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信心是最重要的——两部关于大国文明的电视片

　　电视的历史不长。用电视片的形式来展现某些重要的历史过程，尤其是用作重大问题的讨论，如我们曾经熟悉的《河觞》以及不久前播出的《大国崛起》，这种做法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叫做《文明的轨迹》（Civilisation，下简称“轨迹”）的电视片，它于1969年由英国BBC制作，共十三集，每集约50分钟，内容主要是关于西方两千年艺术发展的历史，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等多个重要阶段。在这之前，纪录性质的大型电视片，只有一部内容是关于二次大战的。据 “轨迹”制片人大卫·艾登堡说，拍摄这部电视片最早是为了适应彩色电视机的需要，它是最早在电视上播放的彩色节目，而片中主持人克拉克阐述了它的一个当下需要，即影片拍摄之际，正值西方学生闹学潮如火如荼之时，此时出现了将所有成为陈迹的东西扫地出门的呼声，像我们这里文革期间发生的那样，于是就有了保存这些东西是否一定必要的讨论。将重大事件及问题通过电视交给普通观众，这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

　　一部主要是艺术发展的历史，为什么冠之以“文明史”的标题？克拉克引用他的同胞、艺术史家罗斯金（1819—1900）的话来说：“伟大的国家史记有三份：功绩史记、文学史记和艺术史记。想对该国历史融会贯通，三部史记缺一不可。但最值得信任的是第三部。”也就是说，从艺术史的角度去观察一个民族的心智结构，从心灵的内部描述其实践的生长点和空间，更加可以解释这个民族为什么发展为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实际上这部片子远远不限于艺术史，其内容涉及雕刻、建筑、美术、音乐、诗歌、哲学、科学乃至经济学众多领域，确切地说是一部西方两千年的“心智史”。恰好此地的《大国崛起》（下简称“崛起”）从广义上来讲也是探讨有关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的发展，虽然着重点是罗斯金所说的“功绩史记”即“行动创造业绩”的部分，但两部片子在时间上和视野上都有所交叉，所面临的问题部分是重合的。若将它们放在一起谈论，与其说是一种比较，不如说是一种补充：看看人家在进行自我表述时，有那些东西是被我们有意无意遗漏掉的，尤其是某些重要的不该遗漏的东西，可能还是我们这部电视片中不曾出现过的。

　　关于这位主持人克拉克还要多说几句。此公何许人也？他是一位艺术史家，达芬奇学者，出版了好几本有关风景与裸体画的著作。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英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炮声隆隆当中依旧在伦敦主持举办音乐会，显示出罕见的从容和镇定，因而声誉卓著。担任此纲时克拉克已经年届七十，他不仅是从头到尾的主持人，而且全部解说词都是他一人撰写的。渊博的知识加上雍容的风度，给这部影片增添了充分的信任和迷人的魅力。这部巨型的电视纪录片，是以35毫米的电影摄影机拍摄的，成本十分昂贵，效果奇特地好。据说当年在英国放映时，拥有彩色电视机的家庭还是少数，每周两次，矜持的英国人结伴涌到有彩色电视的人家集体观看。在美国华盛顿首次上演时，观众热情的欢呼使得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独自跑到洗手间痛哭足足十五分钟，普通观众对于专家工作的肯定令他十分感动。这位先生后来被英国女王授予贵族头衔。这部电视片有一个附标题为“克拉克爵士的个人观点”。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一些麻烦。比如在他的叙述当中，缺少西班牙这一块，因为按照他的“文明”的标准，他不知道如何处理“宗教法庭”与“斗牛”这样的事情。

　　物质生活之外的起点

　　先从这样一个细节开始。“崛起”与“轨迹”关于十七世纪荷兰的叙述中，同样都谈到了当年阿姆斯特丹作为最早的资本主义城市，如何地富裕富足；
并且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这个期间的荷兰绘画，那是在西方美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甚至同样引用了绘画大师弗美尔（1632——1675）的《倒奶女工》与伦勃朗（1606——1669）的《犹太新娘》这两幅作品。几乎可以断定，“崛起”的作者没有看过“轨迹”一片，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但是不同的电视英雄对于所见到东西所提供的解释，却大相径庭。

　　“崛起”的作者是这样转入有关艺术家话题的：“作为一个称霸全球的商业共和国，17世纪的荷兰从贸易中获得的巨额财富没有体现在王公贵族的豪奢宫殿中，它们被中产阶级商人们用来建造和装饰自己的住宅。荷兰人富裕的生活图景，被弗美尔、伦勃朗等一批卓越的现实主义画家真实地记录下来”。在这样的表述中，物质生活被当作了艺术活动的起点，富裕的物质生活则是伟大的艺术作品的直接源泉：物质水平的提高在前，艺术家的活动紧随其后。

　　从这个视野出发，“崛起”进一步介绍弗美尔的这副《倒奶女工》，居于画面中心的是一位女仆正在将罐子里的牛奶倒出来，片中的解说词是这样的：“主人公身上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只有良好的营养，充足的睡眠才能塑造出如此健康的体型。这种专注、平和的表情，只会出现在那些没有对饥饿的恐惧，不用时刻担心流离失所，在富足的环境中度过一生的人们的脸上。”注意其中“良好的营养”、“充足的睡眠”、“对饥饿的恐惧”、“流离失所”等表达，同样根植于物质生活水平的发展和改变，强调女主人公不再经受贫困的重重折磨，因而启动了艺术家的灵感。

　　“轨迹”的作者是如何介绍同一幅作品的呢？这位弗美尔拥有的野心和追求完全在别的地方。弗美尔有着与当时借住荷兰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颇为接近的心智，即希冀通过理性来追求心目中的真理，后者曾经花了大量时间来研究胎儿、光线的反射和漩涡等话题，得出了与达芬奇同样的认为万物都由漩涡构造而成的结论。弗美尔则企图在绘画中表达他对于事物构造之谜的解释——世间万物都是呈现于光线之中，不仅呈现于肉眼所见的“自然之光”当中，而且也呈现于笛卡儿所谓的“自然流露的心智之光”当中。此时所谓的“自然流露”，是指不带传统偏见和习俗的影响，忠直于自己探索到的真实，直捣事物的本质。这位克拉克在电视观众面前从容不迫地谈起这位艺术家的哲学实验：

　　“弗美尔是最具知性的现代画家，最大的特点是对于光的热情。这点与他同时代的精英一样，所有从但丁到歌德重要的文明先驱，都对光情有独钟，我们可以视之为文明至高无上的象征，这在十七世纪经历了一个发展。透镜的发展给了光线全新的变化与力量。弗梅尔这样的作品中，纪录了科学研究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他发挥了无比的巧思，让我们感受光的动感。他让光线通过一张起皱的地图，仿佛是要让我们更易于了解光线的行进，他的作品至少提供了四张这种地图”。此时镜头面前展现了一张弗美尔所画的破旧地图，其中连绵的褶皱中流露出光线的奇妙运行，的确让人对这个实验瞠目结舌。在如此累积的基础之上，再以慢镜头推出的这副《倒奶女工》，其绝妙之处就顺理成章了：“用串珠形态表现的光线，也许在老式取景器中可以看到，用这种方法进行的实验，迸发出无比的诗意。我想这要归功于他对光线近乎狂喜的感受”。

　　笔者深知此时不宜讨论对于一幅艺术作品的不同解释，令人感到有兴趣的仅仅是——为什么在这部号称凝聚了百余位专家学者心血的权威电视片中，所出现的视野那么狭窄、那么局促，那么低矮和光线不足。上述列举的关于著名的“荷兰画派”如此“物质主义”的解释，听上去更像是一群刚刚摆脱饥饿并对此记忆犹新的人们的写下来的句子，没有一点专家的眼光。难道在若干年前经历了饥饿之后，人们就要一辈子用肚皮贴着地面行走？不仅是我们自己，也包括我们的下代，都仅仅面临物质(material)和需求（need）这着两座“太行山、王屋山”？过去那种抛弃物质条件只讲“精神能动性”是不对的，但是今天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只讲物质水平的富裕与否，不讲精神与科学的探求，是否仍然重复着过去那种片面性的错误？我们是否仅仅拥有物质生活这唯一一个起点？因而满足了物质需要就万事大吉了？尤其是在今天，当我们的物质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难道不需要同时发展出超出物质的其他眼光，更加完整地体现我们人类成员的身份，体现我们的尊严、价值和经过锻造的人性眼光？而不要表现得那么粗俗和逼仄？

　　在对于伦勃朗那幅画《犹太新娘》的解释中，“崛起”的作者解释画面中男性的一只手放在女性的胸部，说这是体现了“隐蔽的欲望”，而在克拉克的解释中，这副《犹太新娘》本身就是“成人之爱”的表达，其中男主人公公开地将一只手放在女主人公的胸部，并不是什么可以引起丰富联想的“隐蔽”做法，而是表达了一种“温柔”与“信任”。与弗美尔追求理性秩序不一样的是，这位伦勃朗被描述为拥有与十九世纪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相接近的心智，即以深刻的宗教情感去体验及解释人们的六情七欲，反过来也是以人们生活经验场景来诠释圣经，因此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那些佝偻的老人或贫苦的穷人，让人分不清到底是圣经中的情景，还是画家本人在大街上看到的身边故事。这是不同于弗美尔的另一种“现实主义”叙事。

　　此时可以将这个物质生活之外的起点称之为“关心真理与真相”，关心隐藏在事物表面之下的世界秩序和结构。尽管对此拥有不同的解释，但都认为人类身处的这个世界本身有其自身的奥秘和规律，需要对它们持有一种尊敬的乃至敬畏的态度，而不是仅仅提供人类成员在其中建功立业、大展宏图，拿走自己想要的东西。任何个别人功名利禄的考虑都不表明那恰恰就是世界的意志，因此他不能凌驾于这个世界之上，可以无法无天地行事，认为万物皆备于我。

　　在克拉克的叙述中，许多杰出的心灵为探索世界的奥秘和秩序贡献了整整一生的力量，其中最典型的是人们熟知的达芬奇。这位老兄将对于世界的好奇心发挥到了极点，他不仅像咱们的祖先屈原那样，提出无数个宏伟的天问，而且还用绘画的形式，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回答。克拉克在电视观众面前展示了达芬奇用草图绘制的那些奇特解答。那些草图乍看起来就像一堆堆乱糟糟的烫发，只有细看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漩涡的形状为何物？”“岩石如何形成的？”“乌云如何密布？”“树木为何形成森林？”“小树枝如何支撑起簇橡子？”黑刺梅如何在树枝上集结成群？“圣星百合的叶片为何酷似水的流动？”“鸟儿翅膀的构造如何？” 鸟儿为何能飞？”所有这些问题和答案今天看起来既天真又深刻，那是一个科学、艺术和哲学不分家的年代，所有的智力活动都可以归结到探寻某个超越秩序。这个严正的秩序不允许人们在大自然面前表现得像一个妄想狂那样手舞足蹈，像一个赌徒那样贪婪无度。

　　近代发生的变化在于把握这个秩序的途径发生了根本改变，即经验的观察代替了形而上的思辨。“轨迹”的作者克拉克关于荷兰的这一集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经验之光”。有关“经验”的现实与“物质的现实”不能划等号在于——“经验”乃是另外一种探索真理、到达真理的方式。弗美尔的“光”是将经验观察和理性精神结合起来的完美典范，伦勃朗通过观察身边人们来画出圣经故事，也是得风气之变。还有那些著名的荷兰风景画，包括哈尔斯（1591——1666）的许多描写行业人们的群体肖像画，当然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无关系，但是根本上是因为克拉克指出的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上帝的权威被世俗体验、实验和观察取而代之”。人们不再提出“这是上帝的意思吗？”（翻译成我们这里的话来说即“这是上面领导的意思吗？”）而是自己去衡量：“这样做可行吗？”“划得来吗？”“崛起”中化了大量篇幅讲述荷兰人如何“务实”，务实即源自这种新的智慧。

　　克拉克声称自己不懂经济，但是唯一在谈论当年的荷兰时谈到了经济，然而他选择荷兰资本主义经济爆起爆落的第一站是郁金香，因为有研究者发现这种从土耳其引进的花卉品种，其变异性无法推测，于是培养郁金香变成了令人血脉贲张的赌局。而郁金香代表着荷兰人的两种爱好：科学与艺术。

　　信任与自信

　　这部长篇电视片伊始，克拉克就与电视观众讨论了有关文明的概念。文明的发展需要一定程度的物质繁荣，让人们饱暖之余从事休闲娱乐，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拥有信心（confidence），对于所处社会的信心，对于这个社会中的哲学、法律的信念，对于自身的心智、力量的信心。比如，一座经历了上千年的桥梁，不仅是工艺技术上的胜利，而且还体现了人们对于纪律、对于纪律背后的律法、自身力量的高度信任。从这个角度看过去，什么是文明的大敌？克拉克指出首先是恐惧（fear），丧失了信心。“对于战争、入侵、瘟疫的恐惧。人们出于恐惧不愿意建设、种树或甚至计划下一个年头的农耕。再有就是对于超自然事件的恐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人们因此不做置疑、不愿意改变现状。”克拉克的这些句子，调动起我自己的某些童年经验。我来自江苏的沿海地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亲眼看见温文儒雅的父亲，爬上自家天花板，看看那里有没有躲着一个蒋介石派来的反攻大陆分子。因此，每当我独自一人站在父母空荡荡的、几乎一无所有的卧室里，就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或许他们明天就要跟随机关转移了，我们这些小孩子就要被送到老百姓家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种说法，叫做“打碎坛坛罐罐”，因为一旦打起仗来，这些东西除了是负担之外什么都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能够有什么长远的打算、经久的计划？一切都只是临时和仓促的。

　　文明的第二大敌是什么？是无聊(boredom)，是一种万事皆休的绝望，是自己寻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只有渴望有什么外来的东西能够中断眼前的生活，刺激起新的希冀。克拉克举例一首希腊诗人卡菲尔的诗，说的是一个城邦的人们无所事事，整日等待蛮族来入侵他们；
结果蛮族来到家门口又拍屁股走人，等待着的居民因此感到十分失望。这种经验对于我们也不陌生。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主人公马小军整天白日做梦，梦想“中苏开战”，在新的世界大战中，他自己可能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在漫长的等待期间，他就只好先干一些敲门溜锁的事情。差不多同期我本人也学过几句俄语，为了未来的对苏战争使用 ——“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之类。学喊那样的口号，会使人产生一种“提升”的幻觉，终于可以摆脱烦闷无聊的生活，进入到一种非同寻常的事业中去。但其实，在那样一种表面上热气腾腾的生活背后，是一种彻底的空虚和失去意义，失去对于有价值的事情的信念，失去自身存在的立足点，将自己的生活的赌注押在了“敌人”身上，迫不及待地从敌人的错误或者“罪行”中，获取自身存在的证明和价值。所谓需要一个“敌人”，靠“敌人”的存在凝聚起所需要的力量，在今天的某些地方又开始抬头。而如果不是靠战胜敌人来提取自身的意义，那么就借助与他人的“竞争”或者“攀比”，艳羡别人取得的成就暗自企图想能够超过对方，而不是从自身需要、自身力量中提取存在和行为的意义，同样都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表现。

　　不只一代人经历了这样漫长的恐惧和无聊之后，经历了那么多年的仓卒和临时性行为之后，今天的人们是否重新找回到了自己的信心和信念？是否因为信任而建立了一种长久的眼光？是否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而不是除了烦闷无聊还是烦闷无聊？对这些问题的估计，都不应该乐观。而如果不能建立起信心和信念，野蛮的破坏还将继续，不过是以不同的名义罢了，比如人们深恶痛绝的大量“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行为，还有更严重的为追求一时效应野蛮破坏环境。克拉克继而论述道，文明不只是活力意志和创造力，而是对于永恒的追求。

　　从信任和信心的立场，我们再来看“崛起”的作者提到的那只荷兰商船的故事，就变得可以理解了。那位叫做巴伦支的船长，与他的十七名水手因为迷路被冰封的海面困在俄罗斯寒冷的岛屿上长达八个月，靠打猎获取食物，拆下船板御寒，其中八个人不支倒下毙命，但是始终他们没有动一点船上的货物，其中就有可以让他们获救的衣物和药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与他人的契约是神圣的，而作为个人能够严格遵守神圣的契约，正是他们自身神圣性的体现，是他们有信心的人生的表征。所谓“诚信”，不仅仅意味着与他人如何相处，更重要的是对于自身的信心，感到有信心能够公正和正直地做人做生意。“崛起”的作者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用了“难以想象”这个词，在这部电视剧的其他地方，还经常出现诸如“匪夷所思”、“不可思议”、“令人惊讶”之类的表述，它们在制造表面上的戏剧性效果的同时，排除了事情本来拥有的内在逻辑性和理解事物的可能性。包括其最后一集“大道行思”反复使用的“大国之谜”的表达，大国兴起作为历史发展的过程，需要严谨、漫长的理性探求，而不是被当作猜来猜去的“谜”，“谜”的提法多少有些愚弄观众和自我愚弄。

　　从这个角度来也可以理解“崛起”中“工业先声”一集里，重点强调的三个有贡献的人物：牛顿、瓦特和亚当·斯密。该片认为在牛顿出现之前，“人类思想还充斥着迷信和恐惧”，只有牛顿三大定律的发现，才 “结束了这种状态”。

　　为此还引用了休谟的这段话“我们被放在这有如戏院的世界上，每个事件的起源和缘由却完全隐瞒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既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未来，也没有能力防止那些使我们不断受伤害的不幸事件发生。我们被悬挂在永恒的疑惧之中”，并认为这“真切地描述了当时的人们看待世界的被动心态。”此间的逻辑关系被颠倒了。试问如果当时的人们都生活在一种茫然失措的状态，牛顿先生从哪里来的坚信，认为“自然界存在着规律，而且规律是能够被认识的”？更有可能的是——牛顿受其文化背景的影响，首先确信世界是有秩序的；
因为受这样的信念所鼓舞，于是有信心动手来揭示这个秩序的结构。假如没有这种确信作为起点，他不可能开展那样一桩浩繁巨大的研究工程。比较起来，“轨迹”对此的说明则更容易令人信服，克拉克引用当时一位教皇的话来说：“自然和自然定律潜藏在暗夜之中，上帝说，让牛顿点亮光芒。”实际上，生于1711年的休谟，在牛顿于1727年去世时，他才16岁，这位怀疑论的鼻祖迄今看来还是一个“异端”，他所说的远远不代表与牛顿同时代人们的看法，而是另外一个思路。休谟那些表述的意义是在牛顿之后，而不是在牛顿之前。

　　如果不是有着对于世间万物之间互相联系的确信，包括对于自身认识能力的确信，便很容易以一种戏剧性的眼光，夸大牛顿院子里的那只苹果和瓦特面前的那只水壶的力量，认为这些小东西如何偶然地点燃了智者的智慧。而当“天才的想法”被捧得越高，有关知识发明的故事越加变得像是“传奇”，人们自身的认知能力就被贬得越低。显然所需要的智慧不仅来自少数“天才人物”，也来自其余不是这个行列之外的大多数人们。当身为海关职员的亚当·斯密写出了《国富论》，需要有人相信这个无名之辈发现了一桩伟大的真理，相信无论是谁只要他说出了真理，这个真理就值得被严肃对待。“轨迹”的作者克拉克在谈到瓦特、亚当·斯密和休谟时，颇有几分自豪之感，因为这几位与他同为苏格兰人，他指出当时的苏格兰只是一个贫穷、偏僻、半开放的地方，又一次论证了精神成果与物质富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必然的。

　　再来看近代宪法的先声——英国《大宪章》的出笼。贵族与国王发生矛盾，他们于是能够坐下来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心平气和，但起码相信对方是可以信任也是可以理喻的，相信利益激烈冲突的双方都不是“妖怪”，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于他人的信任，其实来自对于自身的信任，相信自己没有正在走向疯狂变得不可控制，不存在恐惧自身内部正在裂开一个大口子一切将覆水难收。对于自身理性的信任，还表现在对于所缔结的“契约” 本身的态度，相信它能够帮助解决问题，信任这个经过讨价还价的东西，代表着他们相互之间的真理，感到自己今后愿意并且能够遵从它，心甘情愿接受它的限制，而远远不是将它当作一纸空文，更不是心怀鬼胎，墨迹未干就在悄悄准备一场战争，夺取最高领导权。由此也可以理解1620年开往大西洋的“五月花”号，在即将登上新大陆之前，41名成年男子于波涛汹涌当中制定了《《五月花号公约》，表明他们“自愿结为一个民众自治团体，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团体利益的公正法律、法规、条例和宪章。全体成员保证遵守和服从”。（见“崛起”解说词）他们怎么就相信运用这种条文的方式就能够解决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纠纷冲突，而不是战争、斗争或者“继续革命”？怎么就相信成为契约、法律的东西是那么重要，而不是朝令夕改或者完全不拿它当作一回事？对比起来，我们这里并不缺少良好的法律条文，作为阅读材料它们都是很好的文本，与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也不缺太多的东西，但为什么就是有人不相信、不信任它们，对于它们采取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法制肯定不意味着推出一部又一部新的法律条文，而是需要有人信任和执行它们，尤其是有人带头信任和执行它们。目前这种置若罔闻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说实话，看“轨迹”这部片子，尽管讲述的是西方两千年的文明史，但是让人不断感到的并不是那种“民族虚无”的感情，相反，是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信任和信心。在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历史上，也有过灿烂骄人的成就，有过让人美不暇接的艺术作品，只是需要我们去挖掘去表达，将之富有尊严地展示给今天的人们。包括对于文明本身的看法：“轨迹”的第一集名为“九死一生”，意即西方文明在蛮族侵占罗马帝国不久，至少有两百年陷入沉寂，曾经灿烂的古代文化几近灭绝，但是后来又奇迹般地得以恢复壮大。同样，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而不是缺乏信心，那么我们民族的文化在近一百多年来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浩劫”之后，也能够重新发扬光大。当然，破坏和毁灭是容易的，建立和建设非常不易。

　　道德与知性

　　再来看另外一些交叉的视野，比如关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和美国。任何对于过去历史的讲述，其实都包含了当下的某些立场。

　　难能可贵的是，在“激情岁月”的这一集中，“崛起”的作者在回顾法国的经验时，突出了法国人看重“思想”的特点，作为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和卢梭都是刻意介绍的。在他们去世不久之后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被表述成“思想最终演变成行动。”在这集的的结尾更是明确强调：“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应该说，这样的表述已经很不一般。

　　问题在于“思想”为何物？产生“思想”的动力来自何方？思想家是不是如同“科学奇人”，拥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发达大脑，能够想出一些别人想不出来的美妙意图？并且，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是“思想”的结果，那么什么样的“思想”必须为其中的暴力恐怖行为承担责任？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崛起”的作者直接面对的，而“轨迹”的作者克拉克正好回答了它们，因此可以看作是对于“崛起”的一个补充，虽然回答这些问题也不是他的当务之急。

　　在克拉克的讲述中，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思想”的故事，而是一个“道德”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道德上“疑点重重”的故事。在介绍完他杰出的苏格兰同乡之后，克拉克话锋一转：“若想了解事情的实际面，我们得走苏格兰；
而如果想走道德面，我们就得回到法国。”这位伏尔泰是个什么人呢？当然他写了很多词锋激烈、嘻笑怒骂的文章，甚至到老都爱插科打诨，但是在面对公平、正义却始终抱着极其严肃的心态，在面对不公时，他就像一头凶猛的牧牛犬，死咬着对方不放。他对于“宗教蒙昧主义”的批判（见“崛起”解说词），并没有使得他本人直接否认上帝的存在，他甚至还掏钱出资建造了一座小教堂。当然，在“百科全书派”的其他同伴当中，不乏的确有无神论者，这些人在超越了天主教及其道德框架之后，引进了古罗马帝国严酷的道德标准，作为新时代新道德的依据。那些为了国家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古代英雄，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推崇。

　　卢梭则是另外一个思路。他是一个感受自然的天才，认为自然人性是最好的。当他写下“我明白了我们的存在，只是一连串透过感官感受的时刻”以及“我感知并我在”并将它们寄给伏尔泰时，后者礼貌地回信道：“没有人如此耗费心思地说服我们接受自身地愚昧，在拜读阁下地大作之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在地上爬着才对，只可惜我在六十多年前就戒掉了这个习惯。”当然，卢梭所表达的以“自然”为尺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道德观，即对自身无限迁就的道德观。在克拉克的视野中，法国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一场浪漫主义运动，革命分子要以“自然教派”来取代天主教，它后来发生的不可控制的局面，与始终保持理性微笑的伏尔泰相去甚远，而是另外一些需要体验无限和凶猛心情的人们所为。一方面是打破一切权威秩序的新冲动，另一方面又是严酷的古代道德准则；
一方面是人权、博爱、平等，另一方面则是腥风血雨的断头台，这是一场既向前又向后的运动。当然，因“道德”诱发而超越了任何“道德”之外的是，克拉克指出：1792年9月发生在巴黎的大屠杀确切地说是“集体虐待行为”，为此火上加油的是一种“国家正在陷入危机”的“集体恐慌”。流血恐怖事件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心理创伤，所导致的绝望情绪深渊心理，在绝望中体验人性的深度，由拜伦扩展开来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成为某种现代情感的典范，成就了不少天才心灵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非同寻常的灾难。

　　如此问题就变得非常错综复杂：从伏尔泰那里我们得知在所谓“思想”的背后，需要一种道德立场的保证；
而从卢梭的那里我们得知，对于某种未经历史检验的新道德，尽管听起来十分漂亮，但是需要对其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审视；
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古代的道德是好的，照搬罗马帝国的严峻道德观并不适应现代社会，最有可能的是引起相反方面的剧烈反弹。这样的故事多么复杂！实际上任何有关道德的故事都是极为复杂的，需要我们以最为复杂和最为谨慎的态度对待之，而不是一说起“道德”或者“思想”就是崇高和绝对的，而要进一步追问什么样的道德、什么样的思想。这是我们这些进行伦理道德及各种思想表述的知识分子本身所要遵循的界限。就像伏尔泰所说的：“只要说错一个字，再优美的意念也会破坏无遗”。

　　在整部电视片中，克拉克运用得最多的词是“知性”（intellectual），在某处他说过：“知性是文明的第一要素”。所谓“知性”可以看作相对与自然秩序的

　　人类本身所提供的“创意秩序”，它一方面体现为各种脑力和才智活动的结晶比如诗歌、哲学；
另一方面体现为那些看得见的形式，比如建筑、绘画、音乐等乃至各种手工活动，都是人们知性的体现，它们给予混乱的自然现象赋予秩序，其意义可以用美国诗人史蒂文斯的一首诗来说明：“我把一只圆形的坛子/放在田纳西的山顶。/凌乱的荒野/围向山峰。/荒野向坛子涌起，/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圆圆的坛子置在地上，/高高地立于空中。/它君临四界。/这只灰色无釉的坛子。/它不曾产生鸟雀或树丛/与田纳西别的事物都不一样”。人类的“知性”就像这只“田纳西的坛子”，它可以使得粗鄙、凌乱的荒野变得清晰有序。

　　克拉克的视野在转向新大陆时，便是从建立在一片凌乱的山峰其间荒草弥漫当中一栋白色建筑说起。1760年代，在当时原住民、猎人和野牛的环境当中，出现这么一座漂亮的建筑是令人称奇的。它正像一只“田纳西”的坛子，使得周围的荒郊野外一下子变得富有生气。它的主人是弗吉尼亚洲的一位年轻律师，设计的灵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伟大设计师帕拉迪奥（1508——1580）的书，据说当时全美唯一一本帕拉迪奥的书就在这位律师手上。当然这栋建筑物不少部分是他自己的发明。这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房子的内部装修显示了其主人执意要解决所有的问题。他将床放在两个房间的隔墙之间，这样他一下床可以自由选择是走进书房还是起居室，螺旋式的梯子则一直通到楼上的更衣室。他书房里的书桌、椅子乃至眼镜都是自己设计的，书桌上还摊放着他收藏的另外一本重要的参考书，其作者是第一世纪古罗马的建筑设计师维楚维斯，这位更加古老的设计师激发了他的另外一些灵感。整栋房子乃至其中所有陈设，都显得“单纯、朴实和独立”。这位律师同时还是一位语言学家、科学家、农业学家、教育家和城市设计师及建筑师，简直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全才阿尔伯提（1404－1472）的“翻版”，阿氏也是一位建筑师，两人同样热爱音乐、饲养马匹，脾气也有点任性、暴躁。当然了，这位律师在建筑方面的成就不及阿尔伯提，因为他还是一位美国总统——说了半天，原来他就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将自己这座山里的建筑命名为“蒙地西洛”，即“小山居”的意思。杰弗逊将这种单纯简朴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带到了美国，其后蔓延至美国东部持续了一百年，甚至抵达西部的麻洲。在他的墓志铭上还特地写上了“弗吉尼亚洲大学创办人”，这个校园全都由他亲手设计，其中安置教授们的“学术村”与学生比邻而居，鸡犬相闻，校园外的小花园显示了他对于独处的热爱，蜿蜒的墙壁是这位总统先生的特殊创意，兼具实用和美感，谁也不知道他的设计灵感来自何方。辽阔的校园形成长方形的三面，第四面则向山区的原住民敞开，眺望远处广阔的原野。

　　对于这样一位人物来说，他当总统无非是为他的民族服务，是在尽一项人生义务。因为他不当总统也活得非常好，非常充实，非常有滋有味。他用不着拼命抓取权力，牢牢地占着某个位置不放，认为只有权力的顶峰才是人生的顶峰，权力上的失败则是人生最大的失败；
他也用不着做出闲云野鹤之状，因为他永远有许多事情可以做，那些美妙的知性活动，是整天围在饭桌前吃得吃不动的人们，永远难以想象和无法理解的。

　　他还说：“当我想到上帝是正义的，而牠的正义不可能永远地沉睡，就让我不禁为我的国家感到颤抖。”

　　这部美轮美奂的电视片一共制作了两年时间，从头到尾由克拉克一人主持讲述，细心的观众会听出越到后来，这位老先生的声音已经有些嘶哑，神态也略显疲惫，面对当年索邦大学那些年轻面孔，他语重心长地做了如下总结：“我相信秩序比混乱好，创造比毁灭好。我喜欢温和，厌恶暴力，喜欢宽恕，厌恶报复。就整体而言，我觉得学识优于无知，心灵比意识形态有价值得多。”由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说出此话，其中的分量自不待言。

　　2007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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