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宁愿光脚趟出路来——对话导演李扬

　　李扬简介：

　　1986年，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的大三学生李扬，主动辍学留学德国，在科隆电影专科大学专修电影导演的课程，此后他一直拍纪录片。直到2003年他拍出了《盲井》，此片改编自刘庆邦的中篇小说《神木》，这是李扬的电影处女作，有强烈的写实风格，全部场景没有一处是在摄影棚里拍出来的。

　　它在国内尚未公映但已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反响，获得了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 ；
第2届美国纽约垂北卡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剧情片） ；
27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银奖；
第5届法国杜维尔（Deauville）亚洲电影节荣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王保强）、最佳评论、最受观众欢迎五项大奖 ；
第57届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优秀电影奖 ；
西班牙塞维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 ；
2003荷兰国际海滨电影节文学电影大奖 ；
第五届阿根廷国际独立制片电影节柯达最佳影片、最佳摄影 ；
挪威贝尔根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
第四十届金马电影节唯一内地入选影片，获故事片、改编剧本、最佳新人三项提名奖……

　　电影不是简单的宣传工具

　　郭：前一段时间看了您执导的《盲井》，真的是非常感动，不过不好意思，我看的是街上买的盗版碟。

　　李：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导演我应该是反对盗版的，但我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又不得不说，是盗版帮助了中国观众接触到世界上优秀的影片，提高了欣赏趣味。

　　郭：也有很多人都说，在目前的市场上好像太另类了一些，现在中国最热门的是娱乐片。

　　李：我没觉得自己是什么另类，我只想把我觉得有意思的故事拍出来，至于娱乐片，我要说中国现在电影市场上有了这么多，是件好事，但要是我们的国家繁荣的只有这些，那就是一种悲哀。

　　郭：说实话我刚看到你片子的时候，我想当然地以为你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新锐导演”，居然能拍出这么深刻地影片，真让人赞叹；
当我看到你都快五十的人了，更是大吃一惊，居然在这个年纪能拍出这么有个性的影片，按理说这个年纪的人早就拍“主流影片”了。

　　李：我也同意电影不是导演个人玩个性，但更不是简单的宣传工具，从我们现在很多“主旋律影片”，“主流影片”的表现手法来看，包括镜头的运用，我感觉受德国三十年代《意志的胜利》这样的影片影响是很大的。

　　郭：你如何看待我们国家在市场上目前最成功的一些导演的影片？

　　李：我从不愿意评价其他导演，国内的很多影片我也没看过，但我看了《英雄》实在受不了，都什么时代了，歌颂秦始皇追求天下，毫无历史观可言，就跟德国人今天拍一部片子歌颂希特勒献身德意志帝国的复兴事业一样可笑。

　　郭：不过从目前国内比较影响大的影片来看，从故事上我不好评价，但从制作上普遍视觉效果精美，场面宏大且大量运用特技效果，有人说这种大资本大制作大宣传就是电影产业的客观规律是好莱坞模式。

　　李：有人自己以为中国学习了大制作就是学了好莱坞模式也就罢了，还要告诉中国老百姓，电影就是这种模式就太不负责了。其实去过好莱坞的人就别回来闭着眼睛说瞎话，好莱坞有的是小成本的影片，好莱坞也有大量有思想性的影片，包括对于美国主流文化和政府有反思的影片，而且好莱坞的运作核心就是开放市场，决不可能实现院线垄断，比如在某个月让所有的影片给某个所谓“国产大片”让路。而我们呢？拍电影打个比方就好象你想生产一种商品，但商店是国家的，批发商是国家的，而且你只能和它打交道，生产是又国家控制的，得获得他们的审核批准，得按他们指定的几个人的趣味加工，如果我们还把电影视作艺术，能这样么？就这种体制学好莱坞只能学出个怪胎!

　　郭：看得出你想和我们的主旋律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其实美国的不少影片主旋律也很强烈，比如梅尔吉布森的片子.

　　李：我毫不反感主旋律，而且我认为中国迫切的需要主旋律，但我们必须搞明白什么才是主旋律，比如你提到的梅尔吉布森，他那个《勇敢的心》多棒呀，歌颂追求自由，反抗压迫，这种主旋律多好呀？难道非得一个领导握了一下老百姓的手，老百姓就激动地哆哆嗦嗦山呼万岁就是主旋律？电视剧里整天歌颂皇帝，告诉大家中国只有当皇帝最不容易，天天操心，而且还想再坐天下500年，这就是主旋律？当然西方国家的电影往往也有主旋律，但和我们的所谓主旋律就有高下之分。

　　郭：可以说中国的“主旋律”即亢奋又空洞，其实是“伪主旋律”。

　　李：对，我相信真、善、美；
民主、自由、博爱；
关怀人的痛苦和生命的尊严才是超越国界、信仰和肤色的主旋律。

　　好电影要有大关怀

　　郭：我设想在反映人性的真诚中，有没有可能在具体题材上回避比较敏感的内容呢？比如能否把你的故事不要安排在农村的矿井，安排在大都市，或者经济比较好的乡村，以免展现中国落后的一面。

　　李：有人说中国有这么多进步，发展，你为什么不拍一拍反映城市日新月异，农村幸福生活的影片，你为什么一定要把镜头对准那些落后的地方呢？我要反问中国如果确实还有70％的人生活在农村，连我们的政府都在天天谈三农问题，以人为本，家宝总理到了矿井都要流泪，既然我们确实有这么多人在那样的环境下生存，我们的镜头为什么就不能对准他们呢？

　　郭：可能有人觉得你的故事太灰暗了。

　　李：我的影片中间你其实能够感受到很多人性对于美好的追求，我的影片是很正面的。西方国家也有严格法制化的电影分级制度，但绝不是几个人随心所欲！什么来界定是否是灰暗呢？我们口口声声说三贴近，那几个人审查人就能代表人民的趣味么？拍北京非得阳光灿烂，否则就是调子太灰？《十七岁的单车》里主人公双手脱把，就是鼓励不遵守交通规则？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能找到这么可笑的事情？

　　郭：前一段时间我看了韩国拍的《太极旗飘扬》，其中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非常感慨，我们国家几十年前这么多骨肉相残的战争，却停留在解放军消灭蒋匪军，“宜将甚剩勇追穷寇”的歌颂上，没有一部反思深刻的影片。

　　李：韩国电影事业的崛起和他们军事独裁政权的垮台是有直接联系的。象你说的《太极旗飘扬》当然不错，好电影就是要有一种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出于人道关怀的大情怀，可我们中国电影行业延续的所谓“重大历史题材”审查制度使得中国产生不了这样的影片。

　　郭：那么象伊朗那些题材切入点比较小的电影，按理来说政治上应该不那么敏感，这类电影在宗教势力非常保守的国家都能拍出来，制作成本也不高，我们国家为什么也少有类似的出色之作呢？

　　李：伊朗的那些电影在中国估计在中国要划到三农题材，审查也非常严格。

　　郭：你可能坚守了自己的创作个性，而且在国际上获了奖，但我见过一个导演，他就很不以为然，认为拍影片自称“地下影片”拿到国际上去获奖是投机行为？

　　李：我的片子主要是花我自己的钱拍的，我现在还欠了不少债，但我可以不看任何人的眼色，拍我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个导演说的是一句屁话，他可以摸摸自己的良心，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勇气，他敢不敢正视为什么这些影片会成为“地下”。

　　郭：有人看到这种对中国反思深刻的影片，会觉得这是用自己国家的落后来迎合西方国家的趣味。

　　李：当年有人批评张艺谋说他在国际上获了奖是展现了中国的落后是为了迎合外国人的趣味，这也是一样的屁话。外国对于中国永远是有偏见的，中国对于外国也永远有偏见，但你要以为外国人的趣味就是你拍中国的落后就能迎合了？你去迎合试试，只有关怀人性的东西才是世界语言。

　　郭：说实话作为一个记者我有时也有这方面的感触，我很想担负起责任让大家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实的真相，但在外国朋友面前如果要我说起中国不好的一面总是有些不是滋味。

　　李：这种观念其实我原来也很强烈，当年我刚到德国时，见到任何人批评中国我都受不了，跳着和他们辩论，尽管我知道他们说的很多都是真的，当时我几乎气愤到不愿意见任何批评中国的人。

　　后来我的认识逐步发生了变化，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了，不能再有这么狭碍偏颇的观点，如果我们不仅把中国人笑与爱也把中国人的苦与泪与世界分享，就是讨好外国人，就是卖国。那么我们怎么理解印度洋海啸以后的全世界援助，中国也在其中？难道当年唐山大地震之后，面对这么多需要帮助的百姓，我们的政府对外封锁信息，后来被国外知道了还拒绝接受援助就代表了中国的尊严么？由于蒋彦勇先生的无私无畏让全世界知道发生在中国的SARS事件的真相，也及时帮助中国人民了解真相，推动政府及时采取措施，这难道不是一件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情么，按照那种逻辑，蒋先生难道也是为了讨好外国人么？

　　宁愿光脚趟出条路来

　　郭：你对中国电影的未来乐观么？

　　李：我还比较乐观，我离开中国的时候，过去人道主义甚至民主这样的概念都被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今天我们在主流媒体上都可以理直气壮的谈论。但在电影领域，我们国家现在还有很多人对于电影的理解停留在看了《保尔科查金》；
《乡村女教师》，一感动就参加革命这种水平，所以会简单把电影当成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好在社会进步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

　　郭：你有没有考虑抓紧现在的时间多拍一些影片，为了自己追求的东西，哪怕暂时是委屈一下自己？

　　李：我懂得妥协的道理 ，一个人内心总有自己的底线，可能我的底线更严格一些，有人也许能在这种创作环境下甘之如饴，但我无法忍受，对于我认为重要的段落，我不能容忍有人不讲道理的粗暴删减。回到中国，是因为我热爱这片土地，对于你说的那些“游戏规则”，我当然懂，但我不能委屈自己的文化良知去迁就它不合理的地方，与其穿小鞋跳舞，我宁愿光脚趟出条路来。

　　现在我除了没什么钱赚，其实一点都没有闲着，我可以写写剧本，干些别的，我现在过得很简单，连车也没有，但我对得起良心，什么是好电影历史会作出判断，用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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