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民主与恐怖主义的温床

　　恐怖主义的产生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种种根源。我在前面的两篇文章中（《恐怖主义者到底要什么》和《提奥•凡•高之死》），讨论了恐怖主义的心理和文化根源。这里，我将通过介绍已退休的加州洛杉矶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拉珀泼特的观点，讨论恐怖主义与民主的关系。

　　戴维•拉珀泼特（David C. Rapoport）是国际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是美国《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杂志的主编之一。早在1995年，他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恐怖主义的沃土》，提出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论点：民主比任何其他政治制度更容易给恐怖主义的产生提供温床。

　　很多人相信，由于民主社会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恐怖主义分子不容易在民主社会中产生。事实与此信条，已经证明完全相反。我们看到袭击美国和英国的恐怖主义分子，不仅阿拉伯族裔的人，包括爆炸俄克拉荷马城的美国青年和杀害堕胎诊所医生的中年罪犯，他们大多出生于英美，受英美教育，在民主社会长大。为什么他们的教育，成长条件，社会环境居然没有“民主化”他们，反而使他们成了暴力的恐怖主义分子？

　　很多人相信，恐怖主义在政治压制、社会没有自由的地方，一定会更多，更泛滥。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也与此信条根本相反。在一个完全没有自由和民主的社会里，恐怖主义几乎无法立身。

　　针对这样的现实，拉珀泼特论述到，我们必须从民主概念本身寻找原因。有意思的是，民主和恐怖这两个词是互相联系的，共同起源于1793年左右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时代。”具有反讽意义的是，法国的“恐怖时代”的目的是把法国变成欧洲的第一个民主国家。现代社会的恐怖主义鼻祖，十九世纪末俄国的虚无主义分子们，刺杀沙皇等等，目的是在俄国建设议会民主制。二战之后，很多前殖民地本土居民，宣称是受西方民主理想的启发，采用恐怖主义方式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自治。民主，从历史上看，似乎曾给恐怖主义提供最终的、崇高的目的。

　　另外两位教授维廉•尤邦克和利奥纳德•维因堡，分析了1954年到1987年的172个主权地区的证据，得出结论说，在民主国家，恐怖主义组织发展的比率是非民主国家四倍。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的统计与分析说明，恐怖主义在老牌民主国家与刚刚开始萌芽的民主社会里的发展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也就是说，恐怖主义在一个既使是刚开始有民主的社会里，也会发展得很快。

　　根本原因是民主制度给恐怖主义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很多社会条件。在民主国家里，人们有迁徙，移动自由，没有人来监督每个人的搬迁走动。而在非民主国家里，人们被管得死死的，国家是每个人的“大哥”，把每个人都放在自己的眼皮下监督。其二，在民主国家里，人们还有结社自由，思想趣味相同的人可以开会，结社，想干什么干什么；
而非民主国家里，没有这个可能。其三，民主国家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不设防的社会，有很多目标在那里，很容易被袭击。民主国家的法律制度要求证据，罪证，不允许随便关押未被证明犯罪的人。民主国家里很容易购置武器，转移资金。而在非民主的社会里，这些都不可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更容易成为恐怖主义产生的温床。恐怖分子可以利用民主制度的种种可乘之机，发展自己，而不被及早发现。

　　除此之外，民主制度本身也会制造恐怖主义。在民主社会里，民主制度承诺通过选举而使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力量参与或改变社会。但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选举制度并非使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意见观点被表达或听到了，反而制造了一些边缘成员。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里被损害了，因此要攻击损害他们的人，不惜采取极端手段。

　　言论自由并不保证每个人的声音都会被听见。恐怖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求世界注意他们的声音和立场。恐怖主义分子常常觉得自己被忽视，他们要求被重视。在民主制度里，所谓大多数人的统治，只有在少数人认为自己也是整体的一部分时，才能实行。如果少数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他们就可以不守民主的规则。早在19世纪，英国著名的自由思想家，约翰•司徒亚特•密勒就预言过，当民主被介绍给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社会的时候，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可能会更为紧张。如今世界各地的形势，正说明了这点。当民主引进的时候，各个民族和族裔之间的斗争往往更加激烈。

　　戴维•拉珀泼特结论说，只要民主制存在着，恐怖主义就会存在。这并不是说要抛弃民主制。相反，意识到民主与恐怖主义的历史和现实关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理解恐怖主义的产生的原因。我们还可以骄傲地说：虽然恐怖主义一次次地摇撼和震撼了民主社会，但是，恐怖主义还没有一次能推翻民主制度。相反，民主的思想却在世界范围内日益被接受着。

　　8/1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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