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谈谈“生活儒学”以及公民道德问题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我关于“生活儒学”的一些基本想法。不过，生活儒学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是难以阐释清楚的，所以，我只能很简要地介绍一下。

　　最近几年，我形成了自己的生活儒学的思想。我之所以提出“生活儒学”的观念，是源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具体而言，是对如下三个前提性问题的关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弘扬儒学？怎样弘扬儒学？在弘扬儒学时应该警惕哪些倾向？

　　这些问题跟我们这次会议的议题“公民道德”问题有着必然的关联。下面就简要地谈谈我的想法。

　　一

　　在今天，在二十一世纪的生存境域下，我们为什么要弘扬儒学？这是首要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广大青年来讲，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我们知道，2003年以来，中国大陆兴起了一场复兴儒学的运动，我称之为儒学的“一阳来复”。回顾历史，从“五四”以来，中国形成了一种“三分天下”的思想文化格局：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这三派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思想斗争；
而到了今天，在我看来，这三派都在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走向“共同的传统”。

　　举例而言，去年12月，我参加了在北京开的一次会，在我看来，那是一次具有思想史意义的会议，因为那是三派在历史上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坐到一起来探讨问题。会议的副标题是“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而正标题就叫做“共同的传统”。[i] 这就意味着：三派的与会者既然接受邀请而出席了会议，那就或多或少都有着对于“共同的传统”----儒学的传统 ----的某种程度的认同。

　　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似乎让人感到奇怪的现象：近来掀起的属于儒学复兴运动的读经运动，最先起来表示声援的，竟然是一些年轻的自由主义者。这一现象虽受到了很多批评，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本身显示出了一个事实：有差异的各思想文化派别，都在走向“共同的传统”，都在向这种共同的传统寻求思想文化资源。

　　还有一种现象，也是值得注意的：大陆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及其话语表达，从“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到“以德治国”、“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亲民”等等，越来越多地使用着中国传统的、尤其是儒家的言说方式。

　　以上这些似乎都是表面现象，但是，我在这里想来探询一下：出现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呢？这里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呢？

　　我经常说：我们“腹背受敌”。我们因袭着传统观念的文化负担；
同时，我们又遭遇着后现代的文化冲击。但无论如何，我们最基本的历史任务，仍然是“走向现代性”。然而“现代性”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我看来，现代性乃是一个民族性问题。譬如，西方的现代化是如何实现的呢？他们正是通过观念的现代化，首先认同他们自己的“二希”（古希腊、希伯莱）文化传统，而后再进行一种现代性的转换。所谓文艺复兴，就是认同和转换他们的古希腊文化传统；
所谓宗教改革，就是认同和转换他们的希伯来文化传统。而自“五四”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屡遭失败，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就是因为他们反其道而行之，要“打倒孔家店”，要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他们完全不懂得一个道理：民族性乃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涵项。

　　这里的“民族”，nation，准确的翻译是“民族国家”，乃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也就是说，既不是前现代的“民族”，nationalities、或者ethnics，也不是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states。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必须承认这一点。我经常讲：这个nation，不仅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史、而且是理解整个世界的近现代史的一把钥匙。所以我说：中华民族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现代性的范畴。用这样的观点来衡量我刚才所列举的种种现象，我们才可以理解当前大陆儒学复兴运动的由来：现代性的诉求必然寻找民族性的表达。

　　所以，我认为，在复兴儒学中，我们要警惕、坚决反对两种倾向：第一、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倾向。我们一定要反对这种倾向，因为它是反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性的，它会导致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分裂。第二、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我们也一定要反对这种倾向，因为它是反现代性的，它会导致反科学、反民主，导致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衰败。

　　比如，我们今天这个会议所讲的“公民道德”问题，我们应该问一问：难道儒家在过去任何时代里所建构的所有具体的、因时而异的道德规范，我们都必须全盘继承吗？这是没道理的，也是行不通的。例如，有的儒者在“政治儒学”这个层面上，试图重新请出一个皇帝来。这怎么可能？简直是荒诞！何况，这也违背孔子提出的“礼有损益”的原则。[ii]

　　在我看来，作为形而下学[iii]的道德规范的领域，在今天是必须予以重建的。社会规范的领域，在儒家的话语中叫做“礼”。我们知道，孔子主张“礼有损益”。那么，礼是凭什么来“损益”的呢？是根据“义”的原则来损益的。那么，“义”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儒家的观念中，“义”有两种基本的含义：其一是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来自“仁”，来自“恻隐之心”、“不忍之心”的生活情感。这就是孟子所建构的“仁—义—礼—智”的观念序列。其二是时宜性。古训的通常解释就是：“义者，宜也。”这种“时宜”，《周易》中解释为“顺天应人”的“时义”。[iv]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v] 因此，作为形而下学领域的道德规范，是必须要予以合乎时宜地重建的。

　　二

　　说到“形而下学”，这涉及到“观念的层级”问题。我所构想的生活儒学，就涉及到三个基本的观念层级：

　　第一，首先是“形而下学”的问题。形而下学的领域涉及：第一个大的分支，是知识论问题，也就是“知”的问题，包括科学问题；
另外一个大的分支，就是伦理学问题，社会规范建构问题，也就是“礼”的问题，包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政治规范、等等，还有制度规范，涉及民主问题。总之，这两大分支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所说的“人伦”和“物理”两个方面。

　　自康德以来，在知识论和科学层面的形而下学领域，我们可以发问：“科学何以可能？”在康德来说，那就是“纯粹数学如何可能”、“自然科学如何可能”这样的问题，被称之为“科学的奠基”问题。[vi] 其实，在人伦的领域，我们同样可以追问：道德规范的建立如何可能？这和我们此次会议的主题密切相关，也即是“伦理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第二，形而上学的问题。上面那样的发问，就必然涉及到另外一个观念层级，那就是形而上学的、或者称之为“纯粹哲学”的层级。为科学奠基，是形而上学的事情。例如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以范畴表的形式为科学奠基。但是，形而上学这样的层级本身，同样也面临着追问：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于是就有：

　　第三，本源的问题。这属于二十世纪思想的一个最前沿的领域。当然，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还是康德，即康德所问的第三个问题：“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vii] 但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并未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康德所采取的路径，仍然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仍然是主体性的理性，仍然是在思考“存在者整体”、或者说“存在者之为存在者”。[viii]

　　所以，二十世纪的思想是在整体地发问：科学如何可能、伦理如何可能；
形而下学如何可能、形而上学如何可能。不论形而上学、还是形而下学，所思考的都是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于是，我们的发问就变成了：存在者何以可能？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到存在本身，回到那被遗忘了两千多年的存在本身。这才是最本源的一个观念层级。这样一个层级，也就是我的生活儒学所说的“生活”本身。

　　这就是生活儒学所涉及的三个基本的观念层级，也就是我的生活儒学构想的一个基本的架构。

　　三

　　下面，“回到事情本身”，我会用儒家的观念来阐释作为“无”的存在本身、也就是生活本身。

　　在我的构想中，“生活”这个词语完全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以概念的方式来理解生活，那就是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ix] 生活不是一个实体，不是一个存在者，不是一个物。生活就是存在本身。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表达：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

　　在这个层级上，我的生活儒学会谈到：生活本身；
生活的本源情境（共同生活）；
生活的本源结构（在生活－去生活）。这样一种前形而上学的、前概念的、前对象性的生活，才是儒家所说的“大本大源”、“源头活水”。

　　对于这样一种生活，我们只能用诗性的语言来言说，所以，孔子特别重诗，说：“兴于诗，立与礼，成于乐。”[x] 这里，首先是诗。我们的修养一定要从“诗”开始，因为诗乃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情感的显现。所以，说到公民道德教育问题，在儒家看来，可以说：礼教不如诗教，道德教育不如情感教育。

　　这种最本源的情感，首先就是儒家所讲的“仁”，也就是“爱”。众所周知，儒家传统的核心思想，就是“仁者爱人”。[xi] 每个人天然地就会爱，只不过往往被“物蔽”、“茅塞”了。然而，爱是什么呢？爱不是“什么”。爱不是个东西。爱就是存在本身，也就是“无物”，也就是“无”。人天然就是有情感的，会爱的，这就是他的“良知良能”。这种纯真的、真诚的情感，乃是生活的显现。

　　因此，儒学的重建，首要的就是：回归生活。然而，生活本身在显现着。生活本身显现为各种各样的生活样式。这也就给出了历史、文化、社群的可能性。历史只不过是生活本身的历时性显现样式，正如文化只不过是生活本身的共时性显现样式。所以，今天儒学的重建，首先就是要顺应今天的生活样式，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现代性的生活样式；
否则，儒学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总之，我们今天所要弘扬的儒学，绝不是历史上现成的某家某派的儒学，因为那是没有时宜性、正当性的；
而是重建的儒学。我们首先要回到源头上去，回到生活本身，回到最基本的生活情感、仁爱本身。只有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学，才能顺应我们今天的生活样式，才能既避免全盘西化派的倾向、也避免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才能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是作者在“第一届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公民道德教育论坛”（四川宜宾2005年11月18日--22日）的一个即席发言，根据当时的录音记录整理，加上了若干注解。

　　注释：

　　[i] 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tomedu.com/ydbbs/printpage.asp?BoardID=2&ID=6221

　　[ii]《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iii] 所谓“形而下学”，就是在形而上学基础上建构的两个基本的领域：知识论、包括科学；
伦理学、包括道德规范建构。

　　[iv]《周易·彖传》。

　　[v]《孟子·万章下》：“孔子，圣之时者也。”

　　[vi]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1960年，第1版，1997年第7次印刷，第41—42页。

　　[vii]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41—42页。

　　[viii]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1999，第2版。

　　[ix]《老子》第1章。

　　[x]《论语·泰伯》。

　　[xi]《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原载《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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