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周一良五十年代的思想倾向

　　周一良去世后，我把他晚年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又重看一遍，感慨颇深。

　　周先生晚年的回忆录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完成的，读过此书的人都会注意到，一是时间，一是地点。在美国完成自己晚年的回忆录，对于周先生来说，也真是人生的一次巧合。他四十年代从哈佛学成回国，正是一生最好的时间，然而这一阶段，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又最不堪回首，他早年的学术生涯与美国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哈佛七年的经历，就没有学者周一良，而没有晚年的回忆录，也就没有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周一良。周先生对于自己一生的反省，是他在晚年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独立性，特别体现在他所写的回忆陈寅恪的文章中，他九十年代回忆陈寅恪，用了《向陈寅恪先生请罪》这样的说法，可以想见，其内心是多么痛苦。

　　青年时代的周一良，最为陈寅恪器重，但在五十年代，陈寅恪最看重的学生当中，几乎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他的许多学生，在思想和学术精神上，都背叛了他。陈寅恪在给科学院的答复中，就特别提到，他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就不是他的学生。在这次谈话中，他实际上批评了五十年代周一良的选择，他说：“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他对五十年代周一良的选择是很不满意的。周一良在回忆录中曾多次提到，蒋天枢编陈寅恪全集时，把文章中与周一良当年论学的地方全都删除。周一良说；
“对于旧作的增删改订，必有所为，删去此节，正是目我为‘曲学阿世’，未免遗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迹”。

　　周一良对自己中年的否定，不仅是对自己人生的反省，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评价，他晚年多次对陈寅恪的怀念，正寄托着他心中的理想，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独立性，悲剧早晚会降临，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周一良的经历是最典型的，由盛而衰，本来是学者却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五十年代的周一良，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与新时代达成了平衡，这是很令人困惑的。周一良本来对政治没有兴趣，一二·九运动时，他都置身事外。但五十代初期，他却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就选择了认同新时代，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选择似乎有些难以让人理解。我曾在一篇分析王瑶和陈旭麓的文章中说过，这可能与他们正值青年有关，因为他们最好的学术训练和学术准备如果还想有一点发挥的机会，就只有妥协，不然自己就成了废人，那时他们还没有在学术界真正确立自己的地位，对周一良来说，也有这样的特点。我们从五十年代有限的一些学术杂志上可以看出，最活跃的，恰好是周一良那个年纪的人，他们对新时代的认识和评价是真诚的，也是轻信的。按说，周一良是史语所出身，与胡适、傅斯年、赵元任他们感情很好。胡适曾给周一良写过极长的信，讨论他的论文，周一良还带他父亲送给过胡适戴东原《水经注》的抄本；
周一良二儿子在美国出生后，他曾在给胡适的信中感谢胡适的问候，并说：“我们想请您给起个中国名字（排行字是‘启’），希望长者的福德智慧他日能企及一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二十九册，四八一页）但在政治选择上，周一良没有受他们的影响，周一良一九三八年到哈佛，一九四六年才回来，可能对于国内的政治比较陌生，季羡林的经历与他大致相同，这正是中国的抗战时期，所以在他们本来的“原罪”意识当中，比别的知识分子又多了一层。下面这个材料可以说明一些情况。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参加这次会议，参加者，特别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部门，都为会议准备了详细的材料，当时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判断，认为政治上中间的，按他们过去政治态度，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解放前脱离政治或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影响，对党有怀疑甚至敌对情绪，解放后，有进步，对党的政策一般拥护，但对政治不够关心，对某些具体政策及措施表现不够积极或不满，个别的或因个人主义严重而对某些措施抵触较大。这种人为数较多约有七三人。……第二种：解放前反动，与国民党反动派有过较深的关系，解放后逐渐从对党疑惧、抗拒转变到愿意进步，愿意向党靠拢。……还有的是脱党分子或过去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以后脱离革命，解放后一直对党不满。“如中文系王瑶，抗战前曾参加我党后因害怕反动派迫害脱了党，解放后感觉政治上没有前途，想埋头业务，一举成名，三反、思想改造时还闭门写新文学史。一九五二年人民日报召开座谈会批判该书，他认为业务也完了，哭了一次。对副教授、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很不满，去年改为九级仍然不满。教学工作极不负责任，大部分时间用在写文章赚稿费。还有像傅鹰，有学术地位，工作也还积极负责，但不愿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工作，轻视马列主义，否认党对科学的领导。”

　　在这个报告中，对于周一良是这样评价的：“受旧社会影响较小，解放后接受新鲜事物较快，政治、思想进步较大。这种人约有五四人，以季羡林为代表。季羡林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国，解放前对现实略有不满。解放后当选北大工会文教部长，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及时事政策，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等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现实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政治上进步较显著。

　　“这种人对马列主义理论与苏联先进经验，是积极学习，对学术思想批判也是较自觉的参加的。一般都比较年轻，与党团员、青年助教有较密切的关系，有入党的要求，有些也可作为培养对象。有些虽学术地位不够高，但有发展前途，如陈阅增、周一良等。他们现在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中起着骨干核心作用。一般缺点是有些自高自大，脱离群众，也还不善于进行领导工作。”（高等教育部《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四九页）

　　一九五六年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是较为开明的，在这次会议上，对于知识分子本来要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但过了一年，就开始了反右。鸣放时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敢说话，其实与这次会议也有关系，因为知识分子从这次会议上感觉到了他们的“早春天气”。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不对的。周一良五十年代的思想倾向，是以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为基本前提的。一九五五年，他在第二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西洋“汉学”与胡适》，批判了他早年最尊敬的胡适和他曾在史语所中受惠颇多的傅斯年，这也意味着他对自己早年学术背景的基本否定。有趣的是，在本期的《历史研究》上，紧排在周一良文章后面的是田余庆的一篇《清除胡适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恶劣影响》，而多年以后，田余庆正是用了胡适的研究方法，在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与周一良和祝总斌成为北大史学系最著名的教授。五十年代，中国学者的历史选择，充满了历史的吊诡，当年最要唾弃的东西，恰恰成全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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