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感觉“官商勾结”的脉像

　　官商勾结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事情，古而有之，不足为奇。然而，伴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进程的加速，中国安全事故却大量发生，这在煤矿行业表现最为突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认为这是 “官商勾结，官煤勾结”的结果。国内外许多技术专家对此十分不解，他们搞不清楚这些纯技术性事故会与“官商勾结”有什么逻辑联系。其实，在儒学文化语境中，“官”一直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征意义，“商人”一直与“贱”、“奸”为伍，然而，当“官商勾结”在一起，百姓对此心有余悸、心存疑虑、望洋兴叹。

　　一、“铁拳”难医“官商之恋”

　　安全问题伴随人类社会始终，任何一个社会在其处于急剧变迁（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安全事故的发生总是表现得更加突出（如1848年前后的欧洲），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煤炭安全生产早已不是技术难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也基本上实现了煤矿的安全生产。但是，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却使我国的煤矿事故长期、大量地被复制，数字不断被刷新，规模不断被升级。

　　在众多解读安全和事故的学说中，有一种解释引起了学界和民间的高度关注。“官商勾结”引发大量的安全事故，使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代表政府职能部门作出一个政治判断。这说明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根治安全事故要从治理“官商勾结”的层面展开。用政治手段根治安全事故也许是一场无烟的政治风暴，但也可能是一场没有结局的唐吉坷德式征战。

　　 2004年，广东“八七”矿难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也曾悲愤指出，“矿主发财，矿工遇难，政府埋单，我们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我们一定要用铁的手腕，防止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明治理“官商勾结”路径的路径选择，不可能脱离现实的客观分析，政治上治理技术腐败是中国国情使然，然而，经过从中央高层的政策治理到地方关闭爆炸行动，时至今日，同类的安全事故依然如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几年来不停地、不厌其烦地向世人公开解读“官商之恋”，使“官商勾结”这个政治忌讳渐渐地演变为民众与政府的共同话语体系，人们讥讽“官商勾结”，痛恨官商痼疾，但是，又无不暗恋、羡慕那令人唾弃的“官商之恋”。

　　二、“官商之恋”与“官商勾结”的文化传承基因

　　在中国，官商一体并不稀罕，据钱穆先生考证，早在封建时期，交易活动都是从王公贵族所拥有的山林矿泽开始的，而这些地方均属私人禁地，因而商业活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偷盗的色彩。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戒律环境中，如果没有官的庇护，商人一天也不能生存，所以，中国商与官的长期博弈，商人受控于官，不得从政的传统是随着国家的强大，逐步得到巩固的，它不可能因市场机制的建立而从本质上发生彻底的改变。

　　权力与市场交易的结合有几千年的渊源。鲁迅先生称清朝末期胡雪岩为“中国最后一位商人”。胡早年投靠地方官员，后结交了清朝大员左宗棠，从一个跑堂的伙计变成了资产达到约3000万两、19世纪中叶富甲天下的中国“官商”。胡雪岩说：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争斤论两。所以，中国人做生意不能没有政治靠山。做官也不能因用政治权力至高无上，忽略了官商延绵千年的血缘清洁，失去发育、培植商务情网。

　　在中国，由于没有经历资本与市场发育的时代，中国就没有完整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历史。资产阶级是怎样利用权力与市场媾和，留下了历史性的空白。“中国最后一位商人” 胡雪岩完成了中国式“官商勾结”基因颤变。经过漫长历史的演进，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把“为政要看《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奉为“圣经”，可见胡雪岩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古代的著名富豪中，从吕不韦、白圭、陶朱公到沈万山，再到那些我么身边的“红顶商人”，中国巨富无不是沿着官商结合之路辉煌腾达的。

　　三、“官商勾结”与“官商一体”的法理轨迹

　　“官商勾结，”是在市场交易的条件下，公共权力与市场的完美媾和。资本勾结权力，权力投靠资本，乃是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最普遍、也是基本的属性。早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在权力和市场的勾结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赤裸裸地打火劫舍，还后者是洁白台布下暗中交易。

　　中世纪英国，行政性垄断的“官商合流”十分盛行，当时英国的法人社团，就是经济组织兼有行政职能，它由国会授权，由市政官员、商人代表和行会师父组成的，在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紧密结合下，权利与市场被滥用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它既可以帮助商人取得特许状，也可以与商人行会共同作为垄断权的受领人。既能左右行政权力，又能将把权力变成生财之道。到17世纪 私人资本才获得了渗透的空间，但权力退出市场仍然经受了数百年的历程。

　　要想从本质上弄清资本主义历史上权力与市场的关系，我们还要回头看一看，西方文化中权力与市场寓意。从早期“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争论第一次将世俗与神界分离，到“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的文化复兴，从伦理上彻底将官与商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实现了分离。这个分离的过程在西方社会同样也历经了漫长痛苦的历程。

　　现代西方官与商的关系仍然十分密切，利益集团之间通过公开的利益博弈，最后以法的形式影响政府决策。政府职能通过契约获得权力，通过宪法保护个人行为，通过法律规范市场，官商之间的关系是国家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两者的活动严格限制在《宪法》与《民法典》之中，这种公开的“官与商”、“商与民”的关系，人们称之为“宪政”。

　　西方商人或利益集团通过合法的、公开的渠道，学会了妥协、退让、合作和共赢，政治家代表自身阶级的利益，但必须遵守法治规范，学会用公平、公开、公正的政治准则协调利益纷争。在中国， 商人不能从事政治活动是一个历史传统，这种轻视商人的起源和对中国的影响十分恶劣。中国商人从不通过合法、公开的渠道获得利益，一直沿袭着不介入政事的习惯，以至于到21世纪的今天，还没有形成利益集团的公开博弈的政治机制，他们只能与官员形成密切关系，以至于左右政治政策获得垄断机会和独享利益。

　　四、“官商勾结”的社会文化认同

　　中国的官商关系和西方的演进路径大不相同。商人依赖于官，被官控制，官商牢牢紧扣是中国几千年大不变的定理，这种官员滥用公共权力与私人牟利的企图，彻底瓦解平等的契约精神和自由竞争性市场制度的根基。从文化传承上将，民众对官商的天然之恋普遍存在着仰慕之情、认同之感。

　　春秋战国时，由于列国纷战，各国诸侯急于寻找社会力量，以壮大自身，商人尚可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自秦以降，集权国家注意到了 “商人”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使其有足够独立的经济能力和对抗社会控制的能量，并逐步采取打击政策。在经济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在社会意识中努力形成一种以“商”为贱的风气，这里的“贱”实际上就是让民众认同了商人的“奸”，容许他公开地与官勾结。

　　儒家理论中经济问题伦理化取向，使得这种国家心态更根深蒂固的保持了下来。传统农村宗法社会的组成一直延续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儒家广泛推行“礼”，教化民众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使得“士、农、工、商”的社会秩序不但与封建专制体制吻合，逐步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也使得以血缘文化为主的民间社会与国家意志达成共识。

　　统治阶级要维护自身的地位和权力，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处于较低的层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儒家文化的经典，也是专制者长期是大众处于蒙昧状态执政理念。在儒家文化的教化下，民众对这种宗法秩序确信不疑，而至于顶礼膜拜。民众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意味着对集权统治秩序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默认。

　　五、难以辨别的“官商身份”

　　法国学者福柯在其《词与物》中，对中国人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作为其灵感的来源，感到不解。实际上中国人一直是按纲常“礼仪”，去思考问题，指导社会实践，法国学者福柯笔下的“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就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捆绑中国几千年“阿Q”情节。可悲的是这种情结是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把对“天”、自然界等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转化为对现实社会中“势”的崇拜。有人还把这些怪异现象和儒化群体称之为“红帽子”或“红顶商人”，百姓赞叹“红顶商人”与佩服“胡雪岩”空前伟绩都是来自同一文化遗传基因。

　　在现代社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人”敢于无视政府的存在，蔑视法律的尊严，而现实中的中国“红顶商人”习惯于按照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处理商务，干预政务，且容易实现左右政府的目的。“中国商人”超凡的天赋和超越法律的能力，也正是成长于这种儒教式的权力运作方式，在这种政治文化搅拌下，可能官员的身分尚能从权力来源上鉴定出来，但是，你永远搞不清那些“账房先生”掌管了哪些公共权力，控制了哪些公共资源，袋子里装有多少公共服务项目。所以，在一个没有真正公开、公正、公平意义上的市场环境中，商人的光环永远环绕权力，其市场那个功能就有可能被彻底“异化”。

　　官商身份的模糊性弱化了个体、群体的合法利益，损害了利益集团利用公开平台追求合法利，阻塞了利益博弈的制度性通道。如果没有一个明确权力、明晰利益分配，人们自然把获得非正常 利益的希望寄托于官僚系统，尽力在权力周围编织灰色的利益网络，然后，便以合法的形式，垄断权力资源、政策资源、信息资源乃至于市场资源，征服所有的市场竞争者，消灭一切敢于挑战“官商”权威、觊觎“官商勾结”利益的妄为者。

　　我们从以上史实和李毅中的精辟总结，已经可以依稀看出现代中国官商的关系与古代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基因，其本质没有区别。所以，作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的李毅中，把煤矿事故频发看作是 “官商勾结，官煤勾结”的结果，并非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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