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看待中日关系不能局限于善恶判断

　　美国前国防部中国科科长卜大年，最近在一份题为《日美同盟的复活》报告中指出：近些年来，由于在处理中日关系中，中国的传媒和公开声明，都过多地关注了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现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巧妙加以利用，有意参拜靖国神社来激怒中国，转移中国注意力，而“瞒天过海”少说多做调整了对华战略，如加强了日美同盟关系，通过了有事法案，与美国实行联合导弹防御等。这份报告认为，“由于中国一直强调靖国神社这个只具象征意义的问题，他们对于日本防卫态势的改变这一实质性问题的注意大大减少。”（3月17日《参考消息》）

　　卜大年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理解小泉政府在战略上的这一着棋，必须对日本在处理外交时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思维传统有所感觉。从历史来看，值得注意的主要是两点：其一，为达成既定目的，不断制造借口和滋生事端。19世纪末，日本介入朝鲜事务并最终于20世纪初吞并朝鲜半岛，抗日战争中，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和卢沟桥事件，并全面发动对华战争，这些都是其典型表现。

　　其二，利用其他枝节问题掩盖真实意图以达成预先构划的战略目的。对此极有说服力的是日本民族的谈判技巧：有意在枝节问题上抓住不放，转移对方注意力，待对方筋疲力尽时才悄悄转入实质性的问题，让对方在心智耗尽、无心继续深谈时达成协议。

　　说得多的不一定是真想做的，真想做的却不用多说。日本政治文化的这一特点，乃植根于日本民族的历史经历与精神文化理念，深刻契入到了日本人的思维习惯中，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和下意识，恐怕不是说改变就可以改变的。实际上，近期以来日本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同时交恶，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改变以往的模糊政策，这种大胆冒进、不惜挑衅的做法，让人不能不想起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

　　如果卜大年的说法无误，那么，对于与日本交往的国家及其民众来说，就应有明确的战略意识，来思考和权衡与日本的往来。国家交往不能只有善恶判断，因为这些有可能遮蔽更为重要的战略上的利害。具体到中日关系，虽然历史问题是妨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防止日本改变对华政策，以及在成为军事上“正常”的国家后危害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重要性却不比前者轻。

　　对于中国来说，必须了然于胸的是，在日本将其今后的战略追求，定位为实现“普遍国家”化之后，支撑“普遍国家”论背后的东西，乃是重新武装，成为一个有着“自主”国防的国家。一个在21世纪初时仍在经济上远远强大于中国的日本，如果利用其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与科技能力，加速扩张军备，采取积极外向的国防与军事政策，并且将中国视为今后要重点应付的对象，中国在东亚的军事压力将明显加重。这无疑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个巨大挑战。

　　对中国和亚洲世界来说，日本的重新武装是对亚洲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也因于此，不能仅仅着眼于善恶判断，直接从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的角度、在权衡前后左右的利害中把握中日关系，非常必要。在这一视角下，历史问题显然不简单只是历史问题，它与日本现实的战略企图切切相关。也就是说，在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感情记忆如潮水而涌时，也要防止被另一个国家“坏事当好事”，一方面实现国内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实现其对外战略目的。

　　在历史问题上，放弃对日本的批评是危险的。关键的是，不妨换一种思路来看待这一问题：如何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与其现实政治、经济和国防政策相联系起来，向世人告诫日本重新武装、可能走回历史老路对亚洲世界所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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