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断裂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激烈、最起伏动荡的岁月。短短的一百年，经历了大清王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朝代，从政治军事到社会文化，都发生了此前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大时代。

　　在这样的大时代里，一切都在变，都在时代的海啸中被淘洗了一遍。那么，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人，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简单地说，他们面临着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大转型。这一大转型，既是一次思想史意义上的价值转变，也是一个社会史层面上的身份、地位和角色的转换。关于前者，我在2000年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中，已经有所阐述，而本书的编选，则侧重于后者，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这次大转型，以及在大转型过程中社会政治与文化思想的互动。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四民社会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乃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不同，四民社会的等级分层，是上下之间有流动的社会分层，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级，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整合和稳定。

　　士大夫阶级，在古代中华帝国，是帝国王权制度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和纽带。其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士大夫阶级所信奉的道统――儒家价值观既是帝国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
其二，士大夫阶级（亦称为士绅阶级）一身兼二任也，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在乡野为道德表率和地方精英领导民间。以士大夫阶级为重心，古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浑然一体，表现出有机的整合。

　　明代以后，这一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商人的地位开始上升，虽然还是在士之下，但已经在农工至上。到了晚清，由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抵抗外国列强的需要，出现了地方士绅领导的私家军，本来一直被压抑的军人集团在乱世之中脱颖而出，渐渐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重要力量。伴随着军人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农的位置急剧滑坡，特别是士大夫的核心位置，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激烈的社会大动荡之中，四民社会逐渐解体。

　　不仅四民社会解体了，而且士大夫阶级也被彻底颠覆了。一百年前的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自此，士大夫阶级失去了其制度化的再生机制，只剩下其无形的灵魂，不复其有形的躯壳。士大夫阶级没有了，然而读书人还是存在，他们摇身一变为现代的知识分子。晚清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士大夫相比较，有诸多的不同。首先是知识结构变化了，从四书五经变为亦中亦西的新学，从伦理政治的规范性知识变为应用性的自然知识；
其次是知识的空间变化了，从过去的私塾、书院变为中西混杂的洋学堂，到民国以后又变为西方式的以学科化为中心的学校体制。最后是读书人的出路变化了，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仕途一条路，他们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系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被切断了，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他们成为了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院，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读书人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所谓“断裂社会”，有两方面的涵义，其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士大夫原来扮演着将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枢纽功能，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士大夫阶级瓦解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再也无法建立起制度化的沟通，二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精英流失到民间，流失到社会各个领域，导致国家统治集团的非精英化。军人干政，武人弄权，大批边缘人物借助枪杆子和私人关系，进入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各级统治机构，导致政治黑暗腐化。国家权势与散布在社会的商业精英、知识精英和媒体精英发生了日益严重的紧张和冲突，最后在分崩离析的大乱局中，边缘知识精英领导农民，进行了一场由上而下的社会大革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

　　“断裂社会”的第二个涵义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在原来的四民社会中，以士大夫阶级为核心，士农工商之间存在着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和上下流动的有机联系。到20世纪以后，随着士大夫阶级的消亡、农民阶级的凋敝以及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阶级与阶级之间断裂了，社会不再有中心，彼此之间也缺乏制度化的有机联系。这种“断裂社会”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现代的多元社会，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分化，社会分化为不再有中心的多元社会。但“断裂社会”与此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多元社会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各个领域之间以及各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基于合理的分工和分化基础上的有序联系，而分化了的秩序又是被制度化了的。但在“断裂社会”之中，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之间，由于缺乏公共的价值观和制度基础，无法形成有序的联系，也缺乏稳定的制度化分层结构，而是呈现出一种无中心、无规范、无秩序的离散化状况。

　　在这样一种“断裂社会”的乱局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和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传统社会中士大夫阶级与国家和社会的有机联系，如今都崩溃了。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现代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失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另一方面，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了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如今他们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不过，进入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虽然失去了土地，却获得了天空，那就是现代社会中属于知识分子的知识空间：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学术社群以大学为中心，辅之以基金会、学术社团和同人刊物。它们属于知识的生产领域。而文化传媒则属于知识的流通领域，由报纸、杂志和出版业组成。无论是学术社群还是文化传媒，这些相对独立的知识空间都是古代中国没有过的，或者说不曾以建制化的网络规模出现过。这是现代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尽管如此，学术社群也好，文化传媒也好，它们都不再是社会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存在的，还有以市场为核心的商业社会和以权力为核心的国家系统。事实上，随着商人和军人地位的上升，国家和市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学院和传媒，并且权力和资本的力量也不断渗透到知识的生产和传播领域，使得其无法保持应有的自主性。

　　当知识精英有了自己的小社会学术社群和文化传媒时，也使得他们失去了与国家与社会的有机联系。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变得象征化和符号化，只是以知识的符号形态影响社会，通过抽象的话语方式启蒙民众。知识分子与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这种的象征化的联系，背后所缺乏的，正是过去士大夫阶级那种制度化的渊源。而抽象的话语一旦匮乏建制化的基础，就会变得无足轻重。现代知识分子不仅不再是社会的中心，反而在“断裂社会”中愈趋边缘。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使得知识分子内部也发生了断裂。一部分知识分子，从梁启超、严复到胡适、丁文江、张君劢、张东荪，怀着传统士大夫的梦想，力图通过言论和知识的力量，重返社会的中心，并希望将社会与国家通过西方式的改革，重新整合起来。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从章太炎、孙中山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则利用“断裂社会”的缝隙，自居社会的边缘，反叛体制、反叛主流，在社会建制之外发动革命，导演了20世纪两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革命和社会大革命。最后，草根政治战胜了士大夫政治，边缘知识分子战胜了学院知识分子，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建立起来了，在这样的列维坦里面，不再有社会，也不再有知识分子。

　　直到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当社会重新从国家中解放出来，知识分子也重新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但很快地，一个世俗的工商社会崛起，使得知识分子重新边缘化，重新变得微不足道。这一次，他们不是被国家颠覆，而是被社会本身颠覆了，确切地说，是被市场社会埋葬了重返中心的梦想。

　　无论重返中心，还是落入草根，都不过是传统士大夫的回光返照，所谓的缙绅或游士只不过是士大夫精神的两面而已。从传统士大夫走向现代知识分子，所要引入的，却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不可能产生于四民社会，也难以在“断裂社会”中蕴育，它需要的是健全的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而这些正是知识分子社会转型的制度化平台。

　　2005年元旦于丽娃河畔

　　附：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目录

　　许纪霖 编

　　许纪霖：编者序　

　　黄　平：知识分子：在飘泊中寻求归宿

　　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杜维明: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结构和功能

　　阎布克：关于士大夫的“二重角色”

　　徐复观：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命运

　　钱　穆：中国知识分子

　　费孝通：论“知识阶级”

　　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杨国强：二十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

　　陈平原：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

　　桑　兵：20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

　　张朋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

　　舒衡哲：五四两代知识分子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

　　李欧梵：文学界的出现

　　钱理群：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战

　　章　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

　　谢　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黄　平：有目的之行动与未预期之结果：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的经历探源

　　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

　　（本书为三辉图书系列，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出版，52万字，定价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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