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

　　第一节 中国社会分层：

　　一幅条理分明、一以贯之的全景图画

　　简而言之，观察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有两种办法。第一种，是定性地直接观察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图示2-1描述了晚清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图示3-1描述了1959-1979年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图示8-1描述了2005年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

　　与图示3-1相比，图示8-1显示了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分层发生了三个巨大变化。第一，三分之一的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而且农民工的人数几乎等同于城市工人的数目。第二，由于1997年以后国企工人的迅速减少，城市非国有工人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国企工人。第三，中国资产阶级人数迅速增加。

　　第二种办法，是按时间顺序观察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定量变化。如果把图3-3、图4-3、图5-3、图6-3 合而为一，就得到图8-1 。正如在前面各章所述，图8-1有几处明显的缺陷。例如，从1958到1978年没有农民工的统计数据；
资产阶级的人数明显低估了；
1300多万（现应有2500多万）在人才市场的准干部没有被归入干部，却被地归入城市非国有工人或私营企业主。对图8-1的修正有待于今后的研究，有待于社会统计学家把这张图做得更为精确。但是，这些小的修正决不会改变图8-1的基本形状。

　　图示3-1、图示8-1和图8-1展示了一幅一以贯之的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分层的全景图景。以下七节解释这幅全景图画。

　　第二节 中国农民阶级的消亡

　　2003年，中国有农民三亿一千二百万，还不包括一亿七千六百万农民工。[1]尽管农民的绝对人口正在逐步减少，农民仍然占有中国劳动力的一半左右。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最重要的指标。以中国农民现有的农业技术水平，耕种中国的土地只需要当前农民数量的1/4左右，因而超过一半的农民实际上是剩余劳动力。

　　有关中国农民阶级的研究数量庞大。如前所述，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至少达到6：1；
在经济上，农民阶级处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官方统计中，农民也包括农民工（见图示8-1和图8-1）；
而农民工的收入数倍于在家种地的农民；
考虑到这个因素，不是农民工的在家种地的农民的实际收入同城市居民相比还要低得多。情况严峻。

　　一方面，1949年以后中国农民的预期寿命和整体生活质量有很大提高，是第三世界的脱贫模范。[2]另一方面，今天三分之一的中国农民仍然生活在联合国的最低贫困线之下，即每天一美元以下[3]。根据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4]，中国生活在每天一美元以下的人口从1990年的33%减少到2000年的16%，这意味着一亿五千万人，即17%中国人口在90年代脱离了贫困。这与全球的趋势正相反，除了中国，全世界绝对贫困人口同期增加了28%[5]。

　　如前所述，农村家庭平均每户拥有土地0.7公顷，人多地少的地区人均只有几分地。千百万农户靠这一小块地很难过上富裕的生活。当中国的GDP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的时候，农民收入增长很慢，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国家已经不能再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了，否则，中国的农产品将比进口的美国农产品还要贵。由于每户拥有土地太少，大规模农业机械化几乎不可能，这使中国的小农户经济无法实现规模经济。

　　90年代初以后，农村乱收费日趋严重。小的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平均人数为60至100人，大的甚至达到几百人。有些村政府居然有30到40人，几乎是乡镇政府的规模。农民辛辛苦苦赚一点钱，不少被收去养活这些冗员。国家财政不给或很少给农村中小学拨款，由农民自己掏学费送孩子上学，这大约占农民年收入的30%。[6]这进一步引起农民的不解和不满。

　　在后毛泽东时代，城市基础设施诸如电力、道路、学校、医院等都是国家投资，可是在农村地区这些建设被认为理所当然主要由农民自己负担。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荡然无存。为了解决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2003年国务院会同卫生部等各部门决定，国家补贴农民每人每年10元，地方政府出10元，农民自己出10元，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制度。[7]

　　2004年，中国决定废除农业税，建立同时覆盖农村和城市的公共财政制度。这意味着，征收了几千年的农业税在2006年结束。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计划进一步扶助农民：精简乡镇政府，增加对乡村两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重新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8]

　　在中国农民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或许是不可能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最终途径只能是取消城乡隔离，加快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逐步减少农民数量，逐步增加农户家庭土地面积，逐步实现大规模农业机械化。唯有最终实现大规模农业机械化的规模经营，农民收入才能大幅度增加。

　　2002年，中文网络里流行着一首打油诗叫《农民的困惑》，以一个中国农民的口吻对城里人说：

　　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

　　俺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又包二奶了；

　　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尿糖了；

　　俺们刚知道拿白纸擦腚你们又用它抹嘴了。

　　俺们刚有点钱你们又买保险了。

　　俺们的娃子春节刚回家你们又去香港了。

　　俺们刚锄完地你们又去健身房了；

　　俺们刚能吃顿饱饭你们又要花钱把肉减了;

　　俺们刚知道冼澡打香皂你们洗头又去洗头房了;

　　俺们刚穿了件像样的衣服你们又把新裤子剪碎了!

　　俺们刚羡慕城里的繁华你们又开始建乡村别野了。

　　俺们刚住上瓦房你们又要露营了。

　　俺们的娃儿刚有书念你们又要出国留洋了。

　　俺们刚知道存款你们又倒腾股票了。

　　俺们的乡镇企业正挣扎呢你们又玩企业上市了。

　　俺们的民工进城了你们就开始下岗了。

　　俺们的好娃子到了城里当官都成贪污犯了。

　　俺们的俊闺女到了城里都改名叫”小姐”了。

　　俺们刚看上电视你们又玩电脑了；

　　俺们还没见过电脑你们又宽带上网了!

　　俺们刚知道NBA打球MBA又吃香了!

　　俺们刚看懂文艺节目你们又改成卫星收黄了

　　俺们刚听说WC是茅房W又TO了;　　

　　俺们刚攒了点粮食粮食又不值钱了;

　　俺们刚把白条换成钞票你们又把人民币换美圆了

　　俺们刚把害虫灭掉你们又爱吃害虫啃过的青菜了

　　俺们刚喝上自来水你们又改喝山泉了

　　俺们刚刚敢坐公汽你们又NB哄哄打的了

　　俺们刚学会打麻将你们又开始赌球了

　　俺们刚能抽带嘴的香烟你们又开始吃摇头丸了

　　俺们刚养了很多鸡你们又喜欢吃鳖了;

　　俺们刚学会养鳖你们又喜欢上吃蝎了。

　　俺们刚结了扎你们又试管婴儿了。

　　俺们刚通上电你们又兴烛光晚宴了;

　　俺们刚学会开着灯做爱你们又用伟哥了！

　　俺们刚吃上白面你们又改吸白粉了。

　　农民在中国社会的低下地位决定于他们生产力的原始和低下，决定于他们还在主要用手工生产粮食。国家大力提高农民收入的余地非常有限。[9]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精辟地论述了19世纪中期法国农民的本质：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数据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
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
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它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它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还给他们。（Marx, 1978/1852, 608）

　　中国农民阶级与马克思所描述的法国农民阶级很相似；
但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就是中国农民愿意竭尽全力实现他们的“中国梦”：当一个城里人。

　　1949年以来，农民阶级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做出了巨大牺牲，现在他们还在为城市的经济发展继续做出贡献。虽然农民工的人数持续增加，但是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阻碍他们成为城市居民。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民的绝对数量并没有减少多少（图8-1），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一个重要方面的明显停滞。中国GDP的快速发展不可能永远建立在不让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基础上。从长远来看，农业人口的城市化比GDP增长更加重要。只有伴随着农民工的同步城市化, GDP的快速增长才有意义。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前途取决于中国农民阶级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速度。

　　第三节 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2003年，中国约有工人三亿七千五百万[10]。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非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当今中国社会分层发展变化的主旋律。对中国工人阶级（Smith, 2002; Honig, 1986; Hershatter, 1986; Solinger, 1999; Zhang, 2001; Murphy, 2002; Chan, 2001; Sargeson, 1999; O’Leary, 1999; Sheehan, 1998）有丰富的研究。现代中国工人阶级1840年之后开始形成，首先源于国防工业，后来延及其他国营工业。后来延及私营工业。后来外国工厂也进来，利用中国的便宜劳动力并打进中国市场。从1840到1949年，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人阶级发展到200多万人（见第二章）。

　　从1949到1979年，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农民阶级。他们比农民有钱得多，社会声望高得多。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上同一所学校。最要紧的是，他们有城市户口。如前所述，他们不是下层阶级，也不是中产阶级，而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人贵族（见图8-1）。城市大集体工人主要在轻工业，他们的工资和社会福利稍低于国企工人（见第三、四章）。

　　197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变。工人阶级占全部劳动人口的比例从1979年的20%左右上升到2001年的50%左右（图8-1）。工人贵族的上层阶级地位因而被彻底消灭了。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从图8-1中把工人阶级抽出来，这就形成了图8-2。1958到1978年，农民工人数维持在2000万左右，由于没有官方统计，图中暂缺。1978年以后农民工数目迅速增长（见第五章）。城市非国有工人，由于大规模的国企改革，1997年以后大量增加。国企工人1997年以后迅速减少（见第六、七章）。

　　有关研究（Fishman, 2004）认为：毛泽东把中国工人阶级变成了一个守纪律、有组织、便于管理、便于动员的整体。服从管理的劳动人口降低了管理成本。尽管中国工厂里的工人数量巨大，以西方的标准来看，直接管理工人的监工的数量很小。2004年，蓬勃的东部沿海地区工厂里的工人工资为每月120美元到160美元，内地工人工资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推动中国经济的不只是廉价劳动力。有了这样一个守纪律和便于管理的工人阶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企业管理者就可以把成本降得很低。在中国的一些精英制造商同世界上第一流的制造商一样高效和反应迅速。

　　我认为，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国企工人和城市大集体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根据200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2003年，共有大约（四舍五入）：

　　1）2900万国企工人+ 1000万城市大集体工人

　　2）16000万城市非国有工人

　　（不包括1300多万[现应为2500多万]在人才市场的准干部和500多万城市私营企事业主）：

　　2400万个体户

　　2500万城市私营企业工人

　　1200万有限责任公司工人

　　600万股份制企业工人

　　500万外企工人

　　400万港、澳、台企业工人

　　170万股份合作单位工人

　　40万联营单位工人

　　（其他9600万人，国家统计局没有注明他们在干什么，其中包括城市失业人员）

　　3）17600万农民工：

　　13600万乡镇企业工人

　　2300万个体户

　　1800万私营企业工人[11]

　　2003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估计全国约有一亿四千万流动的农民工。2005年，中国主要官方媒体经常提到，中国共有二亿二千万流动的农民工，但都没有注明出处。

　　我认为，现在中国工人阶级既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也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三者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2900万国企工人集中在重工业、高技术企业、公共服务行业、国防工业。他们大部分都有高中或技校学历，其中一些人还是“五大”毕业生。尽管相对于二十年前，他们的工资和干部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总体而言，他们的总收入比城市非国有工人多，当然比农民工更要多。[12]

　　但是，国企工人的不满和示威远比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工来的多。下岗工人不满最多，原因如下。第一，政府许诺的津贴没有按时发放。第二，他们认为津贴不够。第三，在一些破产的国有企业，政府给工人一笔补偿金，一次性买断工龄。用这笔钱，有些工人成功地转成了城市非国有工人。[13]但是，几年以后，一些人用完了买断金仍然无法再就业。根据新规定，他们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地方政府按月发放贫困救济。如果生病或者家里出现突发事件，他们的情况就会异常困难。[14]这些人对现状极为不满，特别是那些50岁以上但还未达到退休年龄（男的60岁，女的55岁）的国企工人。中国有国有工会，所有的国企工人都是工会成员。在大部分示威活动中，工会通常站在中间，沟通工人和政府。[15]我预计，这类示威活动将会越来越少，因为再过几年，下岗工人中的所有人都将达到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而一再提高的国企工人退休金可以使他们温饱无虞。[16]

　　约16000万城市非国有工人几乎构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半，他们几乎从不上街示威游行。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城市迅速繁荣，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城市户口的优势让他们找到比农民工们好得多的工作，而把辛苦的体力劳动留给农民工。市场经济在中国城市地区迅速形成。如前所述，国企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都有权享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城市最低贫困保障。[17]

　　一方面，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大批城市失业人员，而且所有的市政府都要求本地企业优先录用有本地户口的居民。另一方面，在每个中国城市都有大量的农民工，其数目远远超过当地的城市失业人口。例如，几年前，上海有二百万本地失业工人，同时还有六百万农民工。我问一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后定居美国），“为什么二百万失业的上海人不能干农民工的工作呢？这样上海不是就可以减少二百万农民工么？”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你开什么玩笑？！我们上海人怎么能去干那种活？！”

　　两亿左右农民工占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半还多。他们集中在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部分人只受过小学或者初中教育。他们工资较低，劳动环境较差，社会声望较低，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一个农民家庭如果有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出外打工，就比一个没有农民工的农民家庭富裕得多。这些农民工不可能在工厂所在地获得城市户口，只能在全国流动寻找工作。只要能找到工作，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去做。在广东省，农民工工资在过去十年间只增加了不到一百元，这在2004到2005年造成了“民工荒”。

　　根据劳动部门的统计，2002年拖欠农民工工资达400亿元。根据全国总工会，这个数字在2004年为1000亿元。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有农民工因为领不到工资绝望而自杀。建筑业拖欠的工资占拖欠工资总额的70%，而拖欠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一些地方政府要求建筑公司先开始施工，承诺以后再付款。根据国家建设部统计，政府未付工程款在2002年达到3335亿元。[18]

　　今日中国，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三者之间，工作行业不同，工作环境不同，收入不同，社会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不同，社会声望不同。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住在完全不同的城区或社区。所以，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意识。由现行户口制度制造的城乡社会隔离直接造成了三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能否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取决于能否改革造成城乡隔离的现行户口制度。市场本身不可能直接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只有中央才有权力改革现行户口制度。

　　第四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重生

　　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中国共有773万私有企事业主[19]。“商”从两千多年前起就是士农工商四民之一。1840年以后，由于中国滑向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很弱小，不得不仰仗国家（见第二章）。五十年代末期，国家赎买了民族资产阶级，将其中愿意工作的并入干部阶级（见第三章）。1979年后短短二十年，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资产阶级重生了（见第五、六章）。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几项研究（Kwan, 2001; Bergere 1989; Coble, 1986; Person, 1997; Malik, 1997; Dickson, 2003）很有力度。不同的研究认为，现在3/4至4/5的中国GDP来自非公经济。在图8-1里，资产阶级只是干部和国企工人中间的一个小点。为了看得更清楚，我把资产阶级从图8-1中拿出来，形成图8-3。这样资产阶级的发展状况就清楚得多了。

　　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在这773万私有企事业主中，520万是城镇户口，253万是农村户口。[20]所有这些统计数字都估计偏低。我认为，官方统计起码漏计了四类精英。第一，1998年以后，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在两、三年内私有化了。一大批经理人员和地方干部成为实际上的企业所有者。第二，1997年以后，一大批中小型国有企业、甚至一定数目的大型国企私有化了。这些企业内部的许多干部成了这些企业的新所有者。第三，近年来，大部分大型国企实行股份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这些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和某些参与规范管理这些企业股份化的政府公务员获得了大量股份。第四，一些官员，数目不详，合法或不合法地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他们把这些钱投到股市或者存到中外银行。所有上述这些人，他们的存款利息、股票盈利、非工资收入加起来显著高于他们的工资。我估记，把所有这些人都加上，中国资产阶级的人数应该在1000到1500万，而不是773万。

　　国家鼓励了非公经济的重生。今天，中国非公经济对发展经济、增加就业贡献良多。1979年以后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如下几个重要原因。首先，1979年以前，中国经济是短缺经济，供不应求，亟待增加供给。第二，1985年以后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三，1979年城市地区生活服务行业严重短缺。第四，1979年以后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政策。所有下乡知青在几年里回城，导致大量城市失业人口。从1980到1985年，城市失业人口增加到3700万，让老人们想起1949年以前严重失业的旧中国，这种比较严重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面对这场危机无计可施，因为公有经济内部已经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政府鼓励人们尽一切力量增加就业、增加供给。非公经济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所以，政府鼓励非公经济的重生，因为非公经济首先有助于解决长期延续的城乡失业问题。

　　1992年以后短短十年，干部、党员、专业技术人员成为私有企事业主的主体。1992年以前，大部分非公经济在服务行业、轻工业、制造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1992年以后，非公经济延伸到金融、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交易和房地产。90年代后期，政府要求所有乡镇企业私有化。同样在90年代后期，一大批小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了，有些以半价成交。1999到2004年，中国两次修改宪法，明确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2003年中国再次调查了私有企事业主的状况。[21]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在册私有企事业主620万人，但实际数字可能超过1000万。从1993到2003年，私有企事业主中前干部的比例从40.1%上升到63.1%；
有大学学历的从16.6%上升到33.5%；
在2003年有硕士学位的占到4.9%。登记在册的私有企业数量从1993年的23.8万增加到2002年的243.5万。私有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为122530美元，平均有11名雇员。有527家私有企业超过1000人。私有企业的平均税后盈利为106265美元。[22]

　　表8-1显示了以下几点。第一，其中九人是第一代暴发户。第二，中国富豪的财富只是外国和海外富豪的零头。第三，他们大多在轻工业或低技术产业，很少在高技术产业（丁磊、陈天桥除外）、重工业、国防工业。没有一个公司有能力和全球500强同类企业竞争。第四，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房地产业，这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严重问题。

　　今日中国是国内外投资者的天堂。每个省会城市和许多沿海富裕地区都效仿美国建起有围墙有保安的豪华富人区。许多豪宅售价超过百万美元。许多暴发户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们有多少钱，不愿意被采访。他们中有些人用不合法的手段挖到了第一桶金。有些通过走私。有些通过1989年以前的投机倒把（如第五章所述）。有些通过炒卖政府合同。有些通过证券市场。十年前中国初建证券市场的时候，作弊猖獗。有些违规操作的人赚了大钱。有些通过炒房产，下面将要讨论。这些都部分降低了私有企事业主的社会声望。[23]一些学者从统计数字出发（最富有5%、10%的人口和最贫穷5%、10%人口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以及基尼系数），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现在比美国还要大，成了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

　　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2月，29.9%的私有企事业主是共产党员，其中只有5.9%的人是在他们成为私有企事业主以后才入党的。[24]如前所述，这个数字低估了。我估计，加上那四类精英，60-70%的私有企事业主是党员。简而言之，大部分私有企事业主是党员，大部分从前或者现在是干部。[25]

　　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拥护党和政府，因为他们获得了物质利益，也因为他们担心社会动荡会损害他们的财产。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资产阶级投资、生产更多的GDP、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更不用说大部分私有企事业主本人从前或现在就是党员、干部，因而在大多数地方私有企事业主和国家保持着密切良好的关系。[26]

　　税收、房地产、银行贷款、黑社会是国家和资产阶级有时会发生冲突的四个领域。第一，资产阶级生产了中国大陆3/4到4/5的GDP，但只交纳了全国税收的1/3或者不到1/3。另外2/3的税是国有企业交纳的。相当一部分私有企事业主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成功逃税。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去十年里少缴的税构成了他们现在的资本和财富的一半。这也部分揭示了为什么他们中的大部分从来没有从银行贷过款[27]。国家对逃税当然不高兴。

　　第二是房地产。大部分私有企事业主经营制造业、零售业、运输、建筑、服务行业。但是，一些人觉得这些行业不能让他们快速致富。他们发现经营房地产是个更好和更容易赚钱的路子。这是因为中国的土地法律十分不健全。1949年以后，在理论上，在法律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近年来，在中国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掀起了房地产热，特别是在上海和北京。通过房地产赚大钱的关键是，能否从市政府批到地，和能否从国有银行贷到款。有了贷款就可以从市政府买地，然后盖楼，再卖掉楼房获得暴利。近年来，许多私有企事业主从他们原来的产业转移到房地产。房地产业弊案重重。[28]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在近期建立清楚的法律体系规范土地使用。

　　第三是国有银行贷款难（Tsai, 2002）。每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私有企事业的代表和委员都会抱怨从国有银行贷款难，说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无法得到一分钱的贷款，并抱怨说在地方上贷款的标准回扣占贷款总额的20-30%。国务院每年都保证国家会想办法让私营企事业主更容易得到贷款。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

　　第四是出现了以私有企事业主为核心的黑社会。黑社会在中国社会有漫长丰富的历史。每当国家衰弱或分裂的时候，黑社会就会壮大，成为导致国家崩溃的主要力量之一。1949年以后，新政权彻底扫荡了中国的黑社会，这种彻底性在从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文革以后，在一些村子里大姓氏族开始填补权力真空，但那还不是黑社会。真正出现黑社会是在80年代初期，农村地区人民公社解散以后，新建立的乡镇政府无法有效监督广大的人口。在一些村，如果村党支部书记或者村长不得力，有时大姓氏族的势力就会取而代之，大姓氏族的头头通常富裕而且强有力。之后，一些私营企事业主试图在村、乡镇、甚至区县一级[29]参与掌权。他们达到目的的办法基本一致。首先，他们试图操纵地方选举，贿赂地方官员、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逐渐地，这些人形成以本地私营企事业主为核心的帮派。在官方媒体里有不少关于国家如何消灭这些帮派，把地方人民从他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报道。

　　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资产阶级只会继续成为上层阶级的一部分，而不会成为国家领导集团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中央和省部一级。中国资产阶级还将不得不依附于国家。这不仅是由中国的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更是由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简单说来，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影响远大于其他任何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非公经济将继续主要集中在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由今日世界体系的本质和美国的技术霸权所决定的。现在中国的非公有经济主要生产那些美国企业几十年以前就停止生产的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国有经济则从事着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不可或缺的、而美国决不会卖给中国的东西，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战斗机、航空母舰、核潜艇、先进的雷达、先进的通讯设备，以及更为重要的用来生产这些产品的机器制造业和高级材料制造业。只有公有部门有能力研究、开发、制造这些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公有部门现在还雇用着大部分教育精英，尽管非公经济产出中国GDP的3/4到4/5。只要美国不向中国出售、并禁止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售这些高技术产品，中国就必须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公有经济。中国资产阶级在这些领域里基本上无能为力。[30]

　　不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无能，而是因为今日世界体系的本质不允许他们领导中国赶超世界先进国家。非公经济可以在中国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过程中辅助公有经济，但仅仅是辅助，而不是领导。只有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中国的非公经济才有可能升级到高科技含量和更加资本密集的领域，但目前看不到一丝一毫美国放弃技术封锁中国的可能性。中国资产阶级因此不得不依附于国家，而不能领导国家。中国的领导集团是各级领导干部。

　　第五节 中国干部阶级的分化

　　正如第二章所述，今日中国的领导集团已经领导中国2000多年了。士作为统治阶级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表2-1）的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战国（公元前475-221年）时期。士，起源于武士。后来，士变成主要是文士。在中华文明中，士有三条人生道路可以在世界历史上永垂不朽，即三不朽：第一是立功，文治武功。第二是立德，德高望重。第三是立言，传世之作。唐（618-907年）以后，只有有功名的人被认为是正式的士。宋代（960-1279年）名儒范仲淹有一句名言，今天还收在初中课本里，要求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的最高境界是“出将入相”。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也是一种荣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言以蔽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尊崇源于周朝早期（前1046年）的天命论，从汉朝（前206-公元220年）到清朝（1644-1911年）两千多年，中国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阳儒阴法，加上老子和孙子兵法。基于这种意识形态，如果一个王朝顺天爱民，那么士就应该辅佐朝廷管理国家。如果这个王朝罔顾民意、失去天命，那么士就应该揭竿而起，领导人民；
改朝换代，逐鹿中原；
尸积成山，血流成河；
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1840年以后，“天下大治”特指追赶先进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振兴中华。

　　1840年以前，士、地主、大商人构成统治阶级。从1840年到1949年，在华列强、军事领导人、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士构成统治阶级，以在华列强和军事领导人为核心。从1949到1958年，地主阶级被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中被赎买、有的合并进了干部阶级。从1958到1979年，二十年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纯粹由士和军人构成领导集团。1979年以后，重生的资产阶级尽管已经成为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政治地位甚至还低于1840年以前的地主阶级。由于中国是当今世界体系中落后的后发国家，士和技术官员所掌握的权力比1840年以前还要大。

　　历朝历代开国以后，都要经历一个统治阶级从开国军事将领向有功名的士的转变、军事科层制向文人科层制转变的过程。对于新中国来说也是一样，但区别在于这不仅仅是改朝换代；
更重要的，是领导集团从农业社会精英向工业社会精英的转变。在新中国，这是个从1949年到1997年的漫长过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元勋领导中国直到1997年邓小平逝世。在1997年，国家最高权力从开国元勋之一的邓小平传到了一个有学位的士子江泽民的手中。

　　我以为，中国目前的科层制不如1840年以前规范。1840年前，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科层制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已经是高度完善、高度理性、高度专业、高度有效。其中很多元素今天还很有价值。中国正在寻求建立一种适合工业社会的科层制体系，但这需要时间。

　　1997年底，共有570万公务员。表8-2按级别显示了他们的分布。对于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找不到同样的数据。据此推算，4000万干部中，县团级以上干部或许有200万到300万人，地市级以上干部或许有10万人，副省部级以上待遇的干部或许有20000多人。这20000多万人是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1998年2800万专业技术人员中，158万人有高级职称，835万人有中级职称；
[31]其中，或许大约有3000人享受副部级以上待遇。实际上，现在基本上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都有高级职称。同时，越来越多的党政领导干部也有高级职称。例如，2005年，政治局九大常委全部都是高级工程师。[32]

　　简而言之，4000万干部，1000多万私营企事业主，加上人才市场中1300多万（现应为2500多万）准干部，构成了中国的上层社会。四千万干部中的三百万到四百万副县团级以上干部和副教授以上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构成了中国的领导集团。其中，约三万五千名副省部级以上待遇的干部（在职或退休）是真正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正是这个领导集团和这些高级领导干部正在领导中国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伟大转折。很少一些私有企事业主也在这个领导集团之内，担任各级人大、政协的副职或常委，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私营企事业主成为进入权力核心的掌实权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上层社会之下，依次是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农民。

　　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增长，所以干部的工资也相应增长，最新数据见表8-3。2003年，工资又涨了一次，但我没有得到相关数据。表8-3所列的工资并不是实际收入。表8-3所列的工资只对农村边远地区的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有实际意义。[33]对于大部分公务员（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干部）来说，他们的实际收入数倍高于表8-3所示。对于中、高级官员来说，表8-3中的数字是个笑话。现在，请客吃一顿很正式的饭要花1000元；
就是3000到5000元也不少见。如同在上一章讨论的，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比表8-3高出十倍。

　　关于表8-3还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表面看来，公务员共有十五级。但是，另外还有三级，专为中小学教师、护士、技术员而设，工资更低。第二，如前所述，好几个中央部委文件明确要求国有事业单位要逐渐取消国有工人的编制并逐渐代之以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工。所以，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可能低于表8-3所列工人工资。最后，在表8-3里，最高工资（2251元）只比最低工资（268元）高八倍，但在实际生活中，差距远远大于八倍。

　　1949年以后，尽管大部分干部逐渐变成了专业技术人员，但他们仍然首先认为自己是个士，然后才是个专业人员。当干部在1989年上街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就像古代的士一直做的一样，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指出政府的缺点，把自己看作天命、真理、道德的载体。

　　1992年以后，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了。很快地，干部对自己的定位越来越从上层阶级的一分子转变成中产阶级的一分子；
尽管他们的收入和声望绝对属于上层社会。1992年以后，干部阶级分化了。这不是说1992年以前，中国的干部只问他们能为国家做什么，不问国家能为他们做什么。人终究是人。两千年来，无数的士也追求一己之利，很多人也贪污腐化，也有许多缺点，像毛和邓无情批判的那样。但是，1992年以前，这不是士的意识形态。理论上、理想上、表面上，士要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1992年以后，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一切向钱看”。甚至县团级和副教授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也敢于公开追求个人利益或者金钱，不择手段，毫不羞耻。1992年以后，社会风气完全变了，公开考虑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变得十分可笑。[34]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不再视自己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将自己视为挣工资的人，认为自己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挣饭吃。很多人把自己当作中产阶级、而非上层阶级的一分子。[35]

　　一千三百多万（现应为2500多万）人才市场中的准干部全部在非公经济部门。他们为个人发财而奋斗，与国家几无关系。他们不想当迂腐可笑的士，他们要争当暴发户。未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将脱胎于他们。现在公有部门还在接收多数大学毕业生（见第六章），但是，情况正在飞快地改变。非公经济部门现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位置。再过一、二十年里，非公经济部门可能比国有经济部门提供更多的职位；
并且可以预见，在一、二十年里，人才市场的准干部会在人数上超过国家干部（现在是四千万）。那将是中国中产阶级真正出现的时候。

　　四千万国家干部正在分化。对于许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中低级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公有部门和非公部门没有区别。如果非公部门给他们更高的工资，他们会很愿意转过去。但是问题是大部分非公单位都是低技术含量的单位，主要需要农民工，而不是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所以，大多数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目前仍然留在国有企事业单位。综上所述，中国的干部阶级正在分化，未来的中产阶级的萌芽就在其中。

　　第六节 中国中产阶级在哪里？

　　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重要性已经有了好几十个研究（Bian, 2002, 97）。我基本上不同意有关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一个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中产阶级。

　　从社会学角度，中产阶级有两种定义。第一种定义，广义地讲，中产阶级就是在社会分层中位于中间位置的阶级。根据这个定义，图8-1非常清晰地显示了今天谁是处在中国社会分层中间的阶级：农民是下层阶级，城市居民是上层阶级，农民工是中产阶级。

　　第二种定义，狭义地讲，中产阶级特指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阶级。在发达国家，这个阶级，在工业社会阶段，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在工业社会末期和后工业社会（Gilbert, 2003, 17），这个阶级的人数逐渐等于、并最终超过了工人阶级。所以他们成为上层阶级（资产阶级和上层管理人员）和下层阶级（蓝领工人阶级）中间的中产阶级。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社会，要成为一个工业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现在不可能有一个白领服务专业人士构成的中产阶级。当今中国，大部分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是干部和准干部。无论权力、财富、声望，干部和资产阶级都绝对属于上层阶级。[36]

　　大部分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创造了一些指标来定义中国存在一个中产阶级，最常见的一个变量是是否拥有私家车。2003年6月9日，中国自豪地宣布，中国拥有私人汽车的总量达到1000万辆，平均每120个中国人中有一辆私人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成为中国的第五大支柱产业。中国汽车的产量（大部分来自外资企业）超过了法国，排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名列第四。[37]这的确是不可否认的成就。但是，这决不表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中产阶级。每120人有一辆汽车，1/120或8/1000，恰恰说明拥有汽车是上层阶级的标志，而不是中产阶级的标志。在统计学意义上，因为中国有若干私人汽车，就断言中国已经有一个中产阶级，实在不合适。

　　在中国，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左右。从财富、声望、社会特权来衡量，处级、副教授级别以上的干部或相应级别的准干部绝对属于社会分层顶层的2%。奇怪的是，他们怎么会觉得自己属于普通的工薪阶层，属于中产阶级呢？

　　这里有好几个原因。首先，媒体一直报道一些新贵大款的故事。是有许多新贵大款，但是他们远不到总人口的1%。可是媒体的集中宣传误导很多人以为有很多新贵大款，以至于忘记了大部分干部仍然居于社会分层顶端的5%。第二，由于现行户口制度，农民阶级、甚至工人阶级都和大部分干部不住在同一个社区。干部和干部住在一起，看不到比自己更穷的人，觉得自己也不富。第三，“中产阶级”一词来自发达国家。当干部们买了一套房子、买了一辆车、出门旅游，他们就觉得自己终于达到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尽管他们在中国完全属于上层阶级。第四，一些研究断言现在中国有一个中产阶级。大多数研究关于中产阶级的参照系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二十年前，甚至中国的上层阶级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都是很穷的。现在，经过二十年的飞速的经济发展，中国上层阶级的生活水平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根据温格茹德（Weingrod）和陈（Cheng）的研究（Fishman, 2004）：一个中国家庭只需要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花销的零头就可以过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舒适生活。尽管中国宣称人均收入仅为1100美元，但这个数字根本就不是消费者收入的全部，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城市。那里的人有二到三份兼职，很多人正式的工作以外都有短期的收入。例如，上海的实际收入将近每人2500美元，每户5000美元。同美国相比，用一美元，可以在中国买到近五倍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按照中国人收入的实际购买力而不是根据和美元的换算，那么中国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就达到了年收入12500美元的美国家庭的购买力。所以，“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亿舒适的中产阶级”。

　　我完全同意这些统计数字，但是完全不能同意这些概念。从社会学角度，基于这些完全相同的统计数字，我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的人口为十三亿，上层阶级（而非中产阶级）有一亿人，占人口的7.7%。这个上层阶级包括致富的干部、私有企事业主、档案还挂在人才市场的准干部。这个上层阶级能够消费美国中产阶级下层买得起的东西，可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富裕到买得起一幢房子（不是一个单元）和一辆车。

　　中国或迟或早会有一个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因为中国或迟或早会变成一个工业社会，之后还会变成一个后工业社会，之后中国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中产阶级的人数必将赶上和超过蓝领工人阶级。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未来中国。

　　第七节 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

　　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地位令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困惑不已。有多少干部是党员？多少党员是干部？哪些干部从来不是党员？哪些干部从来都是党员？党员和干部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变化？干部中党员比例有没有变化？某些岗位需要党员与否有没有变化？党员身份对于提拔有何作用？是不是干部级别越高，党员比例也越高？“领导干部”都是党员么？

　　1958年以来，干部中党员的比例一直维持在大约40%（图3-11、4-11、5-11、6-11）。今天约有4000万干部和7000万党员。在4000万干部中，约1600万是党员，约2400万不是党员。在7000万党员中，约1600万是干部，约5400万不是干部。在中国社会分层中，大体说来，一个非党干部高于一个党员工人；
一个非党工人高于一个党员农民。党员身份基本上不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党员身份不能把一个农民变成工人，不能把一个工人变成干部。在中国社会分层中，高考和户口比党员身份重要的多。

　　近年来，中国的党员身份成为美国社会学刊物的一个热门课题。魏昂德（ Walder, 1995）发现，中国的专业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之间有明确的区别。大学学位显著地增加了一个人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可能性，而党员身份对成为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还是低级专业技术人员没有显著作用。周雪光等人（Zhou, 1996）发现，大学毕业生入党的比例高于中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的入党比例高于小学毕业生。家庭背景对入党与否没有显著影响。干部身份对入党与否一直有正面作用。魏昂德等人（Walder, 2000）发现，入党与否与是否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无关。但是，入党是成为领导干部的先决条件。边燕杰（Bian, 2001）发现，在中国作个精英并不一定非要入党，但党员身份有优势，因为由于历史原因党对提拔谁有很大的发言权。1979年以后，有大学学历的党员比没有大学学历的党员更容易提拔成为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李伯白和魏昂德（Li and Walder, 2001）发现，入党与提拔并无直接关系，但入党越早，越有利于提拔成为领导干部。事业有成以后再入党，并无助于提拔；
在这种情况下，入党是对事业有成的象征性的回报。吴晓刚（Wu, 2002）发现，无论在公有部门还是非公部门，党员身份与工资高低毫无关系。

　　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是正确的，但有关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第一，有关样本仅仅来自城市地区，而全面的分析需要涵盖城乡的全国性的样本。一定要包括农村地区，才能了解全体党员和全体干部。第二，一定要了解党员在各个社会阶级的分布、党员在干部队伍内部的分布，才能了解全体党员和全体干部。第三，分析党员和干部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必须同时考虑高考和户口，因为这两者都严重影响一个人入党的机会。只有把高考、户口、党员身份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意义。

　　现在约有7000万党员，其中约有1600万是干部。另有大约500万党员准干部在人才市场（见第五章）。至少有400万到600万党员是私营企事业主。7000 -1600-500-400=4500，得出大约有4500万党员是城市工人和农民。我不知道确切的城市工人党员（国企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农民和农民工）党员的数目，在不去撒问卷的情况下，我在这里估算一下。2003年，中国有678600个行政村。[38]根据我的印象，小行政村有15到25名党员，大行政村有30到40名党员。我取个中值，每个村25名党员，678600乘以25，得出大约有1700万农民党员。4500-1700=2800，得出大约有2800万城市工人党员。

　　理论上，工农兵和干部中的先进分子都可以入党。但我估计，党员的比例是按照社会分层决定的，在不同社会阶级中吸收党员的比例是不同的。

如前所述，四十多年来，干部中党员的比例一直维持在40％，或者1:2.5。尽管没有统计数据，但由此我估计其他社会阶级的党员比例也相对稳定。我不知道城市工人和农民中的党员比例，在不撒问卷的情况下，我在这里估算一下。2003年，有25600万城市劳动力。[39]除去4000万干部和1300万人才市场的准干部，还有20300万城市工人。上面估算出有2800万工人党员，28/203 =14%=1:7，得出城市工人中的党员比例约为1:7。2003年，有48800万农民和农民工[40]，其中约有1700万党员，17/488=3.48%=1/28，得出农民中党员比例约为1/28。简而言之，党员名额按照中国的社会分层，从下到上逐步增加。

　　我估计，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的学生之间，党员比例也应不同。博士生的党员比例比硕士生高；
硕士生党员比例比本科生高；
本科生的党员比例比大专生高。重点大学学生的党员比例比普通大学高，军事院校学生的党员比例比地方院校高。一些专业的党员名额比其他专业高，例如法学院学生的党员比例会比音乐美术专业的高。

　　党政干部中的党员比例比国有企事业单位高。自然，党政机关的干部大部分是党员。但是，某些机关的干部通常不是党员，例如八个民主党派和宗教团体的大部分干部都不是党员。几乎所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都是党员，因为党员身份是提拔他们的先决条件。

　　时间长了，比例也会小有变化。例如，干部内部不同阶层的党员比例就有一些小的变化。1980到1998年，干部总数从1900万增加到4000万；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从770万增加到2900万（见第五、六章的干部统计）。在这期间，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增加了。图8-4显示，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比例从1980年的20%增加到1988年的30%，此后就维持在30%左右。

。

　　在专业技术人员内部，也有一些小的变化。从1980到1998，中级专业技术人员从不到100万增加到800多万（图8-5）。其中，党员比例从1980年的30%增加到1988年的近50%，然后一直保持在45%或1/2.22左右（图8-6）。从1980年到1989年，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从42000人增加到160万人（图8-7）。其中，党员比例从1980年不到40%增加到1990年的60%多，然后一直保持在65%或2/3左右（图8-8）。

　　欧洲《金融时报》最近有一篇文章（6/22/2004，第7版）报道了中国制定了在私有企业吸收党员的目标：在有50人以上的企业，至少要有一名党员。在有100人以上的企业，要有一个党支部（至少三名党员）。吸收入党时优先考虑管理人员，然后才是普通工人。这个目标要在五年内完成，但上海决定三年完成，比计划提前两年。在上海，28万私有企业中只有3000个或者1.1%设立了党支部。这项工作在上海比较容易完成，因为私有经济在这里相对较弱，但在南方就困难得多，特别是在深圳这种城市，私有企业一度排斥建立党支部。

　　在以上数据的基础上，我可以估计出一个中国人入党的概率。首先看户口。如果你生来是农村户口，入党的概率大约是1/28。通常农民中年轻、受过教育、能干的先进分子优先考虑。

　　如果你生来有城市户口，概率一下子就从大约1/28提高到大约1/7。要是你通过了高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概率一下子就从1/28或1/7上升到1/2.5。高考分数越高，上的学校越好，成为党员的概率就越大。如果你还通过了全国硕士生入学考试，或者全国博士入学考试，那概率就更是大大提高了。有些专业的概率又高过其他专业。

　　毕业以后，如果你当了公务员，入党的概率就比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更高，因为党政机关大多要求你尽快入党，而且党员身份在通常情况下是提拔的先决条件（个别业务部门的业务处室除外）。如果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党员身份和提拔就基本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晋升到了中级职称，你入党的概率就增加到1/2.2，如果有了高级职称，入党概率将提高到1/1.5。

　　更不用提，1993年以后党员下海去当私营企事业主也是一件光荣的事。从2001年开始，党向私营企事业主敞开了大门。大部分跨国公司和台港澳公司乐于雇佣党员是很正常的，因为一般说来党员要比非党员更擅长于人际关系。

　　高考、户口、干部制度这三大社会体制使得党员身份在很多情况下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关系不大。在中国社会分层中，一个非党工人比一个党员农民高得多，一个非党副教授比一个党员讲师高得多；
更不用说，一个非党城市居民比一个党员农民高得多。随着国企工人下岗，失业党员的数目随着总失业率一起升高。党没有保护工人党员免于下岗，相反还鼓励他们加入非公经济，并敦促他们不要上街游行示威。党员身份在此毫不相干。

　　随着干部队伍的专业化，专业技术人员逐渐成为干部的主体。在不同行业，有四到六种专业技术职称。在多数情况下，党员身份与评定职称无关。党员身份无助于一个讲师评上副教授，无助于一个副教授评上正教授。对于教授来说，学生是不是党员没有区别。对于学生来说，教授的权威和声望一般与教授是不是党员无关。党员身份与工资高低毫无关系。

　　第八节 未来中国社会分层前瞻

　　正如所有相关研究所指出，目前中国社会存在很大的贫富差距。这是毋容置疑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富裕得多，农村居民中农民工又比农民富裕得多。在城市居民中，干部和准干部比国企工人和非国企工人富裕得多。资产阶级比谁都要富裕。我认为，这些贫富差距之中，有些是正常的，有些是非常有害的。

　　造成这些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农民贫困是因为落后的生产力，这是正常的。不少农民还在用手刨食，和两千年前的农民没有根本区别。只要中国农业不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的规模经济，农民相对于其他阶级只会越来越穷。只要现行户口制度不改革，农民工就不能成为城市居民，农民家庭手里的小块土地就无法变大，大规模农业机械化也就无从谈起。在最近几年，虽然中国经济保持9%的增长率，少数农民的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现行户口制度把中国的城乡差距拉得越来越大。中央和省级政府正在尽力帮助农民，国家投资实现村村通公路、通电，取消农业税，恢复农村的合作医疗，等等。然而，我认为，只要现行户口制度不改革，中国农民的整体贫困状况就很难根本改变。

　　第二，农民工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直接源于现行户口制度。现行户口制度使得农民工不能在他们的工作场所变为城里人。他们不能享受城市社会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一、两亿农民工全国流动，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分层变化发展的主旋律，但城乡隔离直接阻碍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这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现行户口制度正在加剧中国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美国地区之间收入差异不大，因为各地生活消费水平不同，一个人从甲地调动到乙地，工资收入也会相应略有提高或者降低（基本同工同酬）。但在中国，由于现行户口制度所造成的巨大的地区收入差异，作相同的工作，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可以达到五倍甚至十倍（同工不同酬）。如果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地区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将会很快得到缓和（同工同酬）。

　　第四，市场经济天生贫富差距。哪里有市场经济，哪里就有资产阶级。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政府要防止富人逃税，要向穷人提供社会保障，但不能均贫富。贫富差距本身恰恰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火车头。没有这个火车头来牵引，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政府有很多方法缩小贫富差距，例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高考。但是，不可能在市场经济社会消灭贫富差距。中国资产阶级是中国市场经济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经济全球化正在加剧中国的贫富差距，这是不可避免的。跨国公司付给其中国分支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很高的工资。2004年，跨国公司中国总部总经理的年薪有的高达五十万美元，销售经理的年薪可以达到五万到六万美元，普通工程师的年薪达到一万五到两万美元。[41]对跨国公司来说，这比在美国还低了至少四分之一，但在中国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这是普通中国工人收入的十到五十倍。如果跨国公司可以付给中国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么高的工资，如果中国想要赶超世界五百强企业和世界一百强大学，中国就不得不提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如前所述，一些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包括重点大学大幅度提高了工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这些精英人才和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得更大了，但今日中国没有多少人对此有所抱怨。这不是任何人的错。只要中国还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只要中国投身经济全球化，就无法避免这种贫富差距。

　　展望未来，中国必将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蓝领工人阶级；
这个工人阶级的人数最终必将超过农民阶级。中国必将出现一个白领服务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其人数最终必将超过蓝领工人阶级。没有人能准确预测这些情况将在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但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基本过程。

　　图8-9展示了这个假设。假设到2025年，中国人口将停止增长，达到略少于二十亿，劳动人口约为十二亿。干部和资产阶级的规模很难预测，所以假设他们人数不变。假设现行户口制度不再存在，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将在2025年以前超过中国农民阶级。2050年以后，进入后工业社会，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将超过中国工人阶级。

　　以上是一幅中国社会分层的条理分明、一以贯之的全景图画。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兹体事大。才疏学浅，难以胜任。勉为其难，抛砖引玉。翘首企盼，能者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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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23页。

　　[2] 2006年1月26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定于2006年3月1日施行。农村五保供养从农村集体供养转为财政供养。农村五保供养，是指在吃、穿、住、医、葬方面给与村民的生活照顾和物资帮助。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村民，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在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对地方困难地区的农村五保供养，由中央财政在资金上给遇适当补助。（《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月27日第4版）

　　至2005年底，全国五保对象570多万，已纳入到五保供养的有320多万，平均年生活标准是900多元。（《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月25日第4版）

　　[3]《今日晚報》2007.03.06报道：中國經濟近年來發展快速，但是貧富差距嚴重，據表示，需要扶助的貧困人口還有約一億人，其中絕對貧困人口兩千一百四十八萬、低收入人口三千三百五十萬。中國目前總人口約十三億餘人。中國十屆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五次會議今天舉行中外記者會，政協委員王志寶回答媒體問題時做了以上表示。他表示，二零零六年，中國人均年收入人民幣六百八十三元以下的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了兩百一十七萬人，人均年收入不到九百五十八元的低收入人口，減少了五百一十七萬人。但是由於地理、社會、歷史的原因，中國下一步的扶貧任務還是很沈重，尤其是一些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功能很差，有的村還不通路、甚至不通電，至於教育、醫療、衛生和文化設施等建設與發達地區相比差距也是很大。王志寶說，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貧困縣與比較發達地區的差距很懸殊。重點貧困縣的農民人均收入和全國平均數字比，只有全國平均數字的二分之一；
人均生產總值只有全國平均的三分之一；
人均財政收入只有全國平均數的六分之一。一些特殊類型的地區，例如四川的商州、雲南的潞江、青海的果洛和玉樹等地區，扶貧難度更是巨大。他表示，中國政府將進一步加大扶貧工作力度，一是要分區加以研究，明確下一步扶貧的思路；
二是採取綜合性的措施。官方統計，去年中國中央財政在扶貧方面的投入達一百三十七億元，地方財政扶貧投入為五十億元，合計近兩百億元。

　　[4] 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

　　[5] 英文《中国日报》7/11/2003: 1

　　[6] 英文《中国日报》4/26/2004: 6

　　[7] 英文《中国日报》3/17/2004: 6

　　[8] 英文《中国日报》7/7/2004: 1

　　[9]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下决心调整投资方向，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这是一个重大转变。主要是加强以小型水利设施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加强防汛抗旱和减灾体系建设，加强农村道路、饮水、沼气、电网、通讯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加强教育、卫生、文化的农村公共设施建设。主要措施是：逐年加大国家财政投资和信贷资金对农业、农村的投入；
整合各种渠道的支农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积极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公益设施建设投资投劳；
鼓励和引导社会各类资金投向农村建设，逐步建立合理、稳定和有效的资金投入机制。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使农村基础设施有一个大的改善。… … 突出抓好医疗卫生工作。着眼于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主要抓好三个方面：一是加快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启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健全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
五年内国家财政将投入200多亿元，对乡镇卫生院和部分县医院房屋和设备经进行改造。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今年把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由20元提高到40元，中央财政为此将增加支出42亿元。到2008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实行城市医疗卫生人员定期到农村服务的制度。”（《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3月16日第2版）

　　[10]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2-123页。

　　25600万城市劳动力 – 4000万干部 – 1500万准干部 – 500万城市资产阶级 + 17600万农民工 = 37200万中国工人阶级

　　[11]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2-123页。

　　[12] 银行投资保，两电加一草，石油加石化，扫地都不少。

　　[13] 作者注：极少数下岗工人中的中专生、技校生，去外企做销售，有做到年薪10万、20万、30万人民币的。

　　[14] 据民政部报告，至2005年底，城市农村低保分别达到2200多万人和700多万人，经常性社会救助超过5000万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面向城市困难群体，主要为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全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现在已经有2200多万人，平均每月补助标准是167元，实际补差额是72元。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消费的差异，各地的补助标准和补差标准有所不同。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对各地实施这项制度给与补助，起到了主要的支撑作用。（《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月25日第4版）

　　在个别地区，未到退休年龄的、找不到工作的下岗工人，也有领不到任何救济的情况。有的变为“吃老族”。有的人去做一些劳动强度很低、但工资低到农民工都不会干的工作，如扫地、看大门、晚上睡店铺，等等。

　　[15] 详见Chen Michelle “The Jobless: Victim of China’s Economic Success.” Asian Times, 4/5/2004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16] 截至2005年12月底，中国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达到1.74亿人，已连续两年实现当期无基本养老金拖欠。2006年底以前中国实行新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1997年前退休的“老人”，仍然按照原来的标准领取基本养老金，并随着养老金的调整同步提高待遇；
1997年后参加工作的“新人”，将来领取的基础养老金部分与缴费年限挂钩，总体上待遇会略有提高；
1997年前参加工作但尚未退休的“中人”，除了按规定领取基础养老金和账户养老金之外，还要根据他们缴费年限的长短，发给一定的过渡性养老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月23日第4版）

　　根据这个总的精神，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2月16日第四版）

　　[17] 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会议强调，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解决农民工问题要坚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
强化服务，完善管理；
统筹规划，合理引导；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当前要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严格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建立工资支付监督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制定和推行小时最低工资制度。（二）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严格执行劳动合同制度，加强对用人单位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指导和监督。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卫生权益。切实保护女工和未成年工权益，严格禁止使用童工。（三）搞好农民工就业服务和职业技术培训。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四）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依法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抓紧解决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障，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五）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逐步健全覆盖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搞好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六）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保护农民工土地承包权益。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七）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城经济，提高小城镇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扩大当地转移就业容量。（《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1月20日第1版）

　　[18] 英文《中国日报》2/9/2004: 6

　　[19]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50页

　　[20]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50页

　　[21] 英文《中国日报》11/29-30/2003: 4

　　[22] 作者注：美、日、欧、台、港、澳资产阶级在大陆享有的待遇，首先应该给大陆资产阶级。中国统一的过程，也是大陆、台、港、澳资产阶级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过程。文革期间对刘邓路线剥削有功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调和论的批判显然是偏颇的。历史证明毛主席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重生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23] 近来，中国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是中国社会的“仇富”情绪。

　　[24] 中央社 （台湾） 2/18/2003.

　　[25] 《中国时报》2006年10月20日报道：“據一份新出爐的報告指出，大陸億萬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幹子女，其中兩千九百多名高幹子女擁有資產達兩兆多元人民幣（下同），在金融、外貿、證券等五大領域擔任主要職務的，基本都是高幹子弟，實際已形成官僚資產階級。近日，中共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及社科院等部門，出爐一份關於社會經濟狀況的調查報告，詳細紀錄社會不同階層的經濟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級公務員收入，已超過西方歐美等已開發國家公務員收入及中產階層。該報告指出，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幹子女，實際已形成了官僚資產階級。「世界經理人」引述報告說，至今年三月底，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境外財產）超過五千萬元以上的有二七三一0人，超過一億元以上的有三二二0人，其中，二九三二人是高幹子弟，他們擁有的資產為兩兆零四百五十億元。億萬富豪的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包括引進外資獲取回扣；
引進成套設備，比國際市場價高出六成到三倍。後者如一套年產五十萬噸化肥的成套設備，國際市場價二．二億美元，但山東、遼寧皆以四億美元報價引進。此外，如操控資源、商品出口獲利；
國土開發靠銀行借貸，無本暴利；
走私逃稅，每年走私進入市場的日本、歐洲轎車三至四萬輛；
獨家包大型工程，一公里高速公路能獲利七百萬至一千一百萬；
操控證券市場，製造假資訊勾結金融、傳媒造市，從中牟利。新華社日前表示，中國社會利益結構發生分化、重組，出現特殊利益集團，集團透過權錢交易等非法活動，催生集體腐敗和組織性腐敗。據表示，上海十家大地產商，有九家是高幹子弟當老闆；
十五家工程建築包商中，除兩家為國企外，其餘十三家都是高幹子弟；
而江蘇的前十數家地產商及工程包商中，清一色由高幹子弟掌控，父親不是現職副省長、省人大副主任，就是前省委副書記、前省法院院長。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決意對「特殊利益集團」開刀，新華社的「瞭望」雜誌近日發表文章，對特殊利益集團及劣行做了詳細披露，矛頭所指及政治風向值得關注。”

　　[26] 译稿在传阅过程中，有学者对此提出如下见解：关于阶级的消亡、产生、重生，社会学界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看人口的构成，包括数量、空间、密度等，有一系列指标。另一种是看其社会行为与阶级意识。我主张二者结合。因此，依我看，中国无论正消亡还是正产生、重生的阶级，均无标志性社会行动（政治的）亦无自我认同的阶级意识。总之，它们没有阶级的经历、事件和由经历、事件而发生的自我认同和阶级意志。孙立平在近作《博弈》中说，中国的政治稳定，社会失衡，各阶级集团进行多元的经济利益博弈，不触动政治基础。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用马克思的话说，即农民无自觉阶级意识，要他人代表，工人是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大家都按经济利益的规矩玩，没有谁反规矩。如果中国当代相当于西欧1848－1872，则与西欧不同的是，提出和谐社会口号时，西欧出现合法性危机，中国提出和谐社会口号却没有合法性危机了，这是很有趣却值得深思的事。

　　[27] 《社会学研究》，2001，16（5）：68

　　[28] 新华社北京2006年9月25日电：
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陈良宇同志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中央决定，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陈良宇同志的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同志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中央认为，对陈良宇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的查处，充分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不论是谁，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

　　“Chinese Fight A New Kind of Land War: Many Citizens Battling Tide of Development”. Washington Post, 9/14/2003, page A01

　　[29] 作者注：沈阳大案显示，这种组织甚至可以发展到大都市，并与省级官员有牵连。

　　[30] 作者注：（一）世界500强企业，中国只有10个；
（二）世界100强大学，中国一个没有；
（三）中国尖端武器研制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正在拉大。作为一个世界体系中的后发者，中国要进世界500强企业、要进100强大学、要研制尖端武器，不得不主要依靠公有部门，而不是非公部门。公有部门是由干部（公务员）而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就是李毅模式把干部阶级置于资产阶级之上的根本原因。

　　[31] 《中国干部统计五十年1949-1998》：第29-30页

　　[32] 《中国日报》3/14-18/2003

　　[33] 作者注：一些基层和边远地区的干部（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的收入和社会声望一直并不很高。现在一些内陆地区的退休干部的月工资也只有500到700元。1979年以前就有一种说法: “27级干部是个逑!” 但综合考虑财富、权力、社会声望，总体说来，干部阶级（现在分为公务员、干部、准干部）高于工人阶级，应是可以成立的。不久前，出现50多名大学毕业生报考一名公务员的情况，是又一个佐证。

　　[34] 作者注：士的风貌的丧失，从欧美中国学生（人士）的状况亦可见一斑。解放前从大陆和解放后从台湾来的中国留学生，终其一生，大多能保持一个士的风貌。九二年以前大陆毕业的大学生，不管骨子里面品质如何，来美后在外表上多多少少也还能保有一些士的风貌。九二年以后大陆毕业的大学生，士风迅失，而市侩习气日增；
有些人在有些场合（如所谓的BBS），有时竟是一幅地痞、流氓、无赖的嘴脸。

　　[35] 作者注：“保先”和“八荣八耻”同时也是对士的精神的召唤。

　　[36] 译稿在传阅过程中，有学者对此提出如下见解：中产阶级的产生是有问题的。中产阶级不等于中层等级。中产阶级的产生要有两个阶级的主体意识的产生为前提。（至少西方中产阶级是这样）。一、工人阶级或底层阶级有了自觉的阶级意识；
二、上层阶级有自觉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而这两个主体意识是在双方的阶级冲突、斗争中产生的。于是，有了既区别于下层阶级，又区别于上层阶级的中产阶级及其意识。而中国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都从计划体制内产生，一母同胞，都未与官府断奶，哪有独立的阶级意识和行为？因此，中产阶级产生也就成了屁话。所以，我也同意你那一句：中国中产阶级在哪里？

　　[37] 《人民日报(海外版)》6/10/2003: 1

　　[38]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21页

　　[39]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2页

　　[40] 《中国统计年鉴2004》，第123页

　　[41] 欧洲《金融时报》6/21/200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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