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中国“扒粪运动”中的生死较量

　　“扒粪运动”虽然是一个很难听的名词，却也颇有来头，笔者是从胡适1947年9月21日在天津公能学会的演讲稿中，了解到美国社会的“扒粪运动”的。这篇文章原载1947年9月22日天津《大公报》，题目叫做《我们能做什么？》如果说得直白一些，当下中国由审计总署李金华署长亲自启动的“审计风暴”，就是一种政府高层的“扒粪运动”；
而在逐步启动村民自治的中国农村社会里，由草根农民浴血奋战的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动”，更称得上是推进中国宪政民主的原动力之一。

　　一、美国历史上“扒粪运动”的兴起与作用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了结束一党训政、实施宪政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于1947年元旦正式发布，接下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全民普选的民主化浪潮。胡适的演讲稿《我们能做什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我们能做什么？》演讲于1947年9月21日的天津公能学会，发表于9月22日的天津《大公报》。关于“我们能做什么？”胡适明确界定说：这个“我们”指的是“没有军队支持，没有党派协助的个人”以及由这些“个人”组成的民间团体。胡适的答案主要分三个方面：“第一是消极的研究、讨论，来影响政治，个人、团体都能做。第二是要不怕臭，努力扒粪，调查，揭发，总会使政治日渐清明。第三是以团体的力量做大规模的调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动了选举，积极促进了政治。”

　　在这里，笔者所关心的主要是胡适介绍的“扒粪运动”。按照胡适的说法，“‘扒粪主义’起于二十世纪初年，美国有一些新闻记者感到许多大小城市都有所谓‘BOSS’，我们可以译为‘老板’。这种人并不是大资本家，大政客，只是凭着权术、手段，经过多少年的活动，把持着这个城市的一切恶势力。所谓‘扒粪运动’，就是有计划，有知识的，对恶势力长期作战。根据调查的事实，来攻击恶势力，结果得到很大的效果。我们要有扒粪的精神，不要单是喊打倒贪污，究竟贪污的证据在那里？我们可以调查，研究。在天津的人可以调查天津的机关，可以查账，没有一种假账是查不出来的。这种事，个人能做，团体也能做。”

　　到了1953年1月5日，胡适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座谈会上发表标题为《五十年来的美国》的演讲，更加详细地介绍了“扒粪运动”：“……美国现在已经做到了没有阶级了，其所以能够慢慢的造成了这种地步，有两种主要原因。一、社会思想的革新运动。五十年前，美国工商业巨子如钢铁大王卡里基、煤油大王劳克福、银行大王摩尔根，为了垄断市场，特组织托辣斯。正当他们威风显赫的时候，新闻界人士兴起了一种扒粪运动，专门研究事实，搜集证据，揭发黑幕，引起社会的革新。首先是女记者黛贝，她费了很多的工夫研究美孚煤油的历史，看看煤油大王是怎样的操纵着全美以至全世界的市场，结果揭发了托辣斯的内幕。另有一位记者林肯史丹芬，为研究市政腐败的原因，探究幕后操纵的老板（BOSS），到处去访问、找材料，结果在杂志上发表了圣路易城的黑幕。美国霍斯特系报纸的主持人威廉霍斯特（去年逝世），年轻时也是一个扒粪运动的健将，他是一个理想者，社会改革者。他曾设法偷出了煤油大王，与大批参众议员来往的信札，内中有许多是分期送款的证据，霍斯特将它一一摄成照片，于1908年在报上发表。五十年前，美国劳工是无组织的。他们多来自欧洲，因为受不了欧洲政治的宗教的压迫，特跑到新大陆来，希望能过着自由平等的政治的宗教的生活。可是因为人数太多，工厂容纳有限，厂主们看了这种情形，乃以没有训练的，工资最低的工人为标准，来雇用工人。工人们不容易找到工作，有了工作的待遇也极低，生活是痛苦极了，尤以大城市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处的工人最甚。新闻记者雷斯把工人困苦的情形写成了一本书，名叫《那一半是怎么生活的》，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对工人遂予以组织，并改善其生活。

　　除了新闻记者积极于社会思想革新运动外，一些政治家们也参加了这个工作，老罗斯福总统，便是其中之一。……老罗斯福籍隶共和党，本是个资本家的党，当他就任之初，也极力宣称将继续执行麦金尼的政策，可是第二年便叫司法部提出诉讼反托辣斯法案，解散摩尔根等所组织的西北铁路公司，开始打击托辣斯。当这个案子提出的时候，摩尔根穿着大礼服出席一个晚会，从电话上获得这个消息，面目失色，很气愤的说：‘这个小孩子，政治掮客，不同我好好商量!’老罗斯福一面打击托辣斯，一面并作种种的社会立法。有一天早晨，老罗斯福总统一面早餐，一面翻阅辛克莱的小说，这本小说是描写芝加哥屠宰场的黑暗与不卫生，老罗斯福看到了这些材料以后，立刻召集阁员和卫生专家商议改革，并向国会提出食物（包括药品）卫生检查法案，以改善公共卫生。这个法律，可以说是从一部小说出来的。以人民的疾苦为背景，以事实和证据为武器，暴露黑暗面，唤起社会和政府的注意，从社会立法上加以改善。这种运动在美国文化上占最重要的一部分。……”

　　二、中国“扒粪运动”中的生死较量

　　与美国具有良好纠错机制的宪政民主制度不尽相同的是，当下中国社会社会存在着大面积的制度性腐败，应该被当作“扒粪”对象的“BOSS”，并不是依法纳税和依法经营的企业家，而是控制着基层社会的资金、资产、资源甚至于政府权力的黑社会头目。当下中国社会的乡、村两级政权，有相当一部分就掌握在这样的“BOSS”手中，新一轮的“扒粪运动”，也正是号称“新民权运动”的草根民主运动中的一大争点和亮点。

　　2004年5月27日下午4时许，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袁集镇宁大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金彪及其两个儿子，在光天化日且有当地派出所两名警察跟随的情况下，将本村村民王勇刀砍致死。张金彪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建的阜(阳)六(安)高速公路经过宁大行政村的6个村庄，该村部分土地被征用后，上百万元的征地补偿款被非法截留，从而遭到许多村民的坚决抵制。老实憨厚的王勇，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张金彪父子发泄私愤和实施报复的牺牲品。

　　张金彪敢于如此丧心病狂地草菅人命，是与袁集镇政府及当地派出所的同流合污分不开的。9年前的1995年11月4日，同样是在阜南县，就曾经发生过中岗镇沈寨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沈可理持枪征收提留款，当场枪杀1人、枪伤2人的恐怖血案。

　　2004年6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关于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制度的意见》。就在同一天，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执法玩法，判决该区银城铺乡三里屯村村委会副主任、村理财小组组长甄树清的女儿甄珍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一个花季少女竟然因为在恶作剧时炸破邻居家的两块玻璃，就被拉来充当了“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制度”的牺牲品；
她的父亲甄树清，于24天前被4名身份不明的黑社会人员打断右腿，到当地派出所两次备案却无人理会。

　　从三里屯村现任村委会、理财小组连同村党员会议认真核实过的一份上访申诉材料中，不仅可以看到该村前两委主要成员村书记刘广明、村主任王得贵、治保主任仁士宝、会计白秀华等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集体资产上千万，非法占用土地上千亩的犯罪事实；
更可以看到丰润区区纪检委负责人刘力军、银城铺乡党委书记李本道等人对于乡、村两级贪官污吏的公然包庇！包庇贪官污吏的刘力军和李本道，自然也免不掉黑吃黑的贪污嫌疑。直接掌控着基层社会几乎所有的资金、资产、资源甚至于政府权力的刘力军、李本道、刘广明、王得贵、仁士宝、白秀华等人，分明就是“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制度”的最大障碍！甄树清等人依据现行宪法和法律冒死查账，正是上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扒粪运动”，在中国社会的再度涌现。有所不同的是，100年前发生在美国社会的“扒粪运动”，是由新闻记者所主导的；
而在新闻管制的前提下，当下中国的“扒粪运动”，主要是由最为弱势的草根农民艰难启动的。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最低层次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架构的民主化改革，注定是要在血雨腥风的艰难肉搏中反复启动的！！

　　三、党西村：“反腐败的下场”

　　《党西村：“反腐败的下场”》是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党西村新一届村委会主任张廷夫的申诉材料，抄录如下：

　　谁敢反腐败？ 在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这个地盘上再没有人敢腐败了。反腐败的下场，一是要坐牢、二是被伤、三是丧命。

　　我镇殷家林村周长清代表农民反腐败因上访数人坐牢。我镇党家庄西村张廷夫代表村民反腐败保护耕地在家遭到杀手伤害。最残忍的是我镇魏家庄村一村民因清村里经济账并要求本村村委会换届必须依法选举，就此一家四口丧命，从此以后在这个地盘上再没有敢反腐败了。

　　支化成，男，汉族，71岁，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魏家庄村村民。2002年受本村村民委托组织村民查账小组，查村里经济账查出近四百万元严重经济问题。紧接着又是村委会换届，支化成带领村民要求村委会换届必须依法选举，使非法选举不能进行，非法目的不能得逞。此期间本村书记商学吉指示其亲信本村村民姓徐的到支化成家公开要挟说：“你小心，要你的老命，杀你全家，叫你断子绝孙。”

　　2003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五夜，支化成的儿子、儿媳、孙女被杀。当时儿媳身怀有孕，四口被杀。血案发生后，至今无人问管不了了之，这就是反腐败的下场，我地再没有敢反腐败了！！！

　　四、下荒村的600亩土地被倒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马蹄营子乡下荒村的老村长张树学，在2002年4月13日莫明其妙地参加了一次村委会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村党支部的换届选举。4月22日，村委会又一次召开会议，议题是讨论出卖林木和治理当地的老哈河。张树学没有想到的是，一场讨论出卖林木的会议，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倒卖土地的会议。会后第二天即4月23日，600亩河滩地经村党支部书记王义全之手卖给了个体建筑队的包工头任相军。下荒村村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骤然失去600亩土地，一个个义愤填膺。张树学、宋国民等人前往乡镇政府上访申诉，事后却被任相军以妨碍征地为由告上了法庭。

　　村党委书记王义全等人宣称该项土地是经过公开招标拍卖的，然而，土地在开会的次日就卖掉了，是什么时候公正招标的呢？王义全说参加会议的34人是村民代表，代表们都同意卖地。事实上，那天开会时，名单上有10个人并没有到会，有9个人根本不是村民代表，甚至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村民代表。名单上另有一人已经死去两年，有一人根本就查无此人。开会的人中有8人是党员，有7人是普通村民，但并不是村民代表。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卖掉这么多的土地，是要召开全体村民会议集体讨论和表决的。王义全代表村委会和任相军签订的卖地合同上，标是360亩地，村民经过丈量后发现，实际圈地面积是600亩。

　　令村民们感到意外的是，喀喇沁旗法庭在判决书（2002）喀民初字第804号中，对于任相军一方的证据几乎无一例外地予以“采信”，而对于村民方的证据则统统认定为“证据不足”，对于村民们联署签字的举证材料，法庭也一概置之不理。据村民们了解，法庭庭长韩涛，直接参与了该项土地的买卖过程。韩涛在2002年5月13日下达裁定书，5月23日又将依法上访的老村长张树学拘留，15天之后才得以释放。5月24日，韩涛又再次派出12辆警车到村里抓人。在整个土地倒卖过程中，签合同的有韩涛，抓人是韩涛，审讯的是韩涛，判决的还是韩涛，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贼喊捉贼的鬼把戏。

　　村民们在喀喇沁旗法庭的判决书上，还发现一个有趣的错误：在一段话里把原告任相军误写成了“我”。“原告”一词怎么可能在正式的判决书里写成“我”字呢？这份判决书也似乎在告诉人们发生在暗箱黑幕中的真实故事。

　　下荒村的支部书记王义全等人还存在着其它一些腐败问题。村民选举的村长因为要查书记王义全的帐目，结果被王义全和他的兄弟打成重伤，后来不得不逃往异乡。小学校舍的建筑费用本来只需要50万元，实际上却花掉了70万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建成的校舍却根本没有经过质量检验，几乎就是一座危房。村外河堤的防护工程本来应该建筑18道石坝，结果却偷工减料建筑了9道石坝。王义全的哥哥经营市场，赔钱后反让村民负担，给村里带来10元的债务。村支部和村委会的种种劣迹，使下荒村的村民们终于觉醒：必须通过村官民选才能保证村委会服务于村民。

　　2003年6月2日，下荒村的几个村民代表打印几百份《致全体村民的紧急呼吁书》，其中历数了几年来村干部们的贪污腐败，最后写到：“第五届村委会选举要开始了，广大村民快点觉醒吧，让我们勇敢地站起来和腐败干部斗争到底！”

　　然而，即使村民们能够成功地选举出自己信任的一村之长，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被卖掉的土地不能被轻易收回，已经发生效力的法律判决也得不到重新审理，直接参与土地交易的韩涛和王义全等人依然手握重权，村民们并没有权力罢免贪赃枉法的法官和贪得无厌的村支书。下荒村的村民何时才能收回原本属于自己的600亩土地，迄今为止还是一个未知数。

　　2004年7月25日，“土地征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由于来自下荒村的老村长张树学及其他几位村民，不属于特邀人员，他们连公开发言的机会都没有得到。看着弱势村民们既无助又无奈的痛苦表情，笔者只能黯然神伤。

　　五、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动”

　　看过这些惊心动魄的申诉材料，笔者又看到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的一篇文章《寻找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其中恰好有一个小标题与1947年的胡适不谋而合：“我们可以做什么”。

　　党国英认为：“如同中国整体的经济改革一样，农村改革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改良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借口改革而患得患失、不思进取。眼下，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做好下面的一些工作。第一，借助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机会，大大缩小乡村公共机构的权力，发展民间组织（如各种专业协会及其联合会），以它来替代现有政府的部分公共权力。在适当的时候，中国农村的专业经济协会，会自然转变成类似农会那样的组织。第二，改革土地制度，把基层官员对土地的控制权力剥离出来。修改刚刚出台的《土地承包法》，加快《物权法》的出台，明晰土地产权，使农民拥有土地财产权。通过以上两个办法减小公共机构的权力，增加社区民选官员的荣誉性，有利于平稳推进乡村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第三，改革党支部权力的生成机制。在农村实行更开放的党员发展制度，鼓励有选举权的守法公民加入党组织，以扩大党支部书记的‘选民’范围。在条件成熟以后，创造一种形式使‘两委’选举统一起来。目前的‘两票制’也是一种好的过渡方式。第四，大力推动乡村选举中的竞选制度。”

　　至于文章中提到的“据我们了解，农民对当选村主任的第一要求是‘查账’，而原任村干部最害怕的是‘翻旧账’”，也就是笔者所说的由公民个人和公民团体积极主动地承担责任的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动”，党国英却语焉不详。在这一点上，能够做到直截了当和直言不讳的依然是胡适先生，他在标题为《五十年来的美国》的演讲中总结说：“美国的扒粪运动，所以能收到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效果，唯一的武器，便是采取科学研究的态度去找颠扑不破的证据、铁的事实。说到责任问题，因为美国是民主法治国家，重证据，重事实，以事实证据揭发黑幕，是不会受到任何制裁的。被揭发的，当然不愉快，但因为有证据，没有法子赖。可是如果没有充分证据的话，便要负诽谤的责任。美国是自由生产的国家，在大量生产下是设有法子节制资本的。但打击托辣斯，消灭垄断操纵，即是维护小工商业。”

　　笔者不是农村问题专家，而是一个饥着肚子在农村长大的农民后代，近年来也亲历过一些草根农民的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动”。在笔者看来，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大抵可分为资金、资产、资源三大部分。单就当下中国而言，随着计划经济的宣告失败，国有银行的资金和国营企业的资产，已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步丧失垄断性的绝对优势，并且逐步建立起较为健全的现代管理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极其有限的国土资源，成为贪官奸商争相掠夺的最后一块肥肉。勉力温饱的一点点土地，又恰恰是近10亿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民的家园土地保卫战，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意义的国家战争，都要来得旷日持久和深刻惨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根本命脉就系于此。以现代公民的合法身份，坚持不懈地通过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动”的依法维权与和平抗争，来有效遏制部分地区与公民为敌的制度性腐败，也许是当下农村社会最后的一线生机和希望。

　　就目前来说，极其弱势的草根农民，离信息时代的网络技术还相当遥远。利用自由主义文化人的有限资源，造就出几十位、上百位来自草根民间的维权斗士和网络作家，应该是并不困难的一件事情，也是笔者最近一段时间努力探索的一件事情，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指导。

　　六、11岁女童致信温总理替爷爷喊冤

　　以下是从河北省唐山市辗转送出的一封短信，11岁的张佳奇，是唐山市上万名库区移民的维权代表张友仁的孙女。由于不知道如何把这封信寄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手中，这封用铅笔一笔一划写成的短信一直没有能够寄出。据笔者所知，像这样的信件即使寄出，也不大可能被交到温总理手中，于是便擅自主张，把这封不足400字的短信公诸于众，希望亲民的温总理能够亲眼看到，并且能够给这颗11岁的纯洁幼稚的心灵以满意的答复。

　　温家宝爷爷：温爷好。

　　我叫张佳奇，今天（年）十一岁。因为您是当朝清官，无奈之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您写封信。1996年，河北省桃林口水库搬迁，我家有几百亩山场果园被淹没，仅补偿我全家一千五百元，故我爷爷、奶奶不干，上访八年。我三岁（时）曾随（爷爷、奶奶）进京上省，问题非但没有给解决，唐山公安却多次拘押我父母、爷爷、奶奶。（在哺乳期里）断我奶二十三天，至（致）使我现在骨瘦如柴。今年几万移民联合起来，提出对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罢免动议，（因为）唐山市移民办贪污挪用移民费1180多万。随后唐山公安在3月19日将我爷爷从北京抓回，一直看押到现在，迫害我爷爷左眼底出血，视力0.1。我家前后警车包围，两次抄家拿走电话。绑走我奶奶，见相片。特求温爷爷，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爷爷奶奶，救救我全家。我要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像您一样万民称颂一代清官。

　　张佳奇，2004年7月6日。

　　2004年8月26、27两日，笔者与俞梅荪先生得知唐山市政府在上报材料中有当地移民维权代表以讨要移民款为由骗取移民签名的说法之后，到唐山各市县再一次核实相关材料，认定移民代表所提供的材料基本属实，反而是当地某些官员在公然说谎欺骗上级政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从2004年3月19日唐山警察越界实施绑架行为，把张友仁从北京带回唐山后，张友仁一直处于严密监控之中。最初几个月除2004年6月30日至7月7日在家中短暂居住外，其它时间一直被软禁在唐山市丰南区中医院接受所谓的“治疗”。原本病情稳定的张友仁，经过长达5个多月的“监视居住”和强制“治疗”，病情日趋恶化，现在已经发展到糖尿病晚期，左眼前部发生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几乎处于失明状态。经过张友仁友本人及其家属的一再要求，几天前才被从丰南区中医院转院到医疗条件稍微先进的丰南区医院，丰南区公安局依然派出4名警员长住医院中，对张友仁实施全天24小时的严密监视。笔者和俞梅荪在医院门口与张友仁意外相遇时，一名警察不容分说就强行把张友仁带回医院。

　　查阅张友仁2004年7月26日的“会诊记录单”，一位叫袁秀芹的眼科大夫明明写着“糖尿病史6年，肺结核病史3年，乙肝病史4年，冠心病史4年，脑梗死病史6年，现视物不清4天。”像这样的一位重症病人，即使按照当下中国并不完全“以人为本”的现行法律，也是绝对不容许被“监视居住”的。作为一名病人，张友仁连接受探视的权利都被剥夺，这种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能够被容忍的。为此，笔者强烈要求唐山市有关当局依法行政，尽快给张友仁以人道待遇。

　　附文他的未来是绝路吗？

　　中经前沿 吴波

　　2004年9月13日

　　按照上层上层的政策，或许他不至于这样，可是，基于现实“潜规则”的推断，可以想见，他的未来却是黯淡、无望。我见过他一面，他呆滞失神的眼光，他妻子无助的眼神，至今游移在我的脑海。

　　他叫黄祥林，今年31岁，浙江苍南县官堂村农民，因几年前那场车祸致残，脑部重挫，几年来蚕居家中，整日恍恍惚惚，念念叨叨，基本丧失劳动力。那场车祸，他是拖拉机手，因雾天路滑掉进路旁的深渊里，随车的还有他的大哥和小弟及同村两位朋友，均被摔成重轻伤；
这飞来横祸不幸遭遇，使他家如临灭顶之灾，家底本来贫寒，为了及时抢救，家父家母，每日以泪洗面，四处举债，求助亲朋村邻凑钱求医，至今，债台高筑，欠下十多万救命钱。妻子是个弱小女子，文盲，无一技之艺；
家庭开支主要靠接济得过且过，儿子七岁了也没钱供他上学。这样的家庭因为没有与当地的官吏攀上关系至今不能上低保。

　　自当地政府圈地工作铺开以来，他只能靠传言了解自己的地被征用了，也不知何时那个征地协议村里的公章给盖了，因为村里压根儿就没有开会商量这码事。通知书下来了，通知领取补偿安置款，规定分批兑现，挤牙膏似的，签字画押领吧，意味着就这么简单同意被征用了，心疼不愿，其实管你领不领都一回事你只有认命的份；
不领吧，这年头传言很盛，村里的帐是本糊涂帐，也不见哪级主管来澄清，万一村里没钱了你再要就不容易了。村里也有人站出来维权，一次次一级级上访，可是，只有引火烧身的份，无补于事，现在，在当地警力的震慑下，村里人已被调教得像绵羊似的温顺了，抓了几个人多好的宣传效果啊立竿见影，开发商进场再也没人敢阻拦了。

　　土地是他的命根子，关心是自然的。土地被征，开发商进场，村里没有公示征地协议，征地的前置手续是否合理合法？村里人自然糊里糊涂，没人说的明白，他更是不知情了。既然征地的资讯无从知晓，既然征地的补偿安置事项没有商量余地，那还叫什么协议？没有协商，哪来一致？充其量是“霸王协议”罢了。村里人急的像热锅里的蚂蚁，三五成群去政府讨说法，遇到的却是遮遮淹淹、连唬带哄，不了了之。本来嘛，村里是要跟开发商签协议，协调好与开发商的关系是主要的，可偏偏施压的是政府；
征地也不分公益性用地与商业性用地，补偿安置方式方法单一、霸道、一刀切，据理力争？民诉官难于蜀道啊！征地听政？他更没有听人说过。

　　他的地快征没了，他的农业户口也快名存实亡了。补偿款来一茬用一茬，安置款更像救济款。

　　他现在住的二层楼房，是成亲时父母兄弟帮他盖的，有100平方，拆迁迫在眼前，政府给36平方的安置房，是要向开发商购买的，拆迁补偿款是不能提前支取的，备用于购买开发商的安置房，大致相抵。名为安置款，实为易货，而这样的易货开发商何乐而不为？

　　这样的安置他不买帐，却无可奈何，征地在紧锣密鼓，开发商挑灯夜战，上面的政策到这里还不见生效。他的事不是陈年旧事，而是发生于2004年9月前后，仍在持续的事。时逢大变革年代，世事充满着许多许多变数，但愿他的前途命运出现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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