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政惠：史华慈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

　　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史华慈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他所撰写的代表作有《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anFuand theWest),哈佛大学1964年出版；
《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哈佛大学1985年出版。他还有《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CultureValue),1985年由亚里桑那大学出版。这是应邀到亚里桑那州立大学作的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演讲。题目分别是：“中国文化——东方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由田浩整理出版。田浩在序中说，这本书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尽管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仍然反响热烈。田浩强调这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其重申云：“史华慈这两个学术报告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阐述”，“卓具世界眼光。”此外，他还主编过《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Forth Movement)，197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史华慈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起步相当早，而不是一般所以为的开始于60年代。据笔者了解，还是在少年时代就读拉丁学校时，他就表现出对思想研究的兴趣。1938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时，学士论文就是法国学者帕斯卡尔的研究。二战胜利后，他一度到日本工作，他研究过日本的思想史和印度的佛教。所以在1946年从日本回来重新上哈佛大学时，他的第一个志愿还是思想史。在费正清的影响下，他选择了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但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对中国思想史的关注和研究。比较早的例证是，1951年下半年，他在哈佛开设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课程。系列讲座共12讲，从严复、林纾、梁启超、章太炎讲到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鲁迅等思想家。这也许是美国相当早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列讲座。1957年，他撰成《中国思想史：初步的反思》，这是他对思想史的一次重要反思。1959年，撰写了一篇关于儒家思想的论文《儒家思想中的几个极点》，刊载于倪德卫、芮沃寿主编的《儒教在行动中》的专著中。这是美国中国思想研究委员会主办的会议的学术论文专集，撰写论文的学者还有列文森、倪德卫、狄百瑞等。论文显示了史华慈对儒家思想研究的浓厚兴趣和功力。所有这些努力，说明史华慈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由来已久。

　　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又一重要特点，就是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从对近代学者的研究切入的。第一个成功的作品就是《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这本著作揭示了严复在向中国介绍西方思想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史华慈对严复的翻译工作审慎地解读，认为严复在认识西方近代化经验和向自己的祖国阐释方面做了有成效的工作，严复并结合其分析了中国贫困衰落的原因。他甚至发现斯宾塞对自己思想内部的逻辑的理解有时还不如他的中文翻译者。史华慈向西方学界介绍了这位启蒙思想家探寻西方富强原因的艰辛努力。

　　为什么史华慈一开始的思想史的研究是从近代人物做起？他曾谈及这方面的想法。他说，至60年代，自己对历史兴趣的天平，正倾向于地区思想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对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探讨。他说，严复是世纪之交西方思想的伟大传播者和翻译者。严复带着他的时代问题和对西方思想的看法，提出了很多重要问题。一直到共产党人获得政权，这些思想在中国的政治和知识分子中都有重大影响。他在向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提出课题申请时，阐述了这样的想法。他的这一研究目的显然是达到了。诚然，他当时实际上还强调了另一层深刻的思考，那就是出于比较研究的考虑。他写道，“哈佛的教学迫使我要关注现代日本历史的研究，并且也已经导致我从比较的视角去看中国的发展，包括观察现代印度。”史华慈说，他试图用比较的方法探讨西方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学术，包括日本、印度相应情况下的中国近代问题。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沟通和阐述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思想经验。在史华慈看来，中西文化虽然不同质，但跨文化的理解是可能的。这本书完成后，路易斯·哈茨请缨作序。哈茨着重谈到，假如史华慈仅仅展示一块异国土地对一个人的明显影响，仅仅尽职地记录这种远距离的思想交流，“效果也许不会是这样。”他说，史华慈的这本书不是对“影响”的研究，而是“真正的”“比较史学的著作”。其所涉及，“比我们原有的看法更宽更广”，“向西方思想中一些为人熟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这是史华慈对严复成功研究的很关键突破，实际上也贯穿了他后半生学术道路的重要理念和方法。

　　如果说，史华慈一开始的思想史研究是从近代入手的，那么，接下来，史华慈的研究就开始向上下两头延伸。向现代延伸的这头是先出成果的，当然也相对简单，这就是他主编的《五四运动的思考》，一个会议的论文集，着重于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思考了。史华慈对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观点集中在他撰写的引言中。他认为迄今为止还难以估量五四运动所产生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学术意义。

　　不过史华慈没有将这段思想史作为他研究的重点。他花大精力投入的是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是他一生中国学研究、思想史研究的闪光的顶点。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展示了他中国思想史研究很多重要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史华慈何以将自己的最后一步，放在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探讨上？这也要追溯到1965年的一个思想考虑。这是他的一个课题申请报告。史华慈说，在开了几年中国思想史课程后，越来感兴趣于中国思想史探讨，并希望写一本总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阐释性专著。证实有这样的中国思想史，它是活跃变化、新颖而又影响社会的发展。

　　史华慈这部著作大体实现了20年前拟定的方案。对早期周代思想、孔子、墨子、道家、孟子、荀子、法家、阴阳家等逐一研究。他的学生田浩对这本书的内容和特点有较实在的解说。认为《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是史华慈几十年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史华慈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在史华慈看来，有的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史华慈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

　　田浩十分了解自己的老师，他的简略阐述所蕴涵的意义是深刻的。至少，他强调了史华慈所清理和研究的古代中国思想的非凡的努力，确实令很多中外的学者折服。正如《美国历史评论》的书评所说的，这是一本经过多年研究、思考和反思的著作，所做的翻译和琢磨的工夫是巨大的，“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价值的研究，也将是我们以后研究和讨论的基础”，“它会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所有历史学家都将认真看待这本专著。”田浩所强调的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的问题，点到史华慈研究的一个要害处。史华慈在书的引言中就这样说，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已摒弃“西方冲击论”。他们不再认为在西方冲击来临之前，中国是沉默、静止和“无历史”的；
中国“有创造性的”时期不是短暂的，“传统中国”后来的若干世纪内，“中国社会的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内在变化的趋势”。作为史华慈的学生，田浩的阐述，还准确地强调了老师一贯的比较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史华慈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时，也确实重申了这一思路。《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引言着重地说明：“当人们从整个文化取向的层面下降到问题情景的层面上时，跨文化的比较就会变得极其激动人心和启发性”，“真理往往存在于精细的差别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对X文化和Y文化的全球性概括之中。”

　　(载〈文汇报〉2007年1月4日“学林版”，原为作者在“史华慈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报告，本刊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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