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国：亚细亚的孤独者——十九世纪末的中国自我认同

　　罗大佑有一首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写在中美建交之后，表达台湾人当时在国际关系中被抛弃的无望心态。一个孤独的孩子在风中哭泣，一瞬间发现没有人愿意跟他玩平等的游戏——这一意境其实也完全可以用在晚清中国的身上，只不过，苍老而庞大的中国，那时更象是一个无助的孤老。

　　翻读晚清思想家留下的著作，可以发现一种民族孤独感竟是如此强烈而频繁地出现在这些中国最优秀的头脑中。自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之后，首先带来的是士人心中世界图景的变化。这个新世界不再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四周由藩属拱卫，再远处则是夷狄的画面，而是由四个大洲构成。林则徐在《四洲志》中沿用了两个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引入的概念——欧罗巴和亚细亚。随后，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继续沿用这一组世界地理概念。如列文森所言，此时中国从一个世界收缩成了世界上的一个国家。尽管从魏源到1861年出版《校邠庐抗议》的改革者冯桂芬都固执地将西人称为夷，这一情形到1870年代也终于有了变化。在1875年面世的郑观应著《易言》中，郑观应大胆地挑战了夷夏观念：

　　“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不可不幡然变计者也。”

　　也正是在这里，一种孤独感悄然出现，中国不仅不再是那个万方来朝，众星捧月的天朝大国，在新的国际关系中实际已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国家。孤立的原因，正如郑观应所分析的，是因为中国划疆自守，自己奉行孤立主义，进而已经被摈弃在国际法体系之外。与此同时，中国原有的藩属也在渐渐疏远，离开，这种孤独感驱动着郑观应在10年之后的1884年所进行的东南亚之行。这一年，中法之间犹在打打停停，郑观应的朋友，负责抗法的彭玉麟将军委托他暂时离开在上海的轮船招商局经理职位，以商人身份前往泰国，与泰国政府商谈合作抗法事宜。历史上，泰王国作为中国最忠实的朋友，曾经两次协助明朝政府与缅甸作战，但进入清朝后，泰国与中国的交往逐渐被切断了。作为官方的特使，郑观应在与泰国官员的会面中，首先追溯中泰之间的历史渊源，批评泰国政府停止朝贡，藐视中国的行为，要求泰国政府和联合缅甸共同“助中图法”，而泰国政府代表则解释了所谴使臣在广东境内遭遇劫匪，导致联络断绝的情形，并提出泰国可以考虑与中国合作，但必须订立条约。郑观应早在10年前论公法的文字中，就已经强调中国和西方共同遵守国际法，此时对泰国订立条约的要求也予以应允，但这里也表现出中国对盟友的渴求和在东南亚的传统影响力的减弱。一方面，中国不得不需要派人上门去向过去的藩属求援以改变自己的孤立处境，并试图恢复过去的地位，另一方面，过去言听计从的属国现在则提出要与中国订约。事实上，意向中的中泰签约从来没有真正实现。十几年后，这种孤独感又出现在了康有为于1898年完成，并上呈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中，在这里，康有为把中国的状况描述为“孤悬一隅。”

　　伴随晚清中国孤独感的是对亡国灭种的日益焦虑，中国知识份子越来越把自己与贫穷弱小，甚至被灭亡的民族联系在一起。在甲午战争之前，郑观应就警告说，中国和朝鲜如不能自强，将步波兰，埃及和印度的后尘。谭嗣同在1896年的《仁学》中，指出中国与土耳其，阿富汗，波斯和朝鲜同为“病夫。”当鲁迅1908年和周作人一起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时候，也首先是介绍东欧被压迫和殖民的民族的文学。从天朝大国的自我期许到与弱小民族惺惺相惜，是中国自我认同的一个巨大的逆转，但这些弱小民族除了作为前车之鉴刺激中国人自强的决心外，并不可能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有所助益。

　　中国必须加入主流国际社会。为中国寻求盟友的的动机促使郑观应不断思考种种可能性。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使得郑观应以战国七雄来一一比附西方的七个强国，其中把“辟土开疆”的俄国比喻成秦国，这一方面也使郑观应的外交思想随时随地改变和调整。他认为，“中国虽变法自强，亦不可孤立无援”，假如中国不能结英，日以拒俄，法，则当结俄，德，美以拒英，法，日，然而，他随后又说，“然皆非自强不可。” 这里既要强调自强，又要强调外交技巧，内外交困，着实为难，但盟友的选择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最重要的是在强国中获得盟友以摆脱孤立的困境。

　　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寻觅中，“亚洲”和“亚细亚”在中国知识份子的思想中渐渐由19世纪中期的地理概念转变为19世纪晚期的地缘政治和文化概念，成为一种新的认同的基点。这一认同改变了过去以文化来划分夷夏的观念，但又不完全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而是成为列文森所说的“文化主义”到“民族主义”转换中间的一个过渡地带。这个过渡地带的特征是，不再强调藩属关系，也不高举“民族-国家”的旗帜，而代之以共同分享的亚洲认同，文字，和黄种人的肤色。自1896年开始，“黄种”一词出现在梁启超的政论写作中，并带有强烈的自我认同的特征。吊诡的是，这种基于种族观念的亚洲认同虽然首先寻求与日本的伙伴关系，却恰恰出现在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之后。章太炎发表在1897年《时务报》的一篇题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的论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时人对待日本的态度。章太炎认为，中，日，俄呈三足鼎立之势，在整个亚洲，距离中国既近，而又可以依赖的国家惟有日本。

章太炎强调中国和日本相互依存的关系，并把日本在朝鲜和辽东半岛的“发难”——即甲午之战——看成并非日本“寻衅”，而是在俄国压力下的“自救。” 章太炎同样以“黄人”为由，提倡联日拒俄。以汉民族思想反满的章太炎，却又在另一个层面上具有种族主义意识。在1898年的维新运动中，唯一的中外合作半民间组织就是由郑观应等人和日本驻上海市总领事小田切万幸之助创立的“亚细亚协会”，此时，“亚细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词汇，直接和日本的泛亚细亚主义和在亚洲大陆的扩张计划联系起来。“亚细亚协会”随着变法维新的终止而被关闭，这也突显出戊戌变法时期浓厚的亲（英）日拒俄气氛。亲日或是亲俄似乎成为划分阵营的一条界线，李鸿章通常被认为是亲俄的，而从王韬，郑观应开始，至康，梁，孙中山，辜鸿铭，不论对待清王朝态度如何，亲日倾向都越来越明显，辜鸿铭甚至指出，之所以发生甲午战争，是因为日本人对李鸿章对他们的轻视进行报复。在这里，对待日本的态度不仅象征了对待先进文明的态度，还标志着是否接纳一种新兴的，以“同文同种”为核心的世界观。这一强调黄/白，亚/欧对立的世界观成为一种新的自我认同，与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崇敬心情一起，极大地诱惑了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暂时缓解了因没有盟友而产生的焦虑。1899年5月上海《申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径直题名为“中国之连英俄不如连日本”，文中认为，虽然日本发动中日战争罪不可恕，但中国在亚洲是孤立的，必须和强国结盟，而英俄之心更难揣度。文章甚至乐观地认为，日本未尝不为与中国的战争而忏悔，因此一定会接受结盟的提议。这里，“孤立”又一次出现在公共舆论中，继续反映着晚清中国人对自身处境的深切体认。

　　对孤立的体认不仅表现在对客观局势的感受，更逐步表现为对中国人自己的封闭心态的批判。1904年前后，在梁启超“新民”思想影响下的《时报》编辑和撰稿人开始积极倡导“世界思想”，批判社会精英眼界狭窄，把西方的进步归因于外向和扩张的政策。陈独秀在1915年的《敬告青年》一文中，也呼吁青年人进取，具备世界知识。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只有在和其他主要大国的平等相处中才能真正摆脱孤立，但作为一个弱国，中国又无法享受这种平等关系，只能把自己和其他殖民地人民作为列强的受害者划在一起，这成为中国意识中的一个尖锐的矛盾。而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份子，改革者和革命家与日本的扩张主义势力（如黑龙会）和泛亚细亚思想之间的暧昧关系，似乎也应当从摆脱孤立的角度来考察和解读。旧的朝贡关系随着中国的衰落解体了，而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又被列强操纵，这是一个艰难的调整过程。事实上，孙中山从与日本亲善，到向欧美示好，一直到最后投向苏俄，看似没有一条清晰的外在逻辑可以追寻，然而，在这个“机会主义”的外表下，掩盖的正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缺少盟友的尴尬处境和中山渴求“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心情。英美对日本的纵容屡屡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在二战期间又使中国陷于孤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孤军奋战。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再度陷入孤立，虽然和一些欠发达的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关系，但在东西方两个阵营，周边的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都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者。宋美龄1943年访美的演讲和呼吁，中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进行的乒乓外交，尽管有着不同的直接目标，但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孤立与反孤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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