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景龙：社会结构变迁研究——一种透视社会发展问题的哲学视野

　　透过社会结构变迁的外在表象探索历史发展的内在理念，揭示发展的深刻寓意，这是社会发展哲学的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在当今时代，发展呈现着变加速运动的态势，而不再以固定的节奏行进在历史的序列中。此种现象强有力地冲击着社会结构的惯性，使社会结构日益清晰地在人们面前现出其“庐山真面目”。这标志着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理解历史发展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应当而且可以做出这种尝试：以社会结构变迁作为外在地把握历史、走进历史的一个重要向度。

　　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论

　　社会结构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存在，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人们从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矛盾冲突中，在不同的层面上认识社会结构，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这些思想遗产既体现着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结构现象的合理性认识，成为唯物史观社会结构变迁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克思恩格斯便是继承这些合理的思想资源，深刻总结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为认识社会结构变迁提供的客观条件，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变迁理论。当代实践的发展，特别是以现代信息技术变革为主导产业革命，使当代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导致的社会结构的激剧变迁，这也在客观上为我们发展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变迁思想创造了条件。

　　（一）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思想

　　循环论的社会结构变迁思想。在古代社会，人们对社会结构的理解还停留在非常狭窄的领域，由于发展的节奏比较缓慢，因而他们只能从自然的节律中把握变化，如昼夜的更替、四季的更替，等，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循环论的认识。在这种循环论的支配下，事物他们来说呈现着一种“圆圈”的结构状态。如在《易经》中，古代学者认为，一方面，构成事物的要素是有限的，但由于它们组成不同的结构，因而形成五颜六色的事物，而所有这些结构又都是首尾相接的圆圈（每个要素可重复出现）这就决定了它们能够发生无穷变化，能从有限中引出无限；
另一方面，结构流转和形式变化的无穷，决定了事物种类的无穷。一切新事物都是在这种循环结构的变动中产生。这种思维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能动性，给人以智慧的启迪，激发人们在有限的舞台上，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感人戏剧。

　　构成要素固定不变的社会结构变迁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涉及到社会结构问题。孟子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讨论了社会结构，他认为，整个社会由劳心者和劳力者两部分构成，由此形成了上尊下卑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在他看来是不可改变的。司马迁在思考社会结构的时候比较重视工商业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此外，他对游侠、儒者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他们都是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总体来看，当时所讨论的社会结构，主要是社会的人员构成，还没有涉及社会的组成部分。亚理士多德从“人是一个政治动物”出发，阐述了城邦政治学。他认为城邦可以满足人的政治动物的本质。在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上，亚理士多德强调城邦的整体性，公民是城邦的一部分。由此出发，他构建了城邦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城邦的社会结构是多维、多层次构成的，具体包括家庭集合体、经济阶层的系统（富人、穷人和中间阶层）、身份集团的系统（平民和贵族）、等级系统等方面构成；
从人员结构来看，城邦社会由9部分成员构成：农民、工匠、商人、佣工、武士、祭司、富人、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亚理士多德认为这9部分人构成了城邦社会的整体，缺一不可。孔德把他的社会学分成两大类：研究社会稳定与秩序的社会静力学和研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社会动力学。社会静力学主要侧重于社会结构的解剖，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社会动力学中，孔德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理性的发展都合乎规律地经历3个主要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显然他把实证阶段看成是最高的阶段完全是从他的实证主义哲学出发的。

　　以思想道统为核心价值观的社会结构变迁思想。宋代以后的理学是儒、释、道为一体的学说，其核心是宣扬“天理即道德”，主要代表是朱熹。朱熹认为“理”是宇宙的根本，任何人都要顺应天理，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就是仁、义、礼、智、信，提出要用“三纲”、“五常”规范人们的道德，把“三纲”作为封建关系与社会结构最核心的东西，而“五常”正是维系这最核心的关系与结构的规范。只有按照“三纲”、“五常”规范人们的行为，社会才能安定才能和谐。朱熹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人心，尤其是帝王之心。一个国家政治的盛衰，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都取决于帝王的“心术”。帝王心术“正”与“斜”决定天下大事的“正”与“斜”，而“正”与“斜”的标准在于是否合乎“天理”。由此他分析了中国的历代帝王，认为秦以后，帝王的心术不正，所以导致了历史的倒退。但是朱熹主张历史循环论，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封建制度的绝对性和永恒性。柏拉图的理想社会崇尚整体和统一，其特点是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功能互补的整体。他认为社会起源于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不能靠自己来满足，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这样就构成了社会。社会分工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最好途径，也是社会公德的体现。柏拉图的整体社会观主观上是为了维护贵族政体。但是，客观上对于智者学派过分强调个体自由的社会发展观是一个纠正。除整体思想外，在他的理想社会中，柏拉图崇尚知识和教育，认为教育是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国家要积极干预教育。他还主张在理想国中，为了消灭阶级对抗，实行共产共妻，母亲生了孩子以后不能保持母子关系。他认为，人世间的一切争端都来自于金钱、子女等等，实行共产共妻以后能够遏制这种欲望，以保持社会整体的稳定。

　　理性原则观的社会结构变迁思想。把理性原则作为构建社会结构的核心，用理性解释社会结构变迁。在中国近代，康有为和严复的社会改革思想更有影响。康有为主张通过“变法”以实现他的“大同”理想。如何变法？首先他主张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通过学习，把封建主义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他反对以农业立国，主张发展工业，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其次。他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实行三权分立；
再次，他主张“废八股，兴学校”，学习西学，否则中国无法在世界上立足。他还主张派留学生学习西方文化、技术和工艺，以改变萎靡不振的社会风气。通过这些变法实现“大同”。显然，康有为的社会改革思想主要就是西化，西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康有为社会改革思想的最高表现就是他的大同社会观：“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人皆作工，只有工钱，无甚贫富。”康有为的社会改革思想虽然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反映了当时士大夫文人中的一种积极倾向。孟德斯鸠从法的演变说明人类社会的演变，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他认为，自然法是人类自然状态的行为规范，法律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由于社会是一个由多种互相联系的因素构成的统一整体，所以，社会结构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孟德斯鸠的这个看法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关于社会是永恒不变的观念，把社会发展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在政治学领域，孟德斯鸠在洛克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思想：洛克：立法、行政、对外；
孟德斯鸠：立法、行政、司法。君主享有行政权，但不能干涉、超越立法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一直影响到现在。另外，孟德斯鸠是近代社会学地理学派的创始人，认为自然环境决定社会制度、决定法律。这些思想突破了自然法，他认为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社会模式。

　　（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

　　意义和文化渗透于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结构的缝隙间游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做的工作，正是通过对当时德国社会生活的“文化世界”的批判性分析，逐步揭示出隐藏于象征背后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由此，社会结构不是纯粹的“物”，意义也不再是或者绝对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虚无缥缈的东西。人的活动在既有的结构和意义中展开，同时又不断地再生产这些结构的意义。人由此而来成为现实的和历史的存在。结构的逻辑、意义的逻辑、人的逻辑三者是一以贯之的，这个“一”，也正是趋向现实生活的实践的逻辑。

　　理论背景：继承发展，是为了研究认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独特的视角。马克思从社会有机体理论出发，认为社会结构的变化将会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的发展实质上是不断打破旧的社会结构、构建新的社会结构的过程，是一个源于社会结构变迁而促进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正是从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来看待社会发展问题的。马克思对社会结构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以《资本论》为界，《资本论》之前为第一阶段，《资本论》以后为第二阶段。所以，社会结构问题是马克思一生关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与社会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40年代中期到《资本论》发表，是马克思对社会结构进行“人体解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马克思通过对西欧发达国家的考察，尤其是通过对典型的工业化国家——英国的考察，由个别上升为一般，阐述了社会结构理论。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当时处于社会发展比较先进的阶段，因此，通过对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结构的考察，可以预测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马克思着眼于社会的发展，认为社会有机体主要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部分构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主要内容：社会结构的涵义，社会结构的特征。马克思通过对处于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结构的“人体解剖”，认为社会结构具有客观性、层次性、互动性、多样性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通过对东方不发达的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进行“猴体解剖”，认识到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也有其特殊性，“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本身从某种角度反映了东方社会存在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结构。这种研究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结论：对东方社会结构的研究要从土地所有制的结构和形式、从劳动生产组织的结构和形式、从政治制度的结构和形式这三个方面研究东方社会的结构，而不能笼统地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来研究东方社会的结构。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在土地公有制的形式下，掩盖了极端的私有制，导致了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并造成东方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下，东方社会的结构遭到了冲击，公社土地所有制在瓦解的过程中，出现了公有和私有的二重属性，这使得东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方向具有了特殊性。东方社会到底朝什么方向发展，一切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与同时代其它社会结构理论的比较。特定社会结构的状态决定着该社会与其它社会的关系。社会在结构上接受外部的异构形态社会的能力，以及其他异构社会对这种社会结构的容纳限度。社会结构的形成是由生产及与外部交往的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而一个社会的生产则不单纯是这个社会内部的事务，它受到这个社会所处的内外环境交互作用的双重影响。交往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变，而社会结构则制约着交往的发生、发展。马克思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结构的研究，认识到西方社会之所以进入了现代社会，就在于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并由此引起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东方社会仍然处于农业社会的结构，所以，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实际上就是从农业社会的结构向工业社会的结构跃迁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仍然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新的实践呈现出发展节奏加快的特点，由此引发的人们对生存方式、生存环境和人的行为、人的潜力、人生的意义等诸多方面的反思，导致人们在经济发展观念、文化价值观念、政治制度观念等方面的转变，从而为我们认识社会结构变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走向实践的层面，并联系具体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发展问题，从而对历史规律不再停留在抽象的理解，特别是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如何寻找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首要问题。列宁文化革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和实践都标志着把唯物史观推向了新的更加广阔的领域。

　　从多元视域理解社会结构变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马克思在其集中体现其社会结构思想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显然，马克思试图表达社会结构是“整个社会生活”，是“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者有机统一的思想，我们还要看到马克思之所以特别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作用”，乃是由于在他的时代资本主义创造的辉煌的物质文明对人们的生活面貌的改变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鲜明得多。应当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人类从工业时代悄然地步入以信息化为主导产业的时代，物质生产以外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问题日益凸现出来，这便造成了从文化、政治等多元视域理解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的客观情势。因此，当代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和社会发展实践中，把文化价值和政治制度纳入到自己关注的视域，从而在经济、文化、政治多元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中考察和把握发展问题。

　　用思想文化建设主导调控社会结构变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与经济建设相应的任务明确地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产生了从文化的向度看待社会结构的思想，并自觉地在实践中构建社会结构的新纬度。这便把马克思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活”的理解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无疑，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保持和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就是从当代实践的高度对马克思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思想的一个创造性的崭新诠释。

　　在总结反思中探寻社会结构变迁的动力。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把生产力这个物质生活生产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作为社会结构变迁动力的认识，到重视文化力、政治组织力对社会结构变迁的作用的理解，标志着对社会结构变迁动力的反思进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因为社会结构既然是经济、政治、文化构成的有机统一体，那未社会发展应当是经济、政治、文化三种力量的“合力”。虽然不同的时代，各种力量对社会结构变迁的作用和影响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任一种力量的作用，否则社会的发展就有可能进入“单向度”的社会，人就会变成“单向度的人”。

　　二、社会结构变迁与人类社会发展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贯穿着一条社会结构变迁的线索。那么，社会结构变迁与历史之间存在着何种联系呢？历史是如何外在地以社会结构的面貌显现出来的呢？

　　（一）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孕育着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历史发展逻辑的构造，就经验上看，它往往以相对静止的特征使历史发展的逻辑以具体的结构要素外在地呈现出来。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将循着与逻辑构造相反的路径，从社会结构的感性存在方面去把握那使之成为社会结构的原因或根据。从而，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理解人类历史演进的内在线索。社会结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有序性。

　　社会结构是历史发展内在逻辑的构造。历史发展具有内在的尺度，这与我们以往有关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并不矛盾。我们一般地都赞同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但是，我们的理解却又往往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把历史的规律等同于一系列经验现象的外在次序联结。这样虽然省却了许多麻烦，但这并无助于把握历史的内在逻辑。这种研究方式所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虽然承认历史发展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性，但我们在实际中常常把历史事件的表面联系当作规律。我们应该在对历史内在规律的把握中超越这种局限，真实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或尺度。

　　社会结构诸要素显现着历史的存在前提与发展机制。历史发展的多元因素按照一定的逻辑相互关联地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任何既有的社会结构都显现着历史发展在当下阶段的状态。历史的未来都必然地从现在所能提供的条件出发。同时，发展社会结构内部多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就社会结构的意义上看，发展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结构内部诸要素的质向运动状态，一方面则表现社会结构状态或构造方式处于改变之中。无疑，透过这种质向运动状态和处于转变中的结构状态构造方式的表象，可以使我们揭示出反映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的作用机制。

　　（二）社会结构变迁贯穿着历史发展的过程

　　一定的社会结构，呈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物质活动方面的情况，呈现着家庭结构、社区结构、政府结构乃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呈现着特定时代的社会习俗、道德、意识、观念等文化精神面貌。这些方面均从各自的向度反映出这一时代社会发展进化的张力和弹性，并内在地规约着发展的可能性空间。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构勒出一副社会结构变迁的轮廓。在这个轮廓中的社会结构系列之间，到底是如何内在地发生各种联系的？从一种社会结构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结构的过程中，那内在于社会结构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变化有无特殊的历史发展意义？如果有，那么这种特殊的历史发展意义又是什么呢？人们能否把握、如何把握这意义，这种把握对历史过程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社会结构变迁从总体上反映着历史发展的外观。历史每前进一步，都要产生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在历史发展的序列中，社会结构所显现出来的是这个发展坐标系的刻度。一般来说，人们既可以透过特定的社会结构去解读其所属时代的历史。也可以放眼历史的长河，从社会结构变迁的线索中窥视历史的节奏。时代走向新的历史阶段往往也是以社会结构变迁的实现为标志的。

　　社会结构乃是承载着人类历史命运的全息图象。社会结构反映着社会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特征。在社会结构里，浓缩着人类创造着或业已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浓缩着历史。对于这个历史的概念，我们不能仅仅狭隘地理解为发生了的事件，或者已经彰显的观念、思想等。我们通过对已经了解到的历史现象的分析，都不难发现它与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因素是有联系的。对任一时代社会结构的分析中，都可以获得对该时代历史面貌总体的、宏观的，或不同层面的、微观的，或异质的、不同内容的时代信息的理解。同时，对任一时代社会结构的分析，也可以使我们弄清一个时代曾经或正在以何种姿态超越时代走向未来，那些促成超越时代的东西是如何存在于时代的社会结构之中的？它们到底如何作用于处于整体社会结构之中的各种要素、构件或部分？

　　社会结构内蕴着历史发展的趋向。社会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着社会历史发展及其发展方向，规定着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在社会结构中，各个要素及其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状态，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及相互作用，都是一种历史趋势的反映，都是由于它们所以存在着以及将要怎样继续地保持其存在，而且还将以这种存在或存在的变更产生相应的相互间的关系。我们通过对此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中加以认识和把握，便能够领悟到历史的一种发展的趋向。

　　（三）社会结构变迁的机制

　　社会分工与人的物质需要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社会分工不过是人的不同需要在人的活动上的表现，是从人的活动的分配上表现出来的人的需要的特殊化。分工是社会生产专门化、特殊化，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生产活动，它生产出专门化的、符合人的特定需要的物质产品。分工只是不同质的、适合不同体系需要的劳动而已。“实际上只是分工的物质存在，只是不同质的、适合不同体系需要的劳动的物化”。

　　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将必然对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社会分工的发展，会造成新的社会组织、新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乃至新的价值观念的出现，使制度、习俗和文化观念发生新的变化。社会分工的发展，还会引起人际关系的变化，为人际交往造成新的联系通道，进而使社会群体意识发生新的分化组合；
与此同时，出现伴随分工改变而给语言带来新的变化，导致不同群体隔膜在语言变化所产生的新的语意背景之下。这些问题，需要不断地通过社会整合以避免冲突而保持群体的和谐和稳定。“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保守性。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之下，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态。新的社会分工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阶段的必然要求。它的实现需要改变原有的经济结构，并进而引起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的变化。但是结构的固有状态所造成的惯性却束缚着它，使社会分工往往经受许多阻碍才能得以实现。今天，我们必须对社会结构这种保守特性的认识，旨在从保守性中潜伏着的革命性因素，使保守性一方面能够为既有的社会分工功能的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又要具有适应社会分工发展所必须的变通度。

　　社会结构是由人的观念派生出来的。对人是怎样理解的，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中国数千年来之所以建立了一种极其稳固的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体系，从根本上说，就是把人视为一种伦理关系的存在。从这种伦理关系出发，人被定格于束缚于一种强力的稳固的社会框架之中。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中，把人视为“万物的尺度”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这就从独立的人格本位上确立了他们的社会结构体系。

　　社会结构变迁始终是与对人的理解相关联的。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体现着对人的观念的革命性变革。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肇始于“人权”对“神权”的颠覆。中国数千年历史之所以徘徊在封建主义的迷途，从根本上说，在于封建宗法制度对人性的约束。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运动，都不能从根本上冲击封建主义的人伦纲常，这也注定任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都不能改变农民的命运。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把中国历史推进到近代，从根本上说，也具有对传统的人的观念的变革相联系的；
“新文化运动”是对封建人伦纲常的直接反叛，因而使中国历史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当代社会结构变迁，表现在从“单位人”到“身份人”的转变，从单元人格到多元人格的转变，历史发展的实践主体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由抽象的“人民群众”转变为具体的“社会阶层”，等等。

　　人有什么样的需要，就开始什么样的活动。人的活动是社会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因而人的需要便派生着外在的社会结构。人的感性活动推动着需要的发展，需要的发展必然地导致满足这种需要的活动以及活动组织方式的改变，从而也就推动着社会结构的改变。人体内虽然潜存着多种先天禀赋和才能，但是，究竟什么样的潜能可以变为现实，则取决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作为人的活动的社会形式，赋予人的能力以现实内容上的规定，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是什么样的，人的现实社会需要是什么样的，人的潜能的现实发挥和发展就是什么样的，人的现实规定性就是什么样的，从而人成为具有现实人性的结构的现实的人。

　　社会结构内外统一地定位着人的发展前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内涵着深刻的人的观念的转变，逻辑地蕴涵着对人的理解、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的权利等诸多方面的再认识，其深刻性在于：人能否自主地认识？人的活动是否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涉及到人的解放问题、人的发展问题，人的发展的空间是由那奉为神明的人格神决定的呢？还是由人自主地在个性全面发展的能动性的实践中开创？如果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还是从观念上论证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的层面，那么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使人从行政框架下走向市场主体地位，这便体现着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问题由观念性考察走向了实践探索的层次。

　　三、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哲学透视

　　当代社会结构变迁，呈现在人类历史的一个横断面上，载带着厚重的已有的传统积淀，萌生着尚未展开的未来刍形，从而也把整个历史压缩到一个点上，让我们得以从中把握到无穷的历史奥秘和发展信息。在这仿佛只是一个静态的时空中如何活动着历史？而一个仿佛沉睡着的“结构”又如何呈现历史的面貌？

　　（一）当代社会结构变迁的本质特征

　　如何把握当代社会结构变迁？我认为，当代社会结构变迁从总体上说，越来越呈现着向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纬度发展的态势。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在单一的纬度上获得完全充分的生存权力。换句话说，一个民族若要获得世界公民的身份，就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全面而平衡的发展中有所作为和建树，从而对世界历史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否则，否则进步的节奏就要减慢，发展的速度就要延缓，生存的空间就要受到限制。这也告诉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发展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任一方面都要以其余两个方面为自己的发展前提和检验尺度。

　　经济全球化定位着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生产方式。一方面使民族的经济以其独特的形态纳入全球经济总格局之中，另一方面要求民族经济按照“一统”的模态重构本民族的经济结构。如何理解这一矛盾？就前者而言，民族经济形态被纳入全球经济总格局的事实表明：民族经济能够在特定的地域和有限的民族经济活动条件下实现向世界经济的跨跃，世界经济为民族经济保留着存在的空间；
就后者而言，世界经济反映着经济发展的一种潮流和趋势，民族经济的发展必须向世界经济看齐并与世界经济的历史进程保持统一的步伐。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逻辑地涵蕴着另一个问题：世界经济以民族经济为表现形式而存在着，那么，世界经济是否有一个发展理念先在地决定民族经济？抑或世界经济是民族经济抽象之一般？

　　政治多极化推动着各国政府组织的发展与政治理念的变革。各国政府为努力保持使本国作为世界多极化政治格局中的一极，从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影响，就必须按照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调整政府权威的作用范围及其影响效力，并从本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在先进的政治理念的支配下，以改革政治体制的方式积极推进政府组织的发展，从而发挥政府的最大效能。

　　文化多元化的冲击导致传统在“断裂”中激变。民族文化的固有方阵始终面对着外来文化的冲击，由此导致民族文化在传统在“断裂”中发生激变。这是当今时代各国社会结构变迁所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外来文化的冲击面前，人们往往陷入一种两难选择的困境：如果固守原有的民族文化方阵，在纯洁的文化基地上确保民族性特色，则又担心民族文化只能沿着传统固有的轨道以不变的节奏缓慢发展，致使民族的发展跟不上时代的节奏；
如果听任民族文化经受多元文化交融，又不能保持文化的纯粹性，导致传统的断裂，则又担心文化的这样一种变化状态又会导致民族性的失落，使民族沦落到灭亡的命运。但是，文化并非完全主观选择，文化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文化在交融中发展、在传统的“断裂”中激变，乃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我们不必忧虑所谓“民族性”的失落。真正的民族性是不会失落的，失落的只能是民族的“劣根性”。

　　（二）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发展观解读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生动地实证着唯物史观揭示历史原因、展开现实批判和预见未来发展三个纬度，这表明在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解框架下所揭示的历史也是活动着的。社会结构变迁逻辑地蕴涵着如此意义：其一，以实证的形式解释过去。社会结构的面貌整体地展现着历史在其发展的任何横断面上被造就成为当下外观的原因，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具体可感的要素或构件都由于支配其存在的原因而生成并不断地生成着。其二，以实证的形式批判现实。当现实被社会结构呈现为历史的当下状态时，这种结构性地构造实质上就是对现实的批判，因为这种批判使得现存获得了为历史所选择的命运。其三，以实证的形式预见未来。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变迁中的社会结构，无疑处于结构中的要素、构项或部件，在其运动中都在某种程度上为结构规定着，结构整体与要素、构项或部件之间既有的关系也使我们得以在结构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历史地把握结构整体与这些要素、构项或部件即将发生的可能性变化，从而达到对未来的预见。

　　历史主体由抽象的“人民群众”到具体的社会阶层的发现。体制转型、阶层分化。文化价值观念分化。政治理念及政府组织、作用的转变，体现着历史在其发展纬度上进入全方位、整体化的状态。历史的承担者和运作者逐渐地成为社会大众；
开放了个人走向历史的通道，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人。从毛泽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关于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要以“三个有利于”、“三个满意不满意”的历史活动依靠力量和评判尺度的确立，直至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宏观地界定了历史的使命与社会结构变迁的丰富内容。

　　社会变革由“基本矛盾”抽象论证到体制转型具体运作。以往由于教条式地理解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学说，在具体实践中一味抹煞历史主体对实践活动通过自觉认识能动调整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发展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深刻总结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使我们得以在如何发挥主体能动创造历史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探索，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终于启动，从而历史性地揭开中国社会发展走进世界历史的序幕。对于中国来说，几千年农业文明形成的社会结构非常稳定，所以社会转型必然与传统社会的结构发生强烈的冲突。在我国，“社会转型”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来看，社会转型是指一切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飞跃，社会革命、社会变迁都可以看成是社会转型。从狭义上理解，社会转型主要是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迁，具体包括：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由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由伦理型社会向法制型社会转型，等等，总体来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所以，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摆脱贫困，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强国。研究社会转型理论，重点是后者——狭义的社会转型。

　　对资本主义文明由抽象的排斥到具体的批判扬弃。在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我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所取的是一种不加批判分析的排斥，认为凡是资本主义的都是丑恶的、腐朽的，都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因而，关起门来搞建设，试图建设“纯粹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总是高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在经济发展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则一概以腐朽文化加以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对丧失发展的历史机遇而痛定思痛，却把这种三十年来闭关锁国、自我封闭搞建设全盘归咎于帝国主义的封锁，两大阵营的对立这个客观原因，却未认真地反思我们僵化的思维方式造成我们不能以唯物史观的态度看待西方文明，不能辩证地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人类历史进程的阶段来对待，至今依然还在一定的程度上漠视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在心态上依然以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狭隘理解来判断资本主义的东西。

　　至此，有关社会结构变迁研究已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还仅仅在这样一个粗糙的框架下初见端倪，我们完全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出现对此课题更加深入的研究。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理解历史、理解发展，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它的丰富性、深刻性、实践性和学术价值不可能局限于某个特定的研究所指定的定义域之内。然而，由于个人学术视野和理论造诣的限制，此问题还仅限于目前这种状况。但我深信，随着社会发展实践的前进，将会对这个课题带来更多的启示，这个不断增加的有利因素将有助于推动此课题更深入、更成熟的研究。我在期待着这个客观条件的同时，也将以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对此课题保持持久的热情。当然，我更期待着这一课题获得更加广泛的学术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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