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君：促进和谐，从“改善民生”抓起

　　一

　　近30年改革发展成就巨大，举世瞩目。2002年，十六大报告高度评价中国已经达到的小康，可以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成就来之不易，但目前的小康，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如同发展的速度如此之快令世界惊诧一样，社会各阶层受益很不均衡的情况也突如其来，特别刺目地呈现出日愈来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还任重道远。4年过去了，新一届党中央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发展成就斐然。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是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之一，表明扭转“发展很不平衡”、受益很不均衡的态势并非易事。

　　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依然是振兴中华的第一要务，资源配置将依然注重效率，“发展很不平衡”还将继续存在。由此，“效率”与“公平”的磨合很难在常规状态下解决，贫困群体很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常规状态下分享其成果，必将加大又要“快速发展”又要“社会和谐”的难度。既要快速发展，又要受益均衡，“好”字当先，“鱼与熊掌兼得”，必须有超常规的“惠民”措施，通过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力量，扶助贫困群体，改善贫困群体生活和发展条件，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才能解决“又好又快”这道难题的关键。

　　可见，改善民生，事关“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事关改革发展“又好又快”的大局。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以极端负责的态度，积极主动地想方设法，使“改善民生”的工作扎实、持续推进。

　　二

　　能不能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取决于发展观念能否转变、发展方式能否转变，而且取决于我们在巨大的成就面前有没有居安思危的清醒认识，有没有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尽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此重要，但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国情是经济落后、发展缓慢，我们不得不放弃“大锅饭”式的均衡发展方式，选择“效率优先”。事实已经证明，“效率优先”的非均衡发展方式极大地激活了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全国呈现出百舸争流、竞相发展的态势，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谁也不能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持续发展，谁也不会怀疑我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快速发展，甚至，想慢也难。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发展慢了不是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已经破解。然而，新形势下，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又冒出来了。“效率优先”，非均衡发展，不可避免“发展很不平衡”，“受益很不均衡”。而且，非均衡发展愈快，“受益很不均衡”的情况必将愈严重。尽管改革发展以来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目前绝对贫困人口不到3000万，但中国已经形成一个新的高收入社会阶层。据统计，目前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从业人员约1.5亿人，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超过低收入群体10倍以上。无论是来自国家劳动部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还是来自权威学术机构的调查统计，都显示中国基尼系数越过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即使中国国情特殊，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不适合中国，但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受益很不均衡”的发展态势，不符合改革发展的本意，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求。

　　“发展慢了不是社会主义”。这个观念，我们已经根深蒂固。而发展快了，但出现严重的“受益很不均衡”，仍然不是社会主义。这个观念，却是新课题，在今天，则是严峻的现实问题。发展快，往往看得见，摸得着，是显现的政绩。而发展好，往往是清扫死角，铺垫未来，是潜在的政绩。在比拼发展速度的情况下，追求发展速度，实现政绩显现化、最大化，资源配置向效率最大的领域倾斜，政府财力也向效率最大的领域倾斜，往往是地方官员的最佳选项，这似乎可以理解。由此，“受益不均”日益叠加。

　　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实践是逐渐缩小贫富差距而不是扩大差距，“受益很不均衡”与社会主义事业背道而驰。任其“受益很不均衡”继续恶化，必将导致两极分化。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告诫：“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1987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由此，我们务必警钟长鸣，务必清楚如果不能扭转“受益很不均衡”的态势“就可能出乱子”，务必把“改善民生、促进和谐”上升到事关改革发展大局、事关社会主义事业兴衰的高度来认识，来实施，来推进。

　　三

　　我们习惯了这些观点：“只有蛋糕做大，才能更好地分配”，“发展了，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事实表明：在生产要素也参与分配的情况下，蛋糕做大后，蛋糕分配并没有使多数人满意。比如，个税调节是实现公平分配的重要途径。1994年起，我国正式实施个人所得税税法。尽管税改步步深入，仍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普遍存在“越是有钱人缴税反而越少，甚至不缴税”现象，中低收入阶层却成了缴纳个税的主力。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自工薪阶层，“二次分配”不仅没有缓解而且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从2007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年所得超过12万元者自行纳税申报。自行纳税申报开展两周以来，据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进行个税申报的人数为172，广东省503人，均低与西部城市重庆市521人。难道西部重庆真的比东部上海、广州发达吗？否。这一切表明，按“效率优先”原则不少优先占有社会资源而富裕起来的人，并没有自觉地、积极主动地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当贫富差距问题还处在苗头时邓小平就指出了“贫富差距”危害性，“贫富差距”这个涉及制度根基的问题，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不仅没有缓减，反而加重。究起原因，无论是个人还是地区，对发展和做大蛋糕都有它自身的规律，那就是对“效益最大化”不断地追求。这种追求，在发展中国家，更是一匹脱缰的黑马，其惯力会滚雪球般日益增大。所谓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也仅仅是在不影响自己追求更加富裕、更快发展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由此，在体制建设还处在完善过程中，政策设计还存在疏漏，政策实施还缺乏刚性的情况下，受惯性追求的冲击，发展中出现的“受益不均”问题不仅不可能自动解决，只会越来越难以解决。所以，中央反复强调“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绝非危言耸听。十六大以来中央推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主题很明确，旨在转变非均衡的发展观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就是要扭转“受益很不均衡”的发展态势。

　　四

　　“改善民生”，“民”是谁？低收入群体是民，“新的高收入社会阶层”也是民。置疑“民是谁？”好象是伪问题，实则是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这就已经为强者的发展铺设了坚实而宽广的体制平台。在这个大背景下，强者的生存和发展还需要我们去改善吗？事实上，我们的观念中，“民”包括了强者，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时候，似乎中性的政策，从实施效果上看，由于强者与弱者的竞争实力不同，受益最大的往往是高收入群体。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兴起和壮大，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走向世界的希望之光。同时，低收入群体的生活与发展的窘迫也凸现出来。“不公”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民”是谁？成为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为什么一些重特大群体性事件表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就因为“不公”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无直接利益冲突”则是这一社会情绪的发泄。在特定的利益格局下，中央要求要“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改善民生”，这里的“民”，特指低收入困难群体。“改善民生”，实施“惠民”措施，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之举。

　　无疑，从根本上改善低收入贫困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的状况，最终还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取决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是治本之策，但这些都需要一个过程。解决好贫困群众的生活与发展，却是很迫切的现实需要。仅此，改善民生，实施惠民政策，极其需要，如同雪中送碳，春风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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