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高校改革与填表教授

　　自今年6月14日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立即被各种各样的表格所淹没。美国的朋友发e-mail或打电话问："你回国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其实，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什么博士点申报表、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如此等等，当然还有每学年度一次的本单位考核聘任表。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虽然有些夸张，但却是绝对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在围着表格转，几乎所有我的朋友与同事也都在忙于表格大战。是我喜欢填表么？不是，我是一个最讨厌填表的人，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同事与朋友们也都不是表格迷恋者。我们不得不忙于填表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目前高校正在进行以考核聘任制为核心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是希望打破铁饭碗、促进人才流动、提高学术生产力。其必要性自不待言。但是进行高校改革、提高学术生产力是否非得把大家都变成"表格教授"？说句实在话，填表不是没有好处的，填表的奖赏是金钱。但是我实在怀疑金钱数量的增加是否必然伴随学术水平的提高。我常常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怀念学生时代的相对清闲，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是也没有那么多的表格要填。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充裕的时间与悠闲的生活比大把的科研经费可能更加重要（当然前提是衣食无忧。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大学教师而言，衣食无忧已经是一个现实）。科研经费多了，学问下降了。这是我的真切感受。我们再也没有充裕的时间静静地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是急于拿出"成果"并把它填进表格里。我实在是怀念曾经有过的五个"一"的日子：一本书，一杯茶，一支笔，一根烟，一张纸。不写东西，就是读书与思考。但是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或者说，这样的日子或许我只能过上一年，一年以后我就下岗了（因为没有完成这一年的考核指标）。我们常常听到人说现在的时代学者太浮躁，产生不了大师。是啊，在年度考核制度的压力下，那些有志于成为大师的人，不是饿死或就是成了下岗待业人员了。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出在学术质量的评估方式与评估标准上。到目前为止，全国各高校聘任制的标准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一系列量化的科研与教学指标（主要是科研指标，因为教学质量存在相当的弹性，不好量化）。这个堪称精细繁复的标准详细地规定了每年或若干年中特定职称的教师必须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多少文章、获得多少政府（注意是政府的而不是民间的，也不是国外的）的奖励及获奖等级、得到多少政府资助的（又是政府的）科研项目以及项目的级别，等等。达不到规定标准者解聘（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超出这个标准者奖励。这个标准也适用于对教师而言性命攸关的职称晋升。有不少学校甚至明文规定：在什么级别的刊物发表文章几篇即可晋升教授，或争取到什么级别的国家项目即可进入工资等级的哪个档次。可谓铁面无私，一点不含糊。

　　然而让人感到纳闷的是：这些量化的指标几乎完全依据行政机构的级别来衡量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它把对于对教师学术水平的评定等同于对于学术刊物、学术奖励以及学术项目的级别的评定，同时更把对于学术刊物、学术项目、学术奖励的评定等同于对于刊物/奖励/项目的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的评定。具体而言：它把直属中央的刊物看作是国家级刊物或所谓"威权核心刊物"，在这样的刊物发表文章，不仅可以获得几千至几万元不等的经济奖励，还可以用作评定职称的最有力依据。而那些在地方性的所谓"一般刊物"发表的文章则意义甚微或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它把各种学术项目同样分为国家级（又分为"重大"与"一般"）、省部级，分别依据不同的级别给予数额不同的配套奖励，同样这也是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有些学校明文规定没有国家级的项目不能评教授或不能进入工资等级中的某级）。如果你的项目既不是国家级的又不是省部级的（比如国外的或民间的），那么对不起，没有配套奖励，也不能用做评职称的依据（哪怕这个项目的钱数远远超过国家级的项目）；
最后，它把学术奖励也依据颁奖者的行政级别，分为国家级、省部级等，并依次给予不同的再奖励。民间的（比如各种学术协会的）奖是不算数的。这样的考核奖励制度赋予政府直接控制的学术刊物/奖励/项目以绝对权威，它可以转化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强势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占有了这种权力的人，不仅可以获得单位赋予的经济补助，而且在考核评聘、职称晋升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先性。所以，这些学术资源的获取对于一个教师的生存与发展就变得性命攸关，它获得了其他民间性质的学术资源所无法比拟的附加权力。

　　这就是目前各个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操作方式。不难看出，这个原则的最大特点是行政化与官本位。它依据学术人、学术行为以及学术成果与政治权力中心的距离远近来评价学术的价值与重要性，其所产生的结果不仅仅是学术独立性的丧失，更是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萎缩。由于中国学术资源的高度官方化、学术资助、学术奖励的高度计划性，更由于各个高校几乎毫无例外地依据行政级别来取代学术的自身标准，目前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科研人员御用化倾向。人人都把眼睛盯着如何在中央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如何获得国家级别的项目与奖励。问题是：国家的学术资源不是可以随便获得的，也不只是通过纯粹的学术水平获得的。政府有自己的遴选标准与规则，这个标准与规则简单地说，就是为政府的宣传与决策服务。只要对于国家社会科学项目指南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些指南上开列的选题具有强烈的政策导向性与实用功利性。政府不会把钱给那些在它看来没有现实意义或理论意义的项目。当然，我不否认具有强烈政策导向性与实用功利性的研究项目都没有意义，但是它绝对不能等同于学术的标准；
我也不认为只有中国政府才倡导学术研究"为我所用"，其实西方国家的政府也是如此。真正重要的区别或许在于：西方国家没有这么严厉且机械的用行政级别来评定学术级别的做法，而且在西方国家，存在大量非官方的学术基金与奖励。这些基金与奖励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学术声望上都不亚于政府的基金或奖励。学术资源的多元化使得西方学者不必把眼睛死死盯着政府的钱袋，同时也保证了他们可以发表一些具有很高的学术质量、有益于社会却未必能够取悦于政府的学术成果。这是西方国家学术多元化的重要原因，也是西方的学者能够保持独立性的制度保证。

　　那么为什么各个高等院校的改革方案都大同小异甚至如出一辙？根源在于：大学的上级主管部门对于高校的地位以及高校领导的政绩具有一套模式化的考核标准。众所周知，国家对于高校的评估，最主要的是以该校的学位点的层次与数量，一个学校拥有的学位点层次越高（博士学位点高于硕士学位点，一级学科学位点高于二级学科学位点），数量越多，那么该校的在政府与民间享有的文化资本就越雄厚，地位就越高，它能够从政府与民间获得的资助以及其他收入也就越多。这就决定了几乎所有高校的领导都把增加或创立学位点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问题是学位的争夺同样是在政府的控制下进行的，政府制订"竞争"规则。这个规则与我们上面说到的各个高校的教师考核聘任的那一套标准几乎如出一辙：同样是关于各种级别的论文、项目、奖励数量的统计，只是量化程度更高、更烦琐而已。各种级别的论文、项目与奖励都有具体的打分标准，而所谓"评审专家"所做的工作差不多就是按照标准记分、加分而已。

　　这样，为了增加学位点，各个高校一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时间进行烦琐的填表工作，更重要的是，为了刺激本校教师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拿高级别的奖与项目，各高校领导制订各种制度把所有与教师切身利益相关的一切，特别是工资与职称晋升，与这套以行政权力的大小为核心建立的"学术"评估标准紧密结合起来，下发各种各样的表格统计"成果"（实际上就是高级别的论文、项目与奖励的数量）。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高校教师都忙于填表的根本原因。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本来就已经是著名学者的教师为了保住自己的领先地位，不得不更加起劲地把眼睛盯着所谓的"一级刊物"、国家级的项目与奖励，而那些还在为副教授、教授而苦苦挣扎的后来者，更是集中一切精力把在高级别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与获得高级别的项目与奖励当作自己的敲门砖。那些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地在高级别的刊物发表文章或获得高级别的项目与奖励的教师，就立刻成为学校的宠儿，也成为各个学校争夺的"人才"，他们可以成功地把自己的学术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与权力资本，名利双收。他们尽管心里可能对于表格大战极为反感，但也根本没有办法摆脱表格的统治，就像孙悟空无法跳出如来佛的掌心一样。对比一下80年代知识分子与学者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讨论、追求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批判性的情况相比，现在的学术精英们大多在忙于填表，忙于把自己的学术资本转化为金钱与权力，忙于买车买别墅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最为根本的是忙于拉近和增进自己与各种掌握官方承认的学术权力的学术机构的关系，因为这是其他一切的前提条件。

　　我当然不是否定学术研究应该有一套评审机制与标准，否则只能导致大锅饭与平均主义。问题是如何建立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学术机制与标准。我并不否定那些所谓权威核心刊物（国家级刊物）的学术含量，甚至承认它们的总体水平可能的确要超过其他刊物。但问题是，这绝对不意味着这些刊物发表的每一篇文章果都一定是优秀的，或绝对高于其他刊物发表的学术文章。而许多没有得到国家级项目的学者，也未必就比那些手拿几个国家项目甚至重大项目的学者水平低。像现在这样一刀切地把刊物或项目、奖励的级别与工资以及职称晋升直接地、死板地挂钩的做法，无异于变相的"学术血统论"，根本不利于健康正常的学术规范、学术竞争机制的建立。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权力介入、控制学术的最有力的中介。其直接的结果就是大家围绕权力的指挥棒转。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行政权力机构是否有诚意真正尊重学术的自身规律、退出学术场域。权力退出学术场域、把学术的评估权真正交给专家群体，不但不会导致学术的衰退，相反只会促进学术的健康、自主的发展。具体一点说，各个高校完全没有必要根据刊物或学术奖励、学术项目的行政级别来裁定学术成果的质量，更没有必要把它作为进入获得某种奖赏或晋升某种职称的硬性指标（可以作为参考指标），应该推行真正的专家评审制度--最好是匿名评审制度，专家当然更没有必要据刊物的行政级别定高低，而应该依据自己的眼光作出评定。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保证专家群体的学术眼光与学术良知，他们就不会被收买么？即使是匿名评审制度，能够作到真正保密么？的确，我不敢做这样的保证，特别是在目前中国这样的情况下。但是我相信我们如果不尝试进行真正的专家评审，那么专家评审制度就永远也不能得到培植与健全。学术良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得到发展与完善的，即使是一个没有学术良知的专家，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学术监督环境中也会变得遵守学术规则，否则无法在学术共同体中生存。而一个健全的学术环境的建立，首要的条件就是学术的自主性。

　　2003年

　　《极权主义的起源》原文：“这种波动的层级制度经常加进新的层面……”（511）

　　解读：这的确是极权主义组织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不断地制造更激进的组织，目的是保持整个极权主义组织的激进性和战斗性，这样就使得整个极权主义社会和组织就处于不断地激进化、不断地向着激进运动的过程之中，每个人和群体都感到自己随时会“落伍”“跟不上激进的步伐。”这和教育报搞的高校没有止境的竞争是一致的，它能够确保教育报权力的集中：所有的高校为了获得教育报的宠爱而展开残酷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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