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刚强：贵州本土草根组织的本土成长道路

　　贵州本土草根民间组织的成长，原生性比较强。作为贵州本土草根民间组织的共同平台，贵州发展论坛在推动本土草根组织的本土成长道路方面也起着积极的作用。两年半前，一群本土人士开始讨论，酝酿建立支持贵州本土草根组织成长的平台，并于05年底正式成立贵州发展论坛，06年5月完成了治理架构设置并正式开始提供服务。贵州发展论坛目前由来自不同工作领域与不同组织形式的五个人组成协调小组，分别来自城市支持农村发展的志愿者团队、从事城市社工的志愿者组织、通过民政登记的专业社会发展研究机构、以寻求提供有价值服务解决自我生存和行动推进的教育团队、大学生志愿者团队，并在本土顾问的支持下开展工作。贵州发展论坛尝试总结了目前中国NGO的成长经验，同时，结合本土草根组织及公益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草根组织成长的本土化道路。目前，贵州发展论坛共有贵州本土民间组织及从事发展工作的科研机构等成员共20余家。由于是各草根组织的协作平台，贵州发展论坛并不寻求注册，相关公开活动由有合法身份的本土机构召集。

　　贵州本土民间草根组织成长的原生性

　　贵州本土草根组织，除少数外，绝大多数都不是在国际机构项目推动下成立的。这些草根组织如民间助学促进会、蒲公英助学组织、大山助学社，意气风发红十字会，E气风发公益俱乐部，乡村善治中心，贵阳天行教育发展中心，贵州省青少年校外教育研究会、贵州人公益网、雷山农技会等，都是本土人士基于对贫困弱势人群的关注及本土社会存在问题的自发回应、从而组建起来的。她们当中的大多数，基本上没有和国际性民间组织及基金会合作的经历，在过去的几年中，完全靠本土资源的力量作了大量的支持弱势人群的工作并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通过贵州发展论坛，贵州本土草根组织也初步建立了资源与信息共享机制、及在一些发展议题上开始了相互合作，并且除了所关注领域的工作的继续推进外，在能力建设、机构成长与稳固等方面也有了协作与经验分享。

　　贵州本土民间草根组织成长的多样性

　　从回应问题方面，贵州本土草根组织关注的领域有教育公平、可持续发展教育、反贫困、城市社区建设、社工、非正规就业者的市民待遇、乡村治理、社工、生物多样性与环境保护、乡村组织建设、HIV、智障儿童成长权利、文化多样性等方面；
从组织形式及治理架构看，有着与国际民间组织成熟运作机制看齐、并有包括理事会在内的完整治理架构的组织如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也有以顾问团形式提供理论与方法论支持的乡村善治研究中心，有因对教育问题有共识、并形成自己的理论与行动逻辑的一群人组织而成的专业性发展教育的推动机构贵阳天行教育发展中心，同时还有以志愿者网络性质存在的团队如贵州人公益网、意气风发红十字会等；
从资源来源看，有与国际机构合作共同推进本土发展议题解决的机构（如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乡村善治中心等），也有利用充分利用本土社会资源为弱势人群提供服务的团队（如蒲公英助学会、意气风发红十字会等），还有通过为成员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而生存的组织（如雷山农技会等），也有将成员成长与公益服务融为一体的阳光志愿者之家；
从组织存在方式看，有正式通过民政部门注册的机构、有挂靠事业单位或者作为其他组织的分支机构开展活动的团队、也有通过工商登记的组织、还有以志愿者聚合体存在的网络。

　　贵州本土民间草根组织的本土化生长道路

　　贵州本土民间草根组织参与的贵州发展论坛，除了行动上实质支持成员组织的成长与资源共享外，也作了关于本土民间草根组织成长的经验与理论总结，同时经验与理论总结的成果反过来又成为支持贵州民间草根组织本土化成长的重要支撑，其本土化生长道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回应本土问题：原生性很强的贵州草根组织，大多数都是本土人士对本土社会问题有充分关注并形成行动共识后聚合在一起而产生的，从组建一开始，其行动就直接指向本土社会问题的解决，而非受到国际组织启发。当然，其中一些组织对全球性议题也有关注，但其出发点还是在于其关注的本土问题与全球性议题的同质性。对本土社会问题的关注而产生的责任意识从而形成行动的动力，是多数贵州本土草根组织的共性。她们的自发行动，可以被理解为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本土民间社会的回应机制，也是本土民间社会为追求社会幸福而作出的主动选择。

　　2，资源本土化趋向：贵州本土草根组织，由于多是自发性、内生型的组织，与国际机构及海外基金会的接触并不多，有些甚至从未有过与国际机构与海外基金会接触的经历。她们当中的多数，基本上都是靠本土人士的行动参与与成员捐赠来为弱势人群提供服务，如意气风发红十字会、E气风发公益俱乐部、大山助学社、贵州民间助学促进会、浦公英助学会、启恒学堂、一盏灯助学组织、心灯图书室等。同时，包括乡村善治中心、天行教育发展中心、意风发红十字会等机构还在想法筹措建立支持本土公益事业发展的社会企业，并作了详细的计划，以寻求公益及社会发展事业的资源自给能力提升。除此之外，还希望寻求省内外的企业及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人士的支持，通过合作的方式解决资源本土化的问题。当然，资源本土化绝非意味着这些组织不需要得到国际性机构的支持，恰恰相反的是，国际性机构的前期包括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是在当下真正实现资源本土化的重要前提。同时，对于新生长出来的民间组织，还没有得到社会认知的情况下，得到国际性机构的支持，先生存下来，作好事情并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服务，才能建立与公众的沟通渠道与问责机制，及提高社会认同以实现资源本土化的可能性。上述的民间组织要想将公益与社会发展工作的本土化支持作得更好，同样也需要各种能力建设与项目活动的支持。

　　3，本土社会的广泛参与：这些贵州本土草根组织认为，公益与社会发展工作应该是本土社会全面参与的事业，除了直接为本土需要帮助的人士提供服务外，她们还希望有更多的本土人士通过行动参与（志愿者）和捐赠等方式，和她们一起共同推进相关问题的解决，所以她们特别强调有策略的通过志愿者传播、互联网及传媒等方式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这些草根组织将提供直接服务与推动社会参与整合到自己的行动当中，她们相信，当全社会都参与到支持弱势人群的发展和公共事务管理、支持公益与社会发展当中时，和谐社会建设的民间回应机制也就具有了，公平、正义的社会基础就有可能建立起来，而社会幸福的目标也就有可能实现。她们提供了各种机会，为各类人群提供参与的空间，如乡村善治研究中心，其财务由提供长期稳定服务的志愿者担任、办公室服务方面的工作由大学生志愿者提供、乡村社会调查和乡村社区发展工作也充分接纳关注三农的志愿者参与、其社会倡导的工作则由相关领域的资深人士提供帮助。而贵州发展论坛的活动策划与实施、行动顾问、网络支持等方面的工作，也多由各种专业从业人员提供志愿支持。同时，一些贵州本土民间草根组织还努力寻求并得到了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的真诚关注。正是有着社会的参与与有效支持，一些草根组织依靠本土支持力量持续作了大量的工作，如贵州民间助学促进会和浦公英助学会，在数年时间资助了数以千计的贫困孩子读书、大山助学社援建了多间学校并资助了数以百计的贫困学生和多名乡村代课教师、意气风发红十字会为贵州在云南的十多名抗战老兵和贵阳的多名孤寡老人提供了生活费、医疗费支持和其它必要的服务，而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就开始的援建乡图书室计划的另一个民间团队，在十年期间通过本土社会参与的力量已建成了几十间乡村图书室。

　　4，行动理论本土化：在公益和社会发展工作理论本土化方面，贵州本土草根组织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众所周知，虽然中国也有公益、慈善的传统，但现期中国民间组织的行动逻辑还主要来自于向国外社会的学习。贵州的一些人士认为，在文化与国家治理方面，中国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差异性，中国没有西方社会的宗教背景，中国传统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与西方社会也有很大不同，并且，本土民间组织是在回应当下本土社会面临的具体问题，国情意识会是重要的考虑，所以有些经验不可能照搬国外，其理论基础也需要重新建立。所以，他们对本土社会问题性质进行了研究，对社会问题的“裹胁”性质有了充分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追求社会幸福必须打破“裹胁”、“让一部分人先行动起来，再带动其他人行动”，通过公益与社会发展工作的社会参与，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突破社会信任的瓶颈，实现“社会组织化”，从而提升回应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幸福”目标的“社会行动能力”。在强调爱心与责任感的同时，其理论探索主要从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行动的关联出发，力图建构本土人士可接受的、符合中国传统与国情现实的公益与社会发展的民间行动逻辑。

　　当前贵州发展论坛面临的挑战与回应策略

　　虽然贵州本土草根组织在本土成长道路上走了几年并作了大量的努力，但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依然是社会参与不足。社会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些草根组织现在还比较弱小，在行动能力与社会倡导能力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经验与社会支持，另一方面也在于一些组织缺乏“合法”身份而不能大力通过媒体或者公开募集资源以增加服务与发展能力。国家法律与民间组织的管制限制是制约本土民间组织生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大多数组织相信，在目前，不能等待相关机制的完善，而是要通过推动社会组织化及民间组织行动回应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有益探索来推动相关机制的生成。要打破“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格局，需要先作些有益的尝试，推动民间组织的独立性与多样性生长，真正体现民间行动对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性意义，为相关机制的生成提供路径参考。

　　所以，贵州发展论坛在工作定位上，主要着眼于四个方面。第一方面要练内功：即支持现有的本土草根组织的能力建设，在草根组织的内部治理、行动能力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提高草根组织进行公益和社会发展行动的策略能力、协助草根组织建立透明、公开的财务管理机制和项目运作机制、加强草根组织的问责性建设，通过草根组织能力建设降低公益与社会发展工作的社会参与同沟通成本，为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作准备；
第二方面要加强社会沟通：通过民间组织的问责机制的建设，建立向全社会“可交待”的机制，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建立与市民的信任关系，让更多市民了解本土民间组织的工作、明了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行动之间的关系，建立社会认同基础，提供更多的行动参与（志愿者）和“可得到交待”的捐赠机会，推动公众参与；
第三方面要催生新生组织：贵州发展论坛希望在合适的时候，通过发布新议题征集志愿者参与的方式，不断的催生新的、能提供更多社会公益服务的小组和团队，在贵州发展论坛得到市民认同的基础上，支持她们的多样化生长与发展。所有这些工作，我们都希望能和政府保持沟通，以得到必要的支持；
第四方面，在推动本土机构回应本土社会发展和公益需要的同时，贵州发展论坛还强调具有国情意识，在分析问题和进行工作推进时，除了民间视角外，还需要有地方视角和国家视角，真正体现民间组织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建设性作用。当然，这并非是忽略国际性视野，更非是拒绝同国际机构合作的机会，对全球性议题（如WTO与全球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社会性别、赋权等）,贵州本土草根组织也会有充分的认知与主动回应，这些回应也基于本土需要，同时回应也是多样化的。而且，在成长期，贵州本土草根民间组织也会保持非常开放的心态与学习的态度，更需要在机构能力建设方面借签有益的经验，同时，也需要各种平等、友好、真诚的支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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