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五个W

　　最近从西南交大的前沿网站上得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在不久前召开了一个讨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有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说法。这个称呼明显地含有贬意，这从有人在会上提出“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可以想见。

　　就算是思潮吧。任何思潮都不会是自行横空出世的。它的出现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能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在这里，我想借用新闻要素的五个w，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出现的背景、主体、条件、时间、内容等等，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WHY——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思潮？广东社科院综合研究室主任詹天祥研究员在那次座谈会上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滥觞于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其实是对当时西方社会知识文化商品化、人文精神失落、传统道德式微，以及知识分子责任感丧失等异化现象的一种反抗。”他说的是西方社会，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也存在着这种“异化现象”吗？正是因为知识文化商品化，人文精神失落，传统道德式微，广大知识分子又丧失了社会责任，或者充当了舆论导向的工具，或者对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对人民的呼号充耳不闻，这才使少数忧国忧民而又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维护人民权利而慷慨陈言，并使这种现象形成为一股冲击社会的十分强烈的思潮。“时势造英雄”，公共知识分子正是这样一种时势的产物。

　　（二）WHO——谁是这个思潮的主体？当然是公共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既然被称为思潮，公共知识分子就不会只是少数几个人，而是一支可观的队伍。时势呼唤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品德和社会责任感，呼唤着公共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继承着梁漱溟、黄万里、李慎之等先辈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传统，或谨慎小心、或义无返顾地跨进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列。在《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和王怡补充的又一份名单里，既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有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相互呼应和结合，使公共知识分子形成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同时也构成了对专制主义体制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也就招致了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和对抗。

　　（三）WHAT ——公共知识分子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被《南方人物》列入50人名单的刘军宁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一般是“通过媒体，尤其是通过电脑网络，通过市场经济的媒体，就公共的议题、社会政策问题以及国家的国是问题，发表一些独立的看法。”“公共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的出现以及引起的反应，说明中国的发展方向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刘军宁在这里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的四个方面：公共议题、社会政策、国是问题、发展方向，几乎包括了所有的重大社会问题。大到社会的发展方向，小到一例侵权案件，都能引起公共知识分子的关切和参与。特别是社会发展方向问题，按照执政党的理论，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方向当然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是，邓小平在世时曾再三说起，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那么，现在搞清楚了没有？那些掌握党权政柄的大员，谁能说自己已经搞清楚了？可见，中国的发展方向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探索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官方的政策研究室和准官方的各种研究机构是很难搞清楚的，尽管他们几乎囊括了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研究成果”也会有丰厚的报酬，但他们要得出正确的结论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他们钻进了官方传统思维的牛角尖，只能按照离真理越来越远的舆论导向去钻研问题。倒是与官方拉开距离的公共知识分子，还能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和健全的思维能力，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提出新的见解。

　　（四）WHERE——公共知识分子在哪里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挥作用的载体，二是发挥作用的领域。《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标准的第二条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进言”和“参与”都需要有一个载体。长期以来，新闻媒体的经费仰赖官方供应，一直被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只能代党和政府立言，极少反映人民的呼声，公共知识分子想要“进言”“参与”也无法利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特别是广告事业的发展，很多媒体经济独立，盈亏自负，不依赖官方也能生存发展，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尽管仍有舆论导向的束缚，但也有一些良知未灭的新闻工作者甘冒风险，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一席之地。特别是近几年，网络发展神速，更为公共知识分子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成为他们大显身手的舞台。至于公共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领域，可以说，前面所引的刘军宁提出的四个方面，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最令人瞩目的是维权领域。在农地被占、城市拆迁、国企改革等等场合，官商勾结，滥用权力，损害人民利益的事例，遍及全国城乡，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维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已经成为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因此也成了公共知识分子最关注的领域。

　　（五）WHEN——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出现和发展的时间。这个思潮出现在二十一世纪的初期，绝不是偶然的。中国社会是在市场经济初步确立的时候跨入新世纪的，2003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已超过1000美元，这标志着社会转轨的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在这个新时期里，经济上要求彻底消除计划经济的残余，完全废除政企不分；
政治上要求深化改革，逐步实现民主化，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文化上要求进一步多元化，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与经济、政治、文化的转轨相适应，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将逐渐生成，作为公民社会的两大支柱，公共知识分子和独立的民间社团都会得到相应的发展，他们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显著。中国的二十一世纪，是公民社会健全发展的世纪，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发展壮大和发挥作用的世纪。当然，社会发展是曲折的，作为一种思潮，它免不了会有跌宕起伏，公共知识分子面前展开的也不会是平坦的大道，但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二十一世纪必将愈见壮大、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个总趋势，却是任何政治力量都改变不了的。

　　2004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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