出建设“和谐社会”招牌一样，听上去美妙玄乎无比，却又容纳不得半点异己的政见。求同排异的社会是不可能建设成高质量的“和谐”结构的，因为不经过否定之否定，旧事物就不可能被扬弃转化为新事物，从而推动事物的辨证发展。就譬如在“个人与群体”关系层面上，泯灭掉个性虽然会形成均一化的社会，但却使每个个人都发生严重的性格（人格）扭曲，尽管可以达成封闭性的有序，然则危害成为社会性的无序：一盘散沙而已。就譬如，单说共和国宪法上所有保障公民权利的条款，有几个已经真正落实到了实处？这其中还有多大的差距有待于去完成？——倘若连基本的权利都远未能履行、保障良好，那么何须高谈阔论其他价值观念和体制文化的引进建构？还需遑论“海纳”什么的“百川”呢？

　　2)“海纳百川”定位的弊端还在于，混淆了人们之间自身利益的界限。

　　在东方宗法家族主义强大传统的笼罩下，经济固然在快速增长，但国人那合群抱团的传统性依然冥顽不朽，余音绕梁，苟延不去。从古到今，不绝于耳的有：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物我不分、心物不二、民胞物与、兼爱尚同、家国同构、公私合营、官商不清、党政不分、政企不明、“集体主义”、“打成一片”、“适应环境”、（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搞三同、相结合、划等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保持一致”、“全国一盘棋”，……总之，是你的还是我的或是集体的区分不知怎地，大家的利益囫囵捆绑于一起罢了，好东西好地方人人争抢都该有等同的份额，轮到了责任和义务个个退缩加推卸，于是倾轧内耗贪污腐败大大激增，其结局只能是：整个社会拖累成共同的贫穷和落后。

　　传统的“大一统”政治伦理观自然影响到了上海城市的精神面貌和发展定位。上海现今抛出“海纳百川”论的归宿，乃是进入“万物归一”的传统性之中，而绝非是走向现代性的多元化发展之路。

　　诚然，社会发展需要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合作，但是合作也得建立于每个利益主体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这样就分清了每个利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和界限。叔本华的“刺猬比喻”表明了，冬天里刺猬们的取暖合作得保持适当的间距，过近了则会相互刺伤，人类也正是如此，不宜套近乎热乎乎地大家混作一团和气，不然定会徒增内耗的。

　　大凡动物都有“领地”意识，动物等级越高的，领域意识越强烈，进化使得登上生物进化阶梯顶峰的人类当然莫能例外。进而，人类社会的发展继续朝着“分殊化”方向前进的（韦伯语），亦即，人们的利益日益呈现个性分化倾向，不再有统一的利益、行动和价值观，“领地”意识也益发显然，如我国“物权法”的近期即将出台正是表明了这点，以信奉“唯物主义”为国教的国人理应更重视人类发展的生物学基础。由“领地”意识演化出的法权是，本地居民对于本地域所属的相关权益具有优先性：如对于城市户籍和人口流动控制，使限制城市人口密度的膨胀，以及对于本地域所建立起来的高级文明，乃至对于本地域先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享有荣耀，这本身就是合理的。再说，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也是以解决本地域的民生为主。因此，对于上海来说，其接纳外来人员的素质才干、乃至德性品行应有选择，首先应考虑本地区的利益，为此就不可能做到皆大欢喜：只要来者都可满意落户生存。正如一个企业招聘员工，只能录用对于本企业合适的人选，而不可能是“海纳百川”——不管阿狗阿猫的招来都行。对于一个高科技的企业来说，肯定得多录用高学历、掌握高科技本领的人才，此涨彼衰，对于低级技能人员的录用势必大为减少，这本身没有不合理的，也并未有“歧视”之举，至于那些不学无术的、好吃懒做者没有必要为此喊冤。相对应的是，发展落后的城市和地区、劳动集约型企业当然难以留住高级的人才，这并非是高级人才有偏见所致，而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局，正如“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那样。

　　现代性城市是以社会的经济活动为中心内容进行运转的。市场经济的中心法则就是优胜劣汰，这本身就体现着社会正义的实现，因而不应是让各个利益主体去充当“好好先生”。所以，只要进入了市场经济博弈之中，就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城市中本地人与外来人员之间互动性的迁移、宜居、求学、交往和婚姻等状况，而不宜交付主托给由市民性的道德诉求来解决。当进入上海谋生的外地人，倘若发觉自己并不受本地人欢迎，从而纷纷打算离开上海的时候，上海人必定会有所反应：这样的话会损害上海人的利益，为此，我们上海人应该需要调整政策、报酬和态度了，去比以前要好地对待外地人——看吧，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在起作用。可是，现在的问题恰在于：众多的外地人（不是绝少数！）愿意离开上海吗？

　　而如今，上海的城市精神定位，打出了“海纳百川”招牌，还期待着得到“全国的理解和支持”，实际上却给国人（外地人）以误导：以为主人就是应该要放下尊严和架子来：只要任何外来者来到了上海，都得与外来者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要么就是有福共享，哼哼···。更有甚者，前些年，在陈良宇主持下，搞了个“做可爱的上海人”的精神文明建设，可是，实际效果如何呢？

　　实际上，人的生物学本性是顽固异常的，并不轻易地受后天的教化、江山的更迭所变易。

　　3)上海向往与“国际接轨”，希冀建成世界性大都市，就须对上海文化的复杂构成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提炼、升华、超越，我们可将这种精神性运动定为“追求卓越”。既然如此，就得屏弃陈腐落后，不去迎合低俗，也不必去强求从各路人士那里“海纳”到有全面的“理解和支持”，这在事实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因为“文化”总是带有自身特定的色彩和倾向性的，它与践行的主体，人的气质、禀性有关。“文化兼容性”总是由人来操办的，而人总是有缺陷（局限）的，人的有限性决定了“文化兼容性”的“度”界限，即所能兼容的范围。符合辨证规律的是，文化凡是兼容于高端事物了，就势必难以兼容低端的，如上海文化定位于“追求卓越”就是这样。今天有超过5万名的海外籍人士来上海定居，安居乐业，上海成为海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这充分表明了这座城市是不“排外”的，事实已经胜于了雄辩，然而却难以为国人中的低层次人群认同和叫好，广泛地声称：上海“排外”。

　　对上海有着浓厚感情的美国学者李欧梵指出，上海精神在近几十年来的发展中，混杂进太多太滥的落后的农民元素，导致上海“城市灵魂的失落”，就是对于现代性元素的损耗和摧毁，这对于上海乃至全中国来说是一大损失，可是当今的决策者并不清楚明白这点。因此，倡导“海纳百川”，意味着不管良莠不齐的、也不管鱼龙混杂的，个个都可以比翼共生，甚而，鸡鸣狗盗的、滥竽充数的也照样可以被混迹进高俸厚禄之中——在价值趋向实质上，依旧留存着传统性的落后成分。

　　在大自然里，即使浩瀚无边的大海，欲维持良性的海洋生态，也不能无限制地容纳有严重污染的河水，换言之，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地接纳“百川”的。自然界如此，况且人类社会乎？

　　对比我们的近邻日本可知，当进入近代后，并非是以“海纳百川”的方针全方位、等量齐观地兼容并蓄接受各种价值体系和各路外来移民，而正是以“脱亚入欧”作为立国之策，其理论核心是“全面西化”，为此尽遣使团去欧美学习先进制度和文化，而视亚洲邻国如草芥，抛弃了原有的腐朽没落的亚洲价值观，对本国的制度和文化进行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从而踏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历时不久，国力便倍增，把所有的大东亚“穷邻居”和低级文明远远抛在后头。日本的维新改革经验为国人、特别为上海人上了一堂真正的“发展是硬道理”课程。

　　4)境遇伦理学表明，道德行为主体的德性是深受周遭境遇约束的，冷静地从公正立场评判，则需要由行为的主客体两者统一起来考虑。上海人在全体国人面前总是形象不佳，口碑不良，这是事实。然则我们需要从中剖析明理，不应为表面假象所迷惑。我们该反省的是：评介的动机和意图到底是什么？日常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具体用法。我们应把说话者的方式同特定的语言场景以及说话者的内心情感结合起来，综合考察其用意，而不是孤立、抽象地停留于言语所直接传达的意思之上。

　　若从问题的某一侧面看，上海人授人以嫌的是，本属于市场经济运作的功利性行为，如需要引进人才劳力，招商引资，合作互助等等，可是当它同时附带着道德的立场而轻松地以高调子唱出“海纳百川”的时候，国人并不认同有什么高姿态的德性附身，而认为只是在“作秀”而已。更要害的是，高调子的立场反被国人授以高标准的道德要求来度量己身，并认作为是天然合理的，如此便扭曲了公正。

　　在我们这个小农经济传统深厚的国度里，平均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上受到近世来泛滥的左倾主义的支撑，从而得以强化，使得道德舆论不是以统一的标准去评介世上的一切人物和事情，这种评介的价值依据以为：只要谁振臂一呼，四方云集，拥有了足够多的大众人头数量，便天然地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人民”、“群众”这类名义是神圣的，可以相当当地去颠覆公正立场。

　　今天的香港远比上海繁华、文明和开放，她的成就广为颂扬。那么香港有“海纳百川”精神和宽广的包容性吗？且看：香港可以接纳任何发达国家的公民来港旅游，但是香港就是不能接受国内普通的公民以个人的名义来港旅游或寻找工作，况且香港社会是通用粤语的。那么在这里就呈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来：同处于中国的版图内，既然香港与上海之间的实际包容性差距已经昭然若揭，为什么内地的国人纷纷评说上海是非常“排外”的，而不去说香港的呢？两者的区别不在别处，就在于“一国二制”的体系，通行独立自治的资本主义制度成了香港的挡箭牌，有效地抵御了内地各种平均主义/左倾主义/民粹主义的“文化兼容”攻势，可惜上海没有这个福气。

　　看来，在一个小农平均主义的国度里，似乎适宜于低调行事。

　　2007-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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