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新知青文化

　　今年暑假，自行组织了一个十多人的“还乡团”，重返当年插队落户的北大荒农村。第二故乡作为一个不通铁路的农业县，人均年收入仅两千元左右，仍为贫困状态。农村还是土坯草房、泥泞的路；
但内在的变化之大，在我看来是实质性的。由于已经实现了机械化，使用化肥和除草剂，农民的劳动强度大大降低，一年只需干两个月的活。素来闭守恋家的乡亲大量外出务工，墙上的口号是“走一人富一家，走一户富两户”。屯子里出现了资产百万的富裕户。虽然近年来大豆价格走低，农民手里毕竟有了闲钱，各家都有手机，如厕用纸，小孩零食不断，一些农户安装了简易的太阳能洗浴装置。这些变化是令我难以想象的，极为欣慰。相形之下，乡村教育的贫困和文化的凋敝则十分触目。

　　我们此行并非单纯的怀旧。老知青通过捐赠，帮助屯子建立了一个拥有1200册书的“知青图书馆”和一个电脑信息站，以为农村增添一些文化内涵。同行的还有6位“80后”的小知青，他们通过支教活动体验农村，认识农村，建立与农村孩子的感情。事实证明，他们的收获比我们更多、更重要。

　　8月1日，来自上海、北京、哈尔滨、宁波等地的数百名老知青，在黑河的爱珲举行了“黑龙江知青纪念馆”奠基典礼。是日，黑龙江的游轮上欢声笑语，许多老知青带来了自己的子女，与会的还有上一代知青的代表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当上海知青代表团打出“向黑龙江的父老乡亲问候”、“黑土地上有我们的爱”的巨大横幅时，不禁令人动容。又一次感受了在滚滚红尘中似乎已经消散、以一代人的青春和血汗造就的共同情感和文化。

　　无论是建知青纪念馆，还是携子女还乡的热潮，可以看到知青文化进入了它的第三期。伴随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知青大返城和知青文学的兴起，第一期的知青文化是以控诉和揭示苦难为主要特征的。90年代初，以《北大荒风云录》、《草原启示录》等为代表，出现了知青回忆录的高潮，可以视为知青文化的第二期，其基调是“青春无悔”的怀旧，招致了年轻一代的误读和批评。30年之后，已整体进入退休年龄的老知青的基本诉求，一是将自己对农村的感情和联系传递给下一代，二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回报第二故乡。因而，第三期知青文化不再具有当年那样强烈的批判性和社会性，温馨、理性而更具建设性，体现的是教育性和公益性的价值。

　　如研究者所言，青年知识分子对农村的关注和参与是一个世纪性的主题。从五四时期开始，经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抗战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五六十年代知识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走向基层和农村，六七十年代规模巨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前出现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服务和支教的热潮可以视为是第6波。同行的小知青、同济大学的研究生张屹南提出了“新知青文化”的命题，认为应当重新定义“知识青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概念，超越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政治化含义，赋予当代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关注农村、服务农村、反哺农村的新义。

　　在操作性的层面，“新知青文化”建立在“青年志愿者”和“志愿者精神”这一新的平台上。我所在的“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前身为“西部阳光行动”），一个主要项目是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假期到西部农村支教。最近正在拓展这一项目，计划组织老知青中那些刚退休的教师、医生、工程师等“老志愿者”义务参加贫困地区农村建设。与大学生志愿者相比，他们更有经验和精力，并富有报效农村之心。这样，“新知青文化”将成为由老知青和小知青两代人共同参与塑造的“志愿者文化”，从而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2006/8/6

相关热词搜索：知青 文化 杨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