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受难者翦伯赞

　　翦伯赞，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开始后，遭到“批判”“斗争”，并被抄家，监禁。1968年12月18日，他和妻子戴淑宛一起自杀。当时翦伯赞70岁，戴淑宛68岁。

　　在文革受难者中，翦伯赞先生和他的妻子戴淑宛是相当独特的。他们已经度过了最被折磨和作践的时期，在他们被释放并且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之后，双双自杀了。

　　巫宁坤先生在1951年从美国应聘到北京燕京大学英文系教书。当时翦伯赞是燕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巫宁坤在“燕京末日”（《星岛日报》，1998）一文里，对当时的翦伯赞有如下描写：

　　思想改造的下一阶段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都要写一份自传，交待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待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和各方面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有问题就讲清楚，不要有任何顾虑。我在学习会上表态时说我毫无顾虑，生平事无不可告人言，这次不远万里来归为新中国工作，足以证明我的心迹。可是我照样得先在三人小组上交待历史，再到文学院教授会上交待，接受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写出一份自传。我自以为写得既忠诚又详尽，无可挑剔。谁料到，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新燕园摄政王”的历史系翦伯赞教授约我到他府上谈话。他也住在燕东园，别的教授这时都是两家合住一座小楼，他却是独占一座，而且因为他藏书丰富，学校正在为他扩建。我走进他的书房，果然四壁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足见主人学识渊博。翦教授坐在一张大红木书桌后面，招呼我在书桌前面一张椅子上坐下。

　　他一开腔就是居高临下的口吻：“找你来有点公事，党组织委托我找你谈一谈你的自传，你交待你本人历史的轮廓，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他点了一支香烟，对着我喷云吐雾。

　　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个同仁竟然如此不客气，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我憋着气简慢地答道：“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别着急嘛，别感情用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历史，不管你是否愿意正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正视事实，放下包袱，向党交代一切问题。你一定可以回忆你成人后的重大经历，特别是最近发生的事。譬如说，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呢？还有真正的动机呢？”

　　“我已经在自传里讲得一清二楚。”

　　“你是讲了一些，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拿回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重大的遗漏需要补充。我对自己的历史就不断进行补充。”

　　“我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悉听尊便。你可以补充，也可以不补充。我已经说过，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还来得及，嗯……。”

　　“坦白？我没什么好坦白的。我回国不是来搞什么‘坦白交待’的，翦教授，我失陪了。”

　　这是发生在1952年的事情。“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北京大学搬到燕京校址，燕京大学取消，翦伯赞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在1960年代初还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他是文革前的历史学界最权威的几个人之一。

　　巫宁坤则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中又遭到残酷“斗争”。1980年代他到了美国，把他的经历写了一本题为《一滴泪》（A Single Tear）的自传。他的以上描写，看起来是相当真实的。那时候，翦伯赞作为资深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就可以对巫宁坤这样的人这样谈话。比较起其他领导“忠诚老实运动”的干部来，翦伯赞的谈话方式可能还算“客气”的。

　　文革把翦伯赞的地位彻底改变了。

　　笔者查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2002年），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关于文革的谈话中多次点了翦伯赞的名字。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讲话：

　　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　

　　一九六六年三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

　　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

　　1966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文章，占了几乎整整两大版。

　　1966年7月21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又提到他：“文化革命只能依靠群众，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又说：“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

　　毛泽东7月21日的谈话不通顺，但是意思清楚，就是要更多的人来“斗”翦伯赞。而当时的“斗”的意思，就包括语言文字的攻击和人身的攻击。

　　根据《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966年4月7日，中共北大党委决定，“当前重点搞翦伯赞的问题”。对推动文革起了一定作用以后，中共北大党委自身在6月1日也被“打倒”了。

　　翦伯赞在各种“斗争会”上遭到“斗争”，低头弯腰，胸前被挂黑牌，还被放在马车上“游街”，等等。他不但遭到打骂，而且受尽侮辱。

　　1966年8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和其他中学的红卫兵一起到到清华大学砸东西打人之后，又来到燕东园二十八号翦伯赞家中抄家，也就是上文中巫宁坤先生在1952年去过的那座翦伯赞独家住的有大量藏书的小楼。

　　红卫兵撕毁了翦伯赞家里的画和书，封了翦伯赞的书房。深夜回到市内中学校里，他们还兴奋地向同学形容他们怎么训斥翦伯赞，模仿和嘲笑翦伯赞恐惧畏缩的样子，和巫宁坤先生当年在那里看到的趾高气扬的样子截然相反。

　　说明这一点并没有任何贬低翦伯赞先生的意思。红卫兵造成的恐怖是无先例的。红卫兵不像警察，他们当时可以随意打人，打死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在三个星期之前已经打死了他们的校长（请看“卞仲耘”）。而且，他们是中学生，还会想出各种奇怪的折磨人的方式，如果被他们攻击的人不顺从他们，是会被立刻打死的。不独翦伯赞先生，别的人当时也都这样。不能为了不愿意说出受害者的窘境，就回避说出毛泽东利用红卫兵进行迫害的残酷和邪恶。

　　在那以后，北京大学的红卫兵又来抄家，并且把翦伯赞逐出燕东园的独家小楼，搬到海淀成府的一间小黑屋里。那里没有厨房，他只能在门口放了一个炉子做饭。附近的小孩子知道他是“黑帮”，是“牛鬼蛇神”，常常来起哄，还往锅子里吐吐沫，丢脏东西。

　　仅仅《北京大学纪事》所记（这本书对文革的记载并不详细），1967年翦伯赞在万人大会上被“斗争”的有两次。一次是4月4日，一次是5月16日。“斗争会”上，被“斗”的人都站在台上，低头弯腰，两臂后举，当时把这种姿势称为“坐喷气式飞机”。

　　两年以后，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翦伯赞：

　　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24元，最多的给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

　　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

　　那时候，毛泽东的话叫做“最高指示”。由于这一“最高指示”，执掌北京大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指挥部负责人立刻到北大的“牛棚”――“监改大院”――宣布解除对冯友兰教授的监改，叫他回家居住。同时，也将翦伯赞释放回家。他们还宣布给冯友兰每月125元生活费，给翦伯赞夫妇每月120元生活费。他们说这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他们当作“反面教员”“养起来”。至于被关在“监改大院”里的别的人，照旧被关。那个“监改大院”关押过200名北京大学的教职员。

　　另外，翦伯赞夫妇也从小黑屋被搬回校园，被分配住在燕南园64号，这是北大比较好的房子。每月120元的待遇，虽然远低于翦伯赞原来的工资，但是当时北大已经工作了七八年的青年教师每月工资只有56元，所以也不算少了。

　　据北京大学的赵宝煦教授说，周恩来办公室曾经来人问翦伯赞有什么要求，翦伯赞说，别的要求没有，只有斗我的时候，让大人来斗，别让孩子来斗。

　　在因毛泽东指示受到“优待“一个月以后，在1966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和妻子戴淑宛一起，服安眠药自杀于燕南园家中。

　　有人说，翦伯赞夫妇自杀的原因是那时有军代表又逼迫他们“揭发”“交待”“问题”。这可能是原因，但是，不会是充分的原因。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了，翦伯赞已经经历了大量这样的事情。而且，他被放出来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是要他当“反面教员”而不是会被奉为上宾。他不会有很高的期待。实际上，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后，他的处境有了改善，至少没有了小孩子往他的饭锅里吐口水。在笔者看来，翦伯赞夫妇的自杀，有他们拒绝毛泽东分配给他们的充当“反面教员”的角色的意思。

　　现在令人会想到的是，是否有人曾经把翦伯赞夫妇的自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现在看不到任何关于毛泽东对翦伯赞之死的反应的报告。很可能，从来没有人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因为这会触怒毛泽东。据说，翦伯赞留下的遗书里还写了“毛主席万岁”，但是他和妻子的自杀，显示了他们不愿意配合充当“斗争”或者玩弄的对象的意愿。

　　当然，这还是因为翦伯赞不是普通的人。别的人，普通的小人物，根本就没有这种机会来显示他们的个人意志。

　　翦伯赞夫妇的自杀，在文革中是非常特别的：他们不是在遭受“斗争”和折磨最严重的时候自杀，而是在得到所谓“落实政策”之后自杀。在获得某种“恩赐”或“宽大”的时候自杀，在文革中还未听说别的案例。翦伯赞夫妇的这种行为，应该得到历史的注意。不但是为了注意他们的行为，也为了注意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如此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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