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祭

　　总有那样一些生命，他们或许一生永远失败，或许长久耽于绝望，他们生前并无正人君子的头衔，也没有决胜千里的战功，但是他们短促的生命，附丽了一种永恒的精神，这精神铭刻在古旧的书叶里，犹如火光深藏在石头间，当后来者的目光触到那些四方的文字，古旧的书叶间便窜起精神的火苗，这火苗，让寂寞者有所慰安，孤独者有所温暖，虚无者受到抚慰，苦痛者得以前行，这火苗，让精神的天空不再虚妄，思想的大地不再荒寒。

　　鲁迅，正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存在。

　　七十年前，即1936年的10月19日，鲁迅停止了呼吸。从这一刻开始，除了先生自己的文字，其余与这个名字相牵连的一切，都已经不再重要，不管是那面“民族魂”的旗帜，还是三个“家”的危冠，“主将”、“旗手”的华衮，抑或各种各样的中伤。惟一赋予“鲁迅”这个符号以意义的，只有那些啼血一般的文字。七十年过去了，这些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王实味、胡风、萧军等一大批革命青年曾在他的感召下以笔为旗，向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发出抗议。像徐复观这样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因为早年曾受先生影响，而对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有着顽强的体认，并由此最终走向反抗国民党的道路，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把徐复观称为“鲁迅式的儒家”。而到了“文革”后期，钦定的脸谱最终掩盖不住自由精神的天火，一批知识分子，像钱理群、林贤治，纷纷在思想的煎熬之中，从披着红皮的鲁迅文字中看到勇气和力量。造神时代终结之后，鲁迅虽然被纳入统一的教科书体系与“教授学者之流”的学术话语之中，但是，那些庞杂的术语依然掩盖不了他的文字的火光，甚至文革后出生的民间学者，像范美忠、于仲达、韩立勇等年轻人，也得以拨开政治话语的迷雾与学术话语的荆棘，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去独立地认识鲁迅、接受鲁迅。

　　鲁迅的精神核心，就是反抗。他的生命存在，横亘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间，呼吸于方生方死的大时代，他肩住黑暗的闸门，闸门里面是压抑人性的大家族，吃人的礼教，闸门外面是不可知的未来。这种“不可知”终身蛊惑了他，即便他为夏榆的坟上平添一个花环，即便他在上海曾为苏联的变化辩护过，但他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希望，没有一条确定的道路。如果要探求鲁迅的时间意识，那么只能说，他的时间总是终止于当下。他深味老社会、旧势力的黑暗，同时怀疑未来或有的光明，对这光明，因为其或有，而催使他如过客般前行，也因为其或无，而催使他做绝望的反抗。鲁迅的反抗之所以彻底，在于他既看不到未来的黄金时代，也没有豪迈的启蒙理性，他始终在怀疑，在批判，反抗——即便是对社会不公正的反抗在鲁迅这里，已经由政治层面，提升到人性的层面、道德的层面、精神的层面。在当下的汉语语境中，“左派”和“右派”，已经失去了原初的意义。但是，有了鲁迅，“左派”得以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坐标，正如有了写人权系列文章时期的胡适，“右派”建立起了一个坐标一样。

　　同时，鲁迅的反抗，不止于对社会不公正的抗议，而更加体现在对生命虚无与绝望的反抗上。在鲁迅的时代，“现代”的精神危机迭现，叔本华式的悲观，卡夫卡式的荒诞，萨特式的虚无，都嵌入时代的灵魂之中。作为一个敏感的文学家，鲁迅深味了一个激变时代中的精神苦痛，并用一本薄薄的《野草》去记录这苦痛，与他面对苦痛的方式。鲁迅用“死火”和“影子”，为中国思想史写出了一个无所凭借的中间地带。对影子而言，一旦告别，“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对死火而言，一旦苏醒，离开冰谷它将烧完，留在冰谷它将冻灭。鲁迅从他的生命体验出发，对希望、绝望、虚无、反抗等哲学词语，乃至革命、自由、权利等政治学词语，做出了全新的诠释。在鲁迅那里，反抗的对象不止是权力对自由的有形或无形的威胁，而且是反抗生命所遭遇的虚无、荒诞和苦痛。

　　七十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鲁迅那里得到精神的慰籍。在这七十年里，这片广袤的土地常常显出精神的荒寒，也曾有过持续的无望。但是，他的存在，除了总是让一部分人不快，也总是让一部分人温暖。只要社会不公仍然存在，鲁迅的杂文，就会一遍又一遍地被引用；
只要生命依旧虚无，鲁迅的散文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击中灵魂；
只要文学还有价值，鲁迅的小说就会一代又一代成为艺术的源头。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无法忘却鲁迅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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